尽显祖德流芳。王茂荫齐家思想深受其祖母方太夫人影响。方氏遵循传统道德,深明大义,治家有方,备受敬重。道光十二年(1832年)九月,三十四的王茂荫及第进士,备官户部后,乞假归省,其祖母谆谆告诫:“吾始望汝辈读书识义理,念初不及,今幸天相余家,汝宜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吾与家人守吾家风,不愿汝跻显位,至多金也。 ”道光十七年(1837),方氏八十寿辰,已在户部任职的王茂荫乞假省视,祖母告诫他的还是“吾家虽贫寒,粗足自给,愿汝善守身,不愿汝积多金也。 ”王茂荫自己遵循祖训,并以其自身言行发扬光大,他要求儿孙自觉传承其家风。咸丰八年(1858),他续作《家训和遗言》写道:“诸子都已成家,此后各自努力成人,我亦管不了许多。即我身在,儿辈不遵教训,亦属无益。若知无爹自责志,思我遗言,听好话,行好事,交好友,则如我在一般也。 ”
力求忠孝两全。王茂荫极尽孝道,也是其祖母的延伸。方氏对待老人十分孝顺,侍奉卧床婆婆十年,无半句怨言,在乡里广为传颂。王茂荫祖父客死他乡,方氏强忍中年丧夫之苦,还百般开导婆婆老年丧子之痛。王茂荫在京任职,未携家眷,主要考虑祖母、母亲年事已高,留夫人、子女在家代其尽孝。他认为“孝弟二字,是人家根本,失此二字,其家断不能昌”,他要求其子:“叔(指王茂荫弟弟)等在上,汝辈须恭敬,一切要遵教训,切勿因争多论寡,致失子侄之礼”。而且不但在大家庭内,要主动孝顺长辈,“他日分居时尤宜切记”,他还告诫子孙“莫看眼前吃亏,能吃亏是大便宜,此语一生守之用不尽”。他用“能吃亏是大便宜”来诠释有舍才有得所蕴含的哲理,并且他还强调这个道理“不独家庭宜然,凡与人交皆宜如此”。
传承乐善好施。王茂荫传承了古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理念,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他生活简朴,资助孤寡者,却习以为常。乡亲族里,修桥补路,建庙修祠,则量力捐资。他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其启蒙老师王子香,家道败落后,王茂荫招来王先生儿子,勉劳励勉,寄钱资助。王茂荫不但自己慷慨解囊,他心系乡党,极力倡导族群团结、安居乐业。他为家乡“承庆祠”的楹联写道:“一脉本同源,强毋凌弱,众毋暴寡,贵毋忘贱,富毋欺贫,但人人痛痒相关,急难相扶,即是敬宗尊祖;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苟日日侈游不事,匪癖不由,便为孝子贤孙。 ”
保持平民心态。王茂荫虽为京官,但始终保持平民心态,除衣食住行、族亲往来等日常生活外,在婚丧嫁娶上也保持一颗平民心。如:对其小女儿婚事,完全没有名门千金、门当户对观念,他在《家训遗言中》写到:“我之遗累,只一少女,汝辈当留心访一中等人家,虽填房亦可,切勿存不填房之见”。“惟人家要正派,郎才要学好。尽他身上所有送出门,便算完我心事”。又如,在对待修建坟墓态度上,王茂荫倡导“厚养薄葬”,不讲排场,不但其死后坟茔陋如平民,为其长辈修坟也简陋不虚费。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王茂荫给弟弟写信谈及给父辈建坟一事,要求:“只要将穴墩做好,以便验看,四边陪衬规模,均待真用得后再做”。
直言敢谏只为国。王茂荫为人耿直,不避权贵,力持正论,敢于启奏他人不能言、不敢言的奏议。在其供职的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大清王朝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朝廷内忧外患,千疮百孔,王茂荫一直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向皇帝提出经济、人才、军事等方面谏议。甚至因反对发行不可兑现纸钞受到“严行申饬”而调离户部、至兵部任职后仍致力于“团防”,并坚持谏言。王茂荫自咸丰元年(1851年)任户部“江西司员外郎”“陕西道监察御史”时,呈递首份奏折以来,十年间(不含“开缺”四年),上奏百余份,其中不乏《请暂缓临幸御园折》那样,直指咸丰皇帝声色犬马的逆耳“死谏”。歙县清末翰林许承尧曾说过:王茂荫单凭《请暂缓临幸御园折》,就足以青史留名。王茂荫不但自己刚正不阿,还要求子孙后代传承他直言敢谏品格,他告诫子孙“他日有如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
舍身报国志不摧。王茂荫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在《家训遗言》中多次提到“蒙上恩超擢”、“叠沐覃恩”等。他虽知道所获“恩宠”“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但仍感皇恩浩荡,决心以身报国。咸丰元年(1851)六月,王茂荫丁父忧三年,服阕,回户部供职,本打算“坐以二年为期即行告归,”然而,“自上年来,贼氛日炽,时事日艰”,自知“临难而逃,实所深耻,遂立意不告归”。认为自己“通籍食禄已二十余年,而敢于军书旁午之时作抽身而退之计乎,义无可逃”。咸丰三年(1853)六月,续作《家训和遗言》写到:“现在逆贼肆乱”。“自揣不能出力杀贼,万一或有他虞,惟有以身报国。诚知不足塞责,然才力有限,舍此则恐有辱国辱身之患,故不能作他想也”。王茂荫以身报国之心可鉴,在其临终前,仍嘱咐后人勿忘皇上天语“志虑忠纯,直言敢谏”,不可阿谀求荣。
青史留名平天下。王茂荫生不图名,死后却流芳千古。清同治四年(1865)六月,王茂荫在籍病故后,皇帝谕旨给予“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评价。朝野赞声鹤起,“三代帝师”、“四朝文臣”之称的大学士祁寯藻挽联赞曰:“谏草逾万言,每读焚余心事,光明照青史;交情获三益,最伤别后手书,感恻念苍生”;时任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曾国藩挽联赞曰:“七旬耆宿,九列名卿,谁知屋漏操修,尚同寒士;四海直声,卅年俭德,足令朝廷悲悼,何况吾曹”;李鸿章所作《诰授光禄大夫吏部侍郎王公神道墓碑铭》,更是记录了王茂荫修身报国的一生。同治六年(1867),德文版《资本论》出版,在其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83号注脚中提及王茂荫的货币思想,成了《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同年,《王侍郎奏议》刊刻行世,后两次“补遗”刊刻,共收录其奏稿103篇。此后,《王茂荫列传》、《王茂荫集》、《王茂荫年谱》等记载王茂荫生平、思想的书籍、文章相继刊行,广泛传播王茂荫治学、为官、修身、齐家思想。如今,王茂荫已经成为黄山市廉洁教育的典范。
撇开王茂荫所处朝代的历史局限性,他一生秉承的求知、廉静、求真、忠孝、民本思想,依然是当今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是和谐社会(“平天下”)建设的坚实基础。王茂荫的“家训”也绝非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教诲或嘱咐,更是凝结他一生求学、为官、做人的感悟,也是对徽州家风、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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