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阳（羊祜“堕泪碑”的典故）(2)

岘山·羊祜·堕泪碑

中国叫岘山的山有多处，但唯有湖北襄樊的岘山最为著名。襄樊的岘山位于襄阳城西南五公里处，俗称“三岘”，包括岘首山（下岘）、望楚山（中岘）、万山（上岘），她背靠巍巍大荆山，环抱“铁打的襄阳”，遥控“纸糊的樊城”，面临滔滔汉水，雄据一方，是一座地道的历史文化名山。其中，以岘首山的文化积淀最为丰厚。

真正让岘山名扬天下的，是羊祜与堕泪碑。羊祜是西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镇守襄阳十年，功勋卓著，死后百姓于岘首山为其建庙立碑，以纪念其功业，凭吊者望碑无不流泪，因名堕泪碑。

羊祜（公元221——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据《晋书》记载，羊祜出身于汉魏名门士族之家，从他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皆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的官职，并且都以清廉有德著称。其祖父羊续汉末曾任南阳太守，父亲羊衜为曹魏时期的上党太守，母亲蔡氏是汉代名儒、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羊祜早年丧父，青年时博学能文著称，身材魁梧，眉目清秀。曹魏末年，历官中书侍郎、给事中、黄门郎、相国从事中郎、中领军悉统宿卫等职，参与司马昭的机密。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后，进号中军将军，参与灭吴大计。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荆州治所襄阳。

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西晋的荆州包括今天的陕西、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区，治所在襄阳。吴国的荆州则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晋吴间的边界线以荆州为最长，所以这里是灭吴战争的关键地区。

羊祜品德高尚，政绩突出，镇守襄阳十年，着力经略荆州，为灭吴做准备。在此期间，羊祜安定民心，整饬边防，开办学校，发展周边贸易，励精图治，广布恩德，维护了一方安宁，为全面灭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勤政廉政，洁身自好，“志存公家，以死勤事”，“执德冲虚，操尚清远”，深得朝野赞誉。虽镇守一方，位高权重，但平时用度节俭，穿着朴素，“立身清俭，被服率素”，每当领到薪俸或得到赏赐，都拿出来接济当地百姓，赏赐麾下军士，而家中没有什么积蓄，也从不置办田产、宅院。一次他的女婿劝他趁早给自己置办些住宅田产，他听后不置一词，转身告诫立在身旁的儿子说：“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识吾此意”，一番话说得女婿哑口无言。

羊祜谦虚宽厚，淡泊名利。虽受重用，但对前朝有名望的老臣王佑、贾充、裴秀等每每谦让，不使自己处于其上。晋武帝代魏后赏赐羊祜“封郡公，邑三千户”，因祜“固让封不受，乃进本爵为侯”。后来加封车騎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祜又“上表固让”，武帝未准许。此后，武帝“又封祜南城侯，置相，与郡公同”，祜再次“固辞不拜，帝许之”。

作为一名军事家、战略家，羊祜积极筹划并屡呈灭吴方略，在时机尚不成熟前不贸然行动，而是裁减冗员，屯田垦荒，抽调四万军士，垦田八百多顷。既为灭吴储备了充足的军粮，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采取“远绥怀近”战略，用德和信感化吴人，各保分界，不求细利，保持了边境的安宁。致使“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而不呼其名。

作为政治家，羊祜既能虚心纳谏，又能荐贤举能，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羊祜推荐王浚留任益州刺史，总统长江上游军政事物，得到朝廷批准。王浚留任后招募兵士，打造战船，训练水师，成为后来灭吴的一支劲旅。唐代刘禹锡有“王浚楼传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诗句称颂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六月，羊祜病，他推荐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的杜预代替自己。十一月，羊祜病逝，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不负所望，按羊祜生前的军事部署，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一举灭吴，完成了祖国统一大业。羊祜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战争，但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灭吴捷报传至洛阳，群臣致贺时，晋武帝手举酒杯，流着眼泪说：“此羊太傅功也！”

羊祜病逝，朝野震动，晋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泪沾须鬓，皆为冰焉”。荆州百姓得知羊祜死讯，罢市痛哭，街巷悲声相属，连绵不断；吴国守边将士也为之落泪。

羊祜喜游山，常登岘山，对岘山的青峰白云流连不已，终日不倦，曾对从行者说过：“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襄阳百姓于城南岘首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庙立碑，岁时祭祀。由于人们一看见石碑就会伤心落泪，杜预因此称之为“堕泪碑”。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有“羊公碑尚在，吟罢泪沾巾”的诗句。陈子昂在《岘山怀古》中也有“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的咏叹。

堕泪碑本为襄阳百姓所立，西晋永兴年间，李兴撰文并刻立《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矩平成侯羊公碑》，记载羊祜居朝出镇，德高行恭、泽被江汉之勋业，及其卒后故吏高文、奚廉共揭贞石，刊勒盛轨之事。李兴所撰《羊公碑》刻立后，为时人所推重，遂将“堕泪碑”之名移贯此石。“堕泪碑”传至南齐时一度遭到毁弃，南梁时重立，此后多次废立。

羊祜一生虽身居高位，但清廉爱民，志存高远，其不朽业绩和高尚品格广为世人传颂。如今堕泪碑虽不见踪迹，但凭吊之人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