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北京市区的“新疆村”）

魏公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白石桥路和学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是一个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

尽管魏公村的得名传说不一、难以考证，但是，它与维吾尔族同胞的缘分却是由来已久的。700多年来，它目睹了北京城的变迁，也见证了各民族交往的传统。

曾是元大都郊外的畏兀儿人聚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泓曾对魏公村的历史进行过多方考证，并著有《魏公村研究》一书。她认为，魏公村地区在元朝时是畏兀儿人，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的仕官的宅墅及其家族墓地之所在，如受封宅邸并敕封“魏国公”的布鲁海涯及其子廉希宪家族都葬于此。元朝还追封畏兀儿重臣扎马拉丁、阿里罕、亦不拉金祖孙三人为“魏国公”。因此，周泓推断，魏公村并不是像《洪业论学集》中所说和一些学者所考证的是“讹称”、误读，更不是如“魏吴”之舛写，而是因为廉希宪等畏兀儿人被封为“魏国公”之敕誉，被族人敬重，是一种荣称或自称。另外，北方民族史研究专家贾敬颜也认为：“畏兀儿村之得名，确贯、廉二氏矣。”所以清代此地由“畏兀村”改名“魏公村”，可能是因为被封为“魏国公”的大人曾居住、安葬于此。

虽然对“魏公”名称的来历有分歧，但学者们都认为今天的魏公村曾是元大都郊外的畏兀儿人聚落。它和畏兀儿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形成与金元时期对高粱河水系的利用密不可分。

高粱河是今天北京西郊一条重要的水系，它由西直门流经紫竹院公园北侧、直通颐和园昆明湖。

由于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畏兀儿人的宗族观念，元代时，在西直门外、高粱河畔出现了几个畏兀儿大族世代相承的家族墓地。以这些大型陵园为核心，这里逐渐形成了畏兀儿人在京郊的聚居点。虽然在元末明初这些陵园已经消失，但畏兀村之名却一直延续下来。那么畏兀儿人是何时到此居住？畏兀儿人聚落又是如何形成的？

据学者考证，金代时，城北高粱河一带虽有金朝皇帝的离宫，但普通居民很少。畏兀儿人留居都城经商，不会选择这片人烟稀少的山野作为居址。而且，金代史籍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畏兀村的直接或间接记载。

如果畏兀儿人在金代没有到此居住的话，那么最晚就应在元代。因为据史料载，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皇后察必把妹夫畏兀儿人蒙速思的墓址和家庙选在魏公村一带的高粱河畔。加之前面所说的两大家族，3个畏兀儿大族的墓地都是元代在此形成的。

那么，这些陵园与元代畏兀村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元史研究专家党宝海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庞大的豪门墓地，京西一隅就不会发展出畏兀儿人的聚落，也就不会有畏兀村。因为这里既不是商业区，其总体生活条件也远不如大都城里。事实上，正是陵园导致了这个聚落的出现。”党宝海还指出，关于此类现象，城市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更有力地促使古人寻求一个固定的汇聚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研究北京史成绩斐然的尹钧科先生进一步指出：“京城之中多达官贵族和名门世家，这些人家竞相在北京近郊购置香火坟地或营建田庄……这些权势人家一旦在近郊建立坟地后，便派护坟人看守。因坟地都在村外田野，护坟人户近坟地而住，久而久之，在散处近郊田野里大批坟地上形成一些小的居民点。”因此可以推断，畏兀儿人强烈的宗族观念使他们保持了世代相袭的家族墓地，而对于陵园的建设也往往不惜工本。正是畏兀儿贵族大型陵园的存在，导致了畏兀儿人聚落的逐渐形成。因此，这里最早的居民应是陵园的守墓人，而当人口积聚到一定规模时，他们便会像滚雪球一样，加速发展。从元代初的至元四年(1267年)到元末(1368年)，畏兀村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