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车马文化观念的深入,古代凡属重要的社会活动,都要安排上十分排场的车马仪仗。譬如重要的祭杷活动,婚丧嫁娶等等。祭祀话动以皇帝祭天地社稷最隆重,往往千乘万骑,气势豪壮,此外,还有地方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都要求最好的车马仪仗行列。
古代的嫁娶中,车马当然是体现双方家庭地位的标志,一般比较隆重,《潜夫论·浮侈篇》云;“富贵嫁娶,车车并各十,骑奴侍童夹毂节引,富者竟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能以车车并各十嫁娶的,地位并不是太高,却比“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才,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的”地方官吏高多了。这些有“盐铁之利”的“专业户”,娶嫁中设太牢之厨膳,妇女有百辆之陡车”,虽无资格于“车车并”,却能有众多的陡车,反映了汉时车辆制度的松驰。
古代丧葬中用车,则是今天最容易体察的方面,丧葬用车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送葬,一是陪葬。其隆重程度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厚葬隆祭久祀的特点。
送葬的规模一般是以进葬的车辆多寡来衡量的。送葬车辆既反映出死者的地位高低,叉同时标示了治丧者的家世,所以往往要倾其家力,甚至千方百计僭越规制。《汉书·剧孟传》云:“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其规模就够大了。然而和汉霍光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汉书·孔光传》载:“光薨,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輓送,车万余辆,道路皆举音以过丧,军士列阵以送。”
送葬的盛仪往往超过生时,陪葬车马的规模也往往很大。《潜夫论·浮侈篇》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多埋珍宝偶人车马”。
《后汉书·礼义志下》则清楚记载着大丧的明器规格,其中车马规定:“輓车九乘,刍灵三十六匹”。
考古发掘中稍有点规模的秦汉墓葬,都有车马随葬,很少有例外,最能说明车马文化在丧葬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使用车马随葬当然不自秦时起,但是秦始皇帝的车马随葬却是已知规模最大的随葬。已探知埋葬的马匹不仅仅是陶马,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活马,在陵园外东侧和陵园内西侧都发现有大量的马厩坑,埋葬有数百匹活马,埋葬的各种车辆则至少有一百多辆,铜车马是它的最典型的代表。秦陵铜车马随葬,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车马文化在丧葬领域里的意义。
正是纷繁复杂的车马礼仪实践,构成了色彩斑烂的车马文化的基本内容,并且长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着特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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