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门楣上的文化瑰宝）

匾额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以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和深远的寓意，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述说着上千年的历史，被称为“古建筑的灵魂”。历史上曾出现“无处不匾”“无门不匾”的盛况。

源于古人对门的重视

提到匾额，许多人可能觉得很陌生。但如果说到老字号商铺“稻香村”“张一元”，再到皇宫寺庙的“太和殿”“雍和宫”，就会感到匾额离我们并不远。它既是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一种传统象征，既是人文风景，更是历史印记。

匾额兴起于先秦，历经两千余年沉淀与打磨，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分支。匾额简称为匾，古代“匾”写作“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扁”作了如下解释：“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即点出了匾额作为“建筑命名”的原始功能。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牌匾，简称为扁、匾或额。也有说，横写为“匾”，竖写为“额”。中国的古建筑门屏上端，多缀有匾额，其特点为文字不多，一般二字、三字、四字。古代匾额大多为木质，也有石质雕刻的。不论木质或石质的，匾额一般为长方形，尺寸以门面大小而定，多为黑漆金字，醒目端庄，寓意深远，措词文雅，书法遒劲有力。

匾额习俗的形成源于古人对门的重视。在古代，门被称为“衡门”，是一种领地的标识，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然保留着在衡门上放置猎物作为其领地的风俗。当部落发展成为国家，氏族首领化家为国，衡门上的标志也简化成为文字，成为了国号。我国古代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国号为商，《诗·商颂·玄鸟》中曾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字的甲骨文极像衡门之上放置鸟牲。

中国的古建筑，举凡楼、台、亭、阁或轩、榭、堂、馆，匾额是不可缺少的装饰品，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由于匾额在建筑物中占据了显耀的位置，因此极受古人重视。史载三千多年前，周文王建台礼天，榜名“灵台”，可以说是历史上匾额的雏形。自秦始皇统一始，真正意义上的匾额就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得以颁布施行。秦《会稽石刻》记载：“秦圣临朝，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其中的“显陈旧章”，确立了匾额的地位与使命。秦朝的书体定为八种，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署书又称榜书，就是写匾额用的字体。

《太平广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三国魏明帝时建凌云台，韦诞奉命“题榜”，但“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绳亘引之，使就榜书之”。皇帝为了匾额的完美已经不顾臣子的生命安全，匾距地面有二十五丈，数十米高，韦诞“因致危惧，头须皆白。乃掷其笔，比下焚之，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其意为，悬挂高空去题写匾额，因为恐惧，韦诞头发和胡须转眼间变白了。回到地面，他把毛笔烧掉，表示再不写榜书，并且还将不准子孙学习榜书写入家规中。

商铺挂匾额招揽生意

匾额广泛流传，由官方传至民间是从唐末开始的。当时里坊制度被废除，百姓可以临街开店，挂出各自的匾额来招揽生意。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匾额就更多了。

在《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中能看到汴京街道上，两旁并列着各种店铺、作坊，其中有酒楼饭店，也有金银铺、裱画铺和医药铺，如“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香药铺）、“王家罗锦匹帛铺”（绸缎店）、“刘三叔精装字画”（博古斋裱画铺）以及“赵太丞家”等医铺。

俗语道：“创出金字招牌，买卖找上门来”，流入民间的匾额逐渐成了商家的招牌、店铺的品牌。著名的招牌，实际上也就是著名的商标，它往往同优质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同顾客的认同感、信任感联系在一起。

店家的招牌常喜欢用吉利字眼，比如北京老字号“内联升”中的“内”指大内宫廷，“联升”示意顾客穿上此店制作的朝靴，可以在宫廷官运亨通，连升三级。

可口可乐的第二任总裁伍德鲁夫曾说过，“如果可口可乐公司一夜被大火烧掉了厂房和设备，只要给我‘可口可乐’这四个字，我照样可以东山再起。”这就是品牌的价值。

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百草厅”被人接管后，白家二奶奶以“白家老号”的匾额作为白家私产为由参股。电视剧并非虚构，民国年间的一场大火中，“六必居”店里一位老伙计，闯进火海，冒死将“六必居”的牌匾抢了出来，六必居的老板很是感动，将这位老伙计命为“终身伙友”，并终身“高其俸”。

20世纪30年代，上海老字号童涵春堂曾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把部分产权出售，经过出、受盘人双方协商，在出盘的时候，将牌誉这块无形资产作价80万两白银，折合112万枚银元，可见名店招牌的珍贵。

祝寿匾额成清代风尚

除了为建筑物和商铺“标识名称”外，匾额在古代还是宣扬教化的重要传播媒介，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伦理道德。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北宋抗辽名将杨业一家世代忠良，忠心报国，宋太宗赵光义赐金五百万敕建一座“清风无佞天波滴水楼”，并亲笔御书“天波杨府”匾额，下旨满朝官员凡从天波府门前经过，文官落轿、武官下马，以示对杨家的敬仰。宋徽宗还曾赐唐朝大将陈元光之庙以“威惠庙”的匾额，以追思其开发漳、潮地区之功。在当时能获得官府或皇上的匾额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不仅是家族的光荣，能够泽被后代，还可以成为一个地区的光荣。

明清之际，牌坊匾额成为最高统治者褒奖功德孝贤的重要形式，需经皇帝降旨或恩准才能建造，在正楼檐下和顶枋之上的正中间建有一个小龛，内有一块小石板，上镌“圣旨”“恩荣”等字样。牌坊的主楼写有匾额文字，匾额下方刻有旌表人物名，或者记录表彰的缘由。在云南纳西族“木府”前精工细作的牌坊正中，就安放着镌刻明神宗钦赐的“忠义”二字的匾额。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标志，更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内涵。

清朝律例规定，匾额作为一项特殊的旌表物品赏赐给寿民，从而使得匾额被广泛运用到祝寿之中。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一中所说的：“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之署，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 康熙称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为“此吾家老人也”以及为其题写“萱瑞堂”（古人以“萱”喻母）匾额，充分显示了康熙对曹家的恩宠和信任。

据说，乾隆登基后的第一块匾，是赐予山东按察使黄叔琳，因其母吴氏年近九十，赐“德门寿母”额，而且在其执政的六十年中，凡朝臣七十寿诞，要员父母八十、九十高寿，乾隆都不忘题匾赐匾以彰庆贺。他的做法深深影响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等多位皇帝，使得老人祝寿匾在清代成为一时风尚，至今仍有大量实物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