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麦加”（甘肃·临夏）(2)

这里经堂教育十分发达，穆斯林宗教信仰虔诚。许多(伊玛尼)薄弱者，经学者们点化和启蒙，很快从世俗和迷途中归来，许多难以忍受的磨难和困境，经过他们思想的浸染，再大的困难和压力也能够承受。千百年来，河州穆斯林经历了悲壮坎坷的历程，为坚守信仰和保卫生命而遭受了不堪回首的磨难。

腐朽残暴的清王朝使穆斯林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被杀戮、被征发、被驱逐，从富饶的江南和中原被驱赶到贫瘠的西北，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穆斯林没有被黑暗的势力所消灭，没有被蒙昧的文化所吞没。因为穆斯林对真主的敬畏和热爱胜过了一切，他们确信人类的生存只为了追求至善，追求永恒的真理。

在清同治年间、随着陕、甘、宁等各地的十几万回族因反抗清政府的血腥统治而被赶出八百里秦川之后，迁来河州。光绪二十一年关中两千多户回族又被迁徙河州，与当地汉族等民族与回族杂居融合，使河州回族人口不断增加。随着回族人被迁徙，中国西部的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中心从长安转移至古城河州，融合于河州伊斯兰文化之中。使伊斯兰文化在河州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河州自古以来清真寺与拱北星罗棋布；经堂教育十分发达；著名的宗教学者不断涌现；穆斯林群众宗教信仰非常虔诚；伊斯兰文化气氛浓厚，诸多因素使河州形成了浓郁的伊斯兰特色。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笃信、虔诚以及穆斯林之间的和谐、亲情，特别是“麦加”的伊斯兰文化氛围等特点在这里能明显体验，人们就把自已的这种感受演绎成了大众的认同。河州，中国的“小麦加”，就这样传播并形成。而这一块平凡又神奇的土地，就是全中国穆斯林注目和向往的地方，是人们心目中的绿洲和沃土，百万穆斯林在这里生活。这就是古河州—中国的“小麦加”。河州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伊斯兰教东行道路上的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北乃至中国的伊斯兰学术文化中心。有学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河州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百科全书”。

在历史长河演绎中，伊斯兰教对河州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如爱国爱教、孝敬父母、怜惜孤儿、扶贫济困、扶危济困、尊重知识、清正廉洁等。这些行为准则和道德风范，对于塑造人们的精神情操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就是，河州穆斯林十分好客，待人真诚耿直，宽厚朴实，敬重朋友，讲诚信，重友情、“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知德感恩，形成了勇敢坚定、坚忍不拔、摧不垮、压不弯的民族性格。

河州穆斯林对外地穆斯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他们的生活中体现了穆圣的遗训：“天下穆斯林皆兄弟”。长期以来河州穆斯林实实在在地践行着这一理念。因而，“小麦加”浓郁的伊斯兰氛围成为研究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文化胜地。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民族商人和实业家。被群众称为马矿务的马辅臣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创办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民族企业：筹资修建了临夏西川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第一座“飞马”牌火柴厂；第一条商业街(南关新市场)，开创了临夏办工商企业的先河。并捐资修建了第一座大夏河公路大桥。第一次为安置贫困户修建了乐民小区，28座四合院，(俗称28院)安置无房贫困户80多户。这许许多多的学者、先贤和实业家对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十多年前《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他轰动一时的新闻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中写到：“河州是中国西北回教圣地。中国西北回教中主要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人物、以出于河州者为多。河州名气、震动着西北各族人之耳鼓。回人听到河州，非常的高兴，这是他们的老家，是他们财产的集中地，是人口的集市地……”。

前不久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研究所，马平研究员在临夏调研时，参观清真老华寺后挥毫题词，写下了“中国小麦加美名天下扬”的赞词。

河州是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多种宗教信仰、多种教派并存。临夏州各民族始终如一团结和睦、和谐共荣。现在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环境和国际威望最好的时期，对伊斯兰文化也不例外，党和国家对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进一步贯彻，整个社会相当宽松，文化氛围、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理念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改善，国家一些政策向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倾斜，中国与阿拉伯、波斯、中亚等伊斯兰教国家及地区间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无疑都使我国目前经济、文化、外交发展环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昔日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河州焕发了青春，加快速度向现代化城市迈进，城区、县镇大型商贸大厦一座座拔地而起，一幢幢新颖住宅楼鳞次栉比，一条条平展展功能齐全的现代化马路陆续竣工，民营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商贸流通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