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各地都流行家族起堂号的风俗,武安这种风俗一度极盛,稍稍富裕的家族,差不多都要起一个堂号。所谓“堂”,是指宽敞明亮的屋子,或谓住宅的正屋。古代居室,前为堂,后为室。由于堂屋是住宅中较为宽敞、考究的屋子,故成了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我国古代祭祀祖宗之处还有专门的场所,这就是由春秋宗庙发展而成的祠堂。宋、明以后,民间联宗立祠之风日盛,遂使宗祠遍布天下。
中国人向来有好名的习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堂屋与祠堂既然如此重要,自然要给其取上一个雅训的名号了。这名号,就是堂号。
堂号总的来说,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有明显的姓氏特征的堂号,二是没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
拥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往往根据先人郡望、德望、操行、功业、科第、字号、著述、典故、居住地等来命名,以示家世显赫,或藉以弘扬祖德,启裕后人。它具有重复性,会重复出现于该姓氏的不同支族,这种姓氏堂号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宗亲色彩与精神凝聚力量。这类堂号在武安并不多见,只散见于一些大姓的家谱中。
姓氏堂号又分为两类。
一是郡望堂号,所谓郡望,即郡中之望族,也即郡中的显贵姓氏。郡望堂号以该姓氏发祥地郡名为堂号,亦即以郡号为堂号。如李姓的 “陇西堂”、陈姓的“颖川堂”、赵姓的“天水堂”,王姓的“太原堂”,郑姓的“荥阳堂”,这样的堂号可称为郡望总堂号。各姓氏的分支,既有该姓氏的总堂号,又有自立的分支堂号。如太原王氏,以后又衍生出琅琊王氏、金陵王氏、固始王氏等,有的王氏分支即以此分派世系之郡望为堂号。这样的堂号可称为郡望分支堂号
二是典故堂号。它以先祖之道德文章、功业科第等为基础,往往摘取其中吉利祥瑞,训勉后人向上的文字作为本支的自立堂号,以区别于其它支派,此可称为典故堂号。如王姓的“三槐堂”、魏姓的“十思堂”、陈姓的“归来堂”、杨姓的“四知堂”,任姓的“五知堂”、郑姓的“务本堂”、张姓的“百忍堂”、白姓的“香山堂”,赵氏“半部堂”,谢氏的“宝树堂”、朱姓的“紫阳堂、孙姓的“兵法堂”、周姓有“爱莲堂”、郭姓的“汾阳堂”、范姓的“麦舟堂” 屈姓的 “三闾堂” 、马姓的“伏波堂”,吴姓的 “至德堂”、柯姓的“瑞鹊堂”、艾姓的“爱民堂”、田姓的“紫荆堂”、戴姓的“礼经堂”。其中杨姓的“四知堂”,出自“杨震举王密,不受四知金”的典故。周姓的“爱莲堂”,源于名篇《爱莲说》。孙姓的“兵法堂”,出自战国著名军事学家孙武的《孙子兵法》,朱姓的“紫阳堂”,出自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室名。白姓的“香山堂”,出自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屈姓的“三闾堂”,出自楚国三闾大夫屈原。马姓的“伏波堂”,出自后汉伏波将军马援。郭姓的“汾阳堂”,出自唐朝汾阳王郭子仪。这些堂号都和主人的姓氏联系在一起,一看堂号便知主人姓什么了。
没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主要取材于吉利、祥瑞之语和前人的佳句,也有的取义于体现封建伦理纲常、训勉后人积极向上的词语。如庄宴韩家的“吉善堂”,伯延李家的“齐善堂”,龙泉武家的“文德堂”,“铭德堂”,“瑞献堂”,白家的“槐荫堂”。大同王家的“春合堂”,城关五街韩家的“和合堂”,姚家的“文明堂”,郑家(郑老玉)的“正德堂”。城关韩家(韩老绍)的“常兴堂”和杜家(杜老顺)的“九盛堂”,既是堂号,又是买卖字号,人们习惯称这两家为“常兴韩”和“九盛杜”。大洺远村尹家一支的“忠厚堂”,籍柏树籍姓的“毓英堂”。没有姓氏特征的堂号,大部分为某一支族特有或自创的,很少重复。这种堂号在民间很流行,也很实用。不管有钱的大户,还是一般人家都可以起个这样的堂号,但真正能风行乡里的堂号,还是那些大户人家的,一般人家虽有堂号,但大家对主人依然是呼名道姓,主人也奈何不得。在武安旧时流行的堂号主要指这一类没有姓氏特征的堂号。
这种没有姓氏特征的自创堂号,当然是为了追求风雅,但又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风雅,它与旧时中国的大家族制有更多的联系。彼时人们特别注重“四世同堂”、“五世同堂”这样的大家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能以主持家务的家长对外理事和扬名,大家族中的主事人往往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这使得家长与家中最受尊重的老人不相一致,又使得大家的对外事务会因家长的更替失去连续性,解决这些的方法,就是有一个代表家族的堂号。有了堂号,代代相承,家族的名声可以因之长远,家族对外的事务也便有了连续性。起堂号要请当地有名的文人,尽力求雅求吉祥。
武安大洺远村的尹懿堂是有名的地主兼资本家,可谓民国年间武安首富,是尹家的当家人。他的父辈弟兄五人(叔伯兄弟)共同生活,没有分家,立堂号为“五福堂”。当年尹家就用这堂号维系着这个大家族直到1945年武安解放。那时 “五福堂”在武安可谓尽人皆知,名声在外。就是现今,一些上年纪的人一提起大洺远的“五福堂”,仍然娓娓道来,赞不决口。
还有一种现象,如果兄弟分家另过,完全可以重新立自己的堂号,比如大贺庄的的胡姓,就有安定堂,安命堂,广德堂,修得堂,中和堂,忍耐堂等多个堂号,还有该村李姓有福德堂、福寿堂、万寿堂,常姓有继述堂,富德堂。龙泉武家的“文德堂”,分成三支“萃焕堂”,“慎独堂”和“道生堂”。
有了堂号之后,主人必用心使它显要,堂号一般刻匾悬挂在厅堂太师壁上或大门的走马板处。北安庄的赵家是该村首富,其主屋一进三的院落,至今基本完好,青砖灰瓦,雕梁画柱,古香古色,其北屋客厅隔扇上方挂一大匾,书三个大字“四知堂。”这“四知堂”本是杨姓的堂号,赵家用它,笔者很是蹊跷,是特别崇拜杨震,还是他的祖先也姓杨呢?不得而知。其实,在武安真正把堂号写在匾上挂于厅堂或写在祠堂里的并不多,大都用于家谱名称、家庙(祠堂)匾额、家族学校校名,店铺、书斋、礼簿、地契、执照等处,以及生活器具,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桌子板凳、盘子碗等上面,在上面书“某某堂记”,用以区别姓氏,标明族称。在张儒山村,一张姓堂号“思儒堂”被写在了茶盘上,另一个张姓堂号“富轩堂”被写在了整套家具上。
另外,在武序增收藏的一份地契里这样写到:立卖契人武修义因不便,今将自己午汲路中地一段,计地四十八亩零七厘二毫零三忍,随带原粮一石八斗二升六合七勺三八撮,其地东至孙姓,西至路中,南至有余堂,北至润身堂,四至分明,今官中说合,情愿出卖与张郁名下永远承业,言明时估价每亩足色纹银叁两整,其银当日交足不欠,两家情愿,各无幡(反)悔,画字断契,乙(一)切在内,恐后难凭,立字为据。大清光绪十年十月二日。其中的“有余堂”、“润身堂”就是堂号。
笔者手里还有一份民国24年的租稞执照,上写:武安县财务委员会,为征收租稞事,今据第六区西庄乡佃户李庚辛完纳二十年份广仁堂租稞洋壹元五毛,自封投柜,现已收讫合,给执照为据。中华民国廿四年十贰月三日。其中的“广仁堂”乃武安城里一慈善机构的名称,并非单门独户的堂号。
由此可见,由最初的家族堂屋、祠堂的名号扩大为用于家族一切公众事物、建筑物及家族个体的生活器具,这是姓氏堂号作用的历史发展与自然延伸,也是人们重名心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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