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北京市区的“新疆村”）(3)

从“新疆村”到民族美食街

据周泓介绍，她曾在图书馆无意间浏览到《北京历史民俗》一书，内有北京城址的方位及其变迁。由于《北京历史民俗》展现了北京由蓟城、燕城、南京、中都——大都、北平、京师、北京的发展变迁，也就验证了她之前的论断：元代时畏兀村兴起，是因为大都城之兴建基于金中都北郊的离宫及高粱河水的开发，而使都城北移；然明朝因畏惧蒙古南下，而将城池自北下缩改建，使得畏兀村从明末开始变得萧凉。清朝畏兀儿人傍高粱河继存、同时东南向移居，融入当地汉、满、回族中，民国又进一步南向移寓。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通过史料考证认为，自元代始至清代，除了聚居于畏兀村的维吾尔人之外，陆续不断有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迁入北京，但是畏兀村自明代以后不断衰落，清代中期以后，该村的畏兀儿人或迁走，或融入其他民族之中。究其原因，他认为畏兀村的居民一直信仰佛教，又世代为朝廷高官，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民族之中。据杨圣敏所做的调查，1949年时，昔日维吾尔贵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17户汉族农户，已不见维吾尔族人的踪影。

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将原住红庙、白祥庵村等地的100余户居民迁至魏公村，为他们修建了房屋，划分了周围的土地。此后，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以务农为生，成为公社社员，属于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小队。但随着政府在西郊各项建设的开展，如上世纪50年代后，在魏公村周围相继建起了北京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中国气象局等，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长和房屋的增建，土地越来越少，到了上世纪70年代，村中居民已逐渐脱离了农业，转而成为工人、小商人等城镇居民。村周围只剩下少量庄稼地和小块儿菜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村周围的农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楼等建筑取代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提供劳务服务。于是，善于经商的维吾尔族人再次陆续来到北京，其中很多人到魏公村一带经营餐馆。后来这里陆续出现东乡族、藏族、朝鲜族、傣族、彝族等民族经营的餐馆，逐渐发展成了多民族餐馆一条街。然而也是由于维吾尔族人居多，这里开始被老北京称为“新疆村”。

据杨圣敏的调查考证，1983年，当地出现了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在“新疆村”的餐馆一条街上，维吾尔族餐馆独占鳌头。他们经营的烤羊肉串、抓饭、烤馕、薄皮包子、拉面、汤面片等维吾尔族美食广受人们的青睐。

杨圣敏曾带领学生调查了其中11家维吾尔族餐厅，了解到这些维吾尔族老板的创业和生活经历。据说，他们来北京之初，都是先投奔同族亲朋，所以他们尽量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在“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有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族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族居民与居委会和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族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

来“新疆村”就餐的顾客与北京一般的餐馆有明显的差别，顾客中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同胞和外国人。有些居住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前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人居多。据说，这些国家的使馆人员经常携全家来此用餐。“新疆村”成为了展示维吾尔族的窗口，也成为维吾尔族人与其他民族交流、沟通的平台。

如今的魏公村，以“民族美食街”的名头招徕了很多其他少数民族的风味餐厅，如长盛不衰的云南“金孔雀”傣族餐馆、“满德海”蒙古族餐厅、“老陈家”清真餐厅，还有藏族、彝族、朝鲜族等民族的特色餐馆。各民族在此以美食为媒介，向人们展示和传达着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情趣，同时，魏公村也成为各民族交流沟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