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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地方的丧葬风俗(3)

新霁2024-03-09

汉朝时,汉武帝以前,承接秦统,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于芸芸众生中极为盛行。敬鬼事神,建功修德,以求神鬼的点化而获长生不死,因此高祖建国伊始,便“甚重祠而敬祭”(《史记·封禅书》。),任巫行为国事,执掌祭祀,重大国事决策,常问巫占卜,故而在西汉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生活中,鬼神气息甚浓,敬神而重巫,巫者成了联络人神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民众生活中,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出现了两大奇观:一是巫众,“范氏世于晋,故祠祀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徒丰,丰居荆,故有荆巫。”(《史记·封禅书》。)二是庙宇繁盛。文帝时,赵人新垣平“言乞神事”,作渭阳五帝庙;武帝时,征服南越后,“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天坛,并祠天神上帝百鬼”(《史记·封禅书·集解》。),致使“街巷有巫,闾里有祝”(《盐铁论·散不足》。),鬼神观念,深入人心,上至一国之君,下至平民百姓,于其各自的内心深处,将宗祖崇拜与鬼神崇拜紧紧地凝结在一起,事死如生,甘愿竭尽财力去营造地下的生活环境。到了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谏为武帝采纳后,它的核心内容诸如“天人合一”,“天者百神之大君”,“天子受命于天”等被视为正统,极大地神化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成为统治万民思想的合法工具,三纲五常成为人们行为道德的规范。君权、夫权因儒教解释的微言大义而与以前的神权并驾齐驱,受到世人的顶礼膜拜。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给丧葬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丧葬礼仪的繁琐性。

南阳历史上比较动荡的年代,是从汉末到三国,又到南北朝这三四百年的时间内,因为那时战火连绵,经济萧条,官匪一家,民不聊生,盗墓贼人群生,统治阶级的地位亦不稳固,这样,人们在葬埋故去的亲人时,自然对两汉的厚葬之风有所收敛。统治者身先士卒,在薄葬方面迈出了一步,史书对此曾有较多述评。从三国开始乃至明清时期南阳的葬俗,东汉中期以后,封建王朝即将走完一个王朝由创建、鼎盛、衰退、灭亡这一周期,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使得战乱频仍,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外来佛教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了人们的思想空间,它宣扬的精神灵魂永生、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观念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加上东汉中期道教开始兴起,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的道士,他们积极参与民间祭祀活动,宣扬通过咒、符等手段加强对往来自由的鬼神进行管理。儒、释、道三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经过长期的斗争浸染,互取所长,渐渐走向吻合。

从三教对人们丧葬意识的影响来看,儒教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对人的行为意识起主导作用,道、释二教仅仅是强化了人们的丧葬意识而已。儒教统治人的意识形态两千余年,厚葬之风和繁文缛节在汉以后各代均有表现,并屡禁不止,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限制了人们薄葬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故而在两汉时期,宛人不论家财雄厚与否,都甘心情愿将财富埋藏于地下。在葬仪方面,只因财力所限,仅有陪葬数量的差异,而没有厚葬观念的差异。上至贵胄富商,下至平民百姓,在对待厚葬这个问题上,观点出奇地一致。厚葬在封建社会一定意义上成了人们立身处事的标尺,如果敢于标新立异实施薄葬,那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南阳丧葬文化承继的连续性,使得厚葬之风形成一股巨大的惯性,在穿越各个朝代的历史过程中,对其内涵中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及时地予以吐故纳新,以致于恒生恒新,万世不绝,成为人们丧葬活动的鲜明主题。这是一则曹操的手册: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武帝纪》。)晋宣帝司马懿,也深感身后厚葬不妥,于是事先作了详细的交待和安排,“先是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晋书·宣帝纪》。),要求其后人按照他的遗愿从事。自此开始,南阳民间崇尚厚葬之风稍有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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