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绘画中的醉饮图

明代绘画中，出现醉饮的画面并不鲜见。就绘画的主题来看，有描绘历史故事或历史人物者，也有描写时人者，更有以诗意而拟画境者；就画家构成来看，既有开宗立派或承前启后的一代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名或无名画家；就画家身份看，既有文人画家，也有供奉于内廷的职业画家。他们的画作虽不多见，但却可看出明代绘画题材的多元化与特殊的审美趣好。透过这一小众的绘画主题，还可看出明代文人和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与精神诉求。

一

最能代表这一主题的莫过于万邦治的

《醉饮图》

卷。

万邦治为明代嘉靖年间宫廷画家，字石泉，生平事迹史载阙如，作品传世极少。目前所见除《醉饮图》卷外，尚有一件

《秋林觅句图》

，可知他擅画人物、山水。

《醉饮图》卷描绘的是一群文人在树林中醉酒的情景。除往来穿梭于人群中斟酒与搀扶主人的两名书童外，画面共有八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饮中八仙”的故事。画面从右至左可分为三段场景：

第一段乃一人醉酒后扶树躬身而立，头向左侧前倾，做呕吐状；

第二段乃三人合围一圈，一人举杯劝酒，一人摇头挥手婉拒，一人淡然静观，另有一人则已酒力不逮，脱鞋斜躺圈外；

第三段乃三人已大醉，不省人事，一人伏于酒瓿之上小睡，一人后倾，书童在其后推扶之，另有一人则趺坐地上。

作者将醉酒的各种姿态通过细腻的笔触表现得栩栩如生，生动别致。在醉态百出的文人四周，散落着古琴、酒瓮、画卷、围棋、书籍、葫芦，甚至布鞋。而作为衬景，画中尚有古树、林泉。看得出来，在喝酒之前，文人雅士们一定有过抚琴、对弈、观画、阅读等雅集活动。在此图中，作者将醉酒的神态刻画得细致入微，若论明代画坛擅写醉态者，尚无出其右。作者署穷款曰“石泉”，并无印记，早年出版的《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一书还因此将“石泉”与“万邦治”误为两人，将此图定为石泉的

《秋林醉饮图》

，显然不知实乃同一人矣。

与万邦治情况大致相似的张鹏，也有醉饮图行世，其生平事迹也阙如，《图绘宝鉴续纂》记载其字应秋，号云程，福建瓯宁人，“游心艺圃，画擅百家之长”，“尤工山水烟雾”，但传世作品极少，除描写醉酒的

《渊明醉归图》

外，只有《雨景山水》和《满园秋光图》传世。

《渊明醉归图》描写的是一长者喝得酩酊大醉后由书童搀扶，缓步归家的情形。书童左手紧握主人衣袖，右手持折枝菊花，高举过头。作者题识曰：“酩然尽兴酬佳节，指恐梅花催鬓霜，云程”，钤朱文圆印“云程”和白文方印“福建张鹏”。题识中并无任何信息指向陶渊明，但画中文士的头巾是标准的渊明巾。在元人所绘的《渊明归去来图卷》和明人王仲玉的《陶渊明像》中，陶渊明的造型及头巾均与此相类，而清人所绘制的《陶渊明像》虽然为半身侧像，但其装束和相貌也与此图相近。

此外，图中书童所举菊花，也与陶渊明最经典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吻合。因而，无论从人物形象，还是配饰、衬景，将此图定名为《渊明醉归图》是毋庸置疑的。画中的陶渊明眯着双眼，不急不慢地由书童牵引向前，一副逍遥世外、归隐田园的形象跃然纸上。

与陶渊明饮酒相关的主题还有一件丁云鹏(1547—1628年尚在)的

《漉酒图》

。该图所绘陶渊明与书童共同漉酒。陶渊明与一书童手拉滤布，另一书童手持酒瓿倾倒。明人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称丁云鹏“画大士罗汉，功力靓深，神采焕发”，在此图中，亦可见丁云鹏与画罗汉大士一样的功力。作者用笔细腻工整，设色鲜艳，将陶渊明专注的神情与书童娴熟的动作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两图之外，陈洪绶(1599—1652)也有一件《渊明饮酒图》。作为归园田居的陶渊明，与酒结下不解之缘。通过《渊明醉归图》诸图，大抵可看出在明人视野中的陶渊明借酒消遣、与世无争的隐士形象。

二

在明代画坛，描绘文士醉饮的绘画多集中在以“饮中八仙”为主题的创作中。

“饮中八仙”乃指唐代以嗜酒著称的八位文人，他们是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在《新唐书·李白传》中专门提及八人，他们又被称为“酒中八仙人”，因杜甫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而名声大噪，流芳千古。杜甫诗曰：“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诗中将八位文人的醉态一一作了歌咏。在后世的绘画中，以此为主题的作品不胜枚举，宋代李公麟和元代任仁发就创作过

《饮中八仙图》

，到了明清时期，流传于世的作品就更多了。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画坛“吴门画派”的代表画家唐寅(1470—1523)有

《临李公麟饮中八仙图》

卷，而“吴门画派”传人尤求就有三件《饮中八仙图》卷行世：一件作于明隆庆五年(1571)，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件作于明万历十年(1582)，现藏厦门市博物馆(以下简称“厦博本”)；一件无年款，乃《白描饮中八仙图》，现藏苏州博物馆。此外，李士达也有一件作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饮中八仙图》卷，张有一套作于清顺治二年(1645)的《饮中八仙图》八屏。就传世作品而论，明代绘画中的饮中八仙达到了极致。

尤求的厦博本《饮中八仙图》是明代这一主题创作的代表。画中从右至左分别描绘八人的醉态：贺知章骑马醉归、李琎马上逢车、李适之对杯独饮、崔宗之举觞畅饮、苏晋持卷参禅、李白烂醉如泥、张旭醉中疾书、焦遂口若悬河。每个人各具其态，均为独立的场景，由陆士仁书杜甫诗中相对应的诗句于画面起首处，卷尾由尤求自题：“万历壬午仲春朔日写，常州尤求”。画卷并非尤求独创，而是临摹自元代画家任仁发(1254—1326)的同题画作。任氏作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二者比较，可看出尤求在构图、布局，甚至在人物服饰、色彩等方面都是对任氏画作的摹写。

明代很多以历史人物为主题的画作，大多是对宋元绘画的传移模写，如吴伟的《洗兵图》卷是对宋代画家李公麟的临摹、唐寅的《韩熙载夜宴图》卷是对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临摹等，由此画即可见其一斑。此卷虽非原创，但亦可看出在人物造型刻画方面的精湛技巧。徐沁在《明画录》中称尤求“所画仕女，艳冶绝世”，在此画中，仕女虽非主角，但从各色人等的造型与赋色，确可看出尤求的“绝世”之功。尤求的画艺除源自宋元贤达外，更直接或间接来自“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因而在画卷中，我们依然可见仇英影响的痕迹。

此外，唐寅和尤求的另一件《饮中八仙图》卷，均系白描画法，与此图有异曲同工之处，笔者拟以另稿详论。

三

在现存的明画中，还有多件与醉饮或“酒”相关的作品，如李士达的《芳园醉月图》描绘众文人在月下聚饮，很有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诗意；王问作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

《酒仙图》

描写的是昼锦荣归之时以麻姑所酿之酒为人祝寿；陈洪绶的《蕉林酌酒图》描写的是一高士独坐蕉林石桌旁举杯邀月，浅斟低吟，两仕女一人持酒樽侍候，一人浣花；陈洪绶作于清顺治七年(1650)的《把杯赏梅图》描绘的是两高士松下对坐，一人把杯赏梅，一人抚案凝望；张翀的《斗酒听鹂图轴》描绘的是数文人在柳堤边席地而坐，一边饮酒，一边举头仰望飞过的黄鹂；潘应聘作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的

《醉乡图》

，以线描画在瓷青纸上，描绘众文人聚饮雅集，有对弈、抚琴、杂技、吹箫、打鼓、斗酒、投箭、神侃、观望等，醉态纷呈。这些凝聚着明代艺术家笔墨情趣的醉饮图，从不同视野、不同审美角度阐释了明代社会中醉饮或明人视觉中的酒文化。

有趣的是，唐寅的一件

《苇渚醉渔图》

中，不画一人，更无饮酒的场景，却能传神地再现醉饮的情境。他所描绘的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夜景，一叶轻舟停泊在芦苇沙丘边，舟为乌篷船，船上蒿秆上悬着一顶蓑衣。作者题识曰：“插蒿苇渚系舴艋，三更月上当蒿顶。老渔烂醉唤不醒，起来霜印蓑衣影”，原来舴艋上并非无人，而是老渔翁醉饮后躺卧舟中。这种独辟蹊径的构思刷新了明画中醉饮图的范式，成为醉饮诸图中的一股清流。

四

当然，明代绘画中的醉饮图显然并不止于以上诸家。无论从传世画迹，还是从画家构成，抑或文献记载看，醉饮题材在明代画家笔下都是小有可观的。这不仅因为明人崇尚休闲与雅趣，更因为明人延续了宋元以来的绘画传统，在画中继承了宋元时代的相关题材，使这一主题在明代——尤其是在晚明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纵观明代画坛，除明代中期的唐寅外，其醉饮图几乎都出现在明代万历以后到清代顺治初年。这一时期，正是政治没落、经济凋敝、人心思变之时，一批文人不能在政治上施展才华，在严酷的高压政治下，遂转向呼酒买醉，借以消极遁世。

所以，在这一时期，画坛上出人意料地出现大量以醉饮为主题的人物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他们借历史人物如陶渊明和饮中八仙，来寄托自己的怀抱，以历史来隐射当时的社会现状。

以画证史，见微知著，透过这些饱含画家们艺术激情的醉饮图，我们大致可洞悉那个行将分崩离析时代的社会一角。晚明以后到清代康乾时代，醉饮图在绘画中就极为少见了。而到了清代嘉道年间直到清末民初，醉饮图又开始陆续出现。历史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艺术家的创造往往也有惊人的暗合，在集体无意识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历史在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