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北京市区的“新疆村”）(2)

畏兀儿人在“畏兀村”融入当地

据史料记载，畏兀儿人在迁入元大都（今北京）时信仰佛教，他们事佛并刊刻、翻译畏兀儿文佛经。元大都许多重要寺庙都有畏兀儿僧人的活动，畏兀儿僧徒在朝廷的宗教活动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周泓《魏公村研究》一书所写：“关于高粱河畔畏兀儿人及其事佛庙宇的兴建、畏兀村的熙庶景象前人尚无专门的研究，只见星散的记载。长河畔畏兀村的熙庶景象与其时此地的事佛活动及其场所是相伴相辅的。元朝对宗教的开明政策，尤其是对佛教的扶持，为畏兀村人继续笃信佛教以及参与汉民间信仰营造了活动空间。”此外，她在书中还列举了《老北京庙会》中《帝京景物略》的内容：“都人踏青高粱桥，兴者则褰，骑者则驰，赛驱徒步，既有契携。至则棚席青毡地籍草，骄妓勤忧和剧争巧：厥有抓竿、跟斗、倒喇、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戏……游人以万计，簇地三四里。浴佛重午游地，亦如之。”

据史料记载，位于高粱河畔畏兀村附近的佛寺，大多是皇家庙宇或朝廷敕赐。周泓也曾到位于魏公村南、长河西的万寿寺寻找维吾尔人信仰佛教的历史踪迹。万寿寺始建于唐代，原名聚瑟寺，明万历五年重修时改名为万寿寺，在元代时亦为皇室家庙。其千佛阁、万寿阁内佛雕像仍带有西域特点，骨骼粗壮，线条粗犷，色彩重烈，神情外溢，尚未完全中原内地化，应属辽宋以前。而山门后石台座正面人物塑像线条已柔和，神情内含，有蒙古人、西域人、驼、马，应属元代。周泓认为，以庙宇为中心形成村落是古代社区的典型形成过程。在元大都畏兀儿人由聚居家族陵园到畏兀村的形成中，畏兀儿人事佛庙宇是其聚落定居的中枢链环。

畏兀儿人信仰佛教一般迄止16世纪的明代，少数直至17世纪的明末才皈依伊斯兰教。周泓认为：“由于畏兀儿人逐渐伊斯兰化，由畏兀儿地面迁入京城者，大都居于畏兀村，带动了此地畏兀儿人的穆斯林化；因久居汉地，而维吾尔宗族制六服内禁婚，渐通婚当地，多与婚回族，取汉名汉字，又有伊斯兰教经名，部分人衍化为回族。其或改姓汉姓‘魏’，后裔现有姓魏者。”

学者们普遍认为，元大都城里西域人的职业构成主要有4类，一是因降附或被俘，签发而来的军兵；二是以技师、官吏身份求职而来的僚仕；三是宗教职业者河东行商旅；四是以工匠、驱口被携而来的匠工。他们以大都宿卫、仕吏、廷师、商官、匠民等事朝，逐渐融于当地。其中畏兀儿人与他族，特别是汉族的通婚，使其在生活、文化、习俗方面渐渐实现了本地化。

据史料记载，元代内迁大都的畏兀儿人在其原有的河西佛教信仰和汉儒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已相融于当地民众生活。如魏国公廉希宪就将3个女儿嫁予汉族人，享誉“廉孟子”之称。而元朝厚遇畏兀儿人入仕及行科举制，亦有鼓励畏兀儿人研习汉儒之学的意图。一代畏兀儿名家贯云石海涯词曲兼卓，诗书并举。曾被请赋《清江引》，限以金、木、水、火、土五字冠每句首，每句须各有“春”字。他当即题云：“金钗影摇春燕斜，木杪生生春叶。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热。土牛儿载将春到也。”可以看出其汉文化之地道，毫无生牵之感。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和想象，明朝后期魏公村寺庙及民间庙会中，畏兀儿人出入、存现的情景，这种融洽与和谐的情景非常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