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人的清明节（承先礼而成其理）(2)

二、不易其教：热带异乡如何复制清明记忆

从历法角度看“清明”，它原本属于中华古人共守的时间序列概念，是古人按照北斗每年在星空循环一圈所需的时日，分割出时间节点，以地面自然现象作为对照，定出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查阅古人文献，“清明”最早出现在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编的《淮南子·天文》。文中说明，每天黄昏后，北斗都会出现在天上，斗柄会按时间变化旋指不同方向。斗柄指向古人以地支“子”代称的正北方，“冬至”节气到来；斗柄指向以地支“卯”代称的正东方，就到了“春分”；春分以后，“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以斗柄方向对应时间序列，《淮南子·天文》记载的“乙”方，即古人对“正东靠东南”的代称。根据《春秋》与《战国策》常出现古人引用现存篇章的《逸周书》，地面上与清明季节相应的自然界特征是“清明之日，桐始华，又五日，田鼠化为鴽，又五日，虹始见”。而在《逸周书》成书以前，人们就已将不正常的气候现象与国事民情的危机相联系：“清明桐不华，岁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国多贪残；虹不见，妇人苞乱。”根据这样一种知识传承，中华先民遇到清明气候有变就会产生忧患意识，除了努力克服，还希望祈求祖先与鬼神有灵，帮助度过一年难关。

按照学界对节日历史的考证，清明节既然是计算与分割时日所派生的时间节点，本身并无文化内涵，却具备指导与稳定农业的作用。但“寒食”和“上巳”，确是唐朝以前就有的两个具备文化内容的节日，一旦遇上“清明”这个不可变的节气符号并发生粘附，中华各地的清明节便带上了这三个节日的最初内容，并不断衍生出新的节俗内容。当早期先民带着家乡记忆下南洋，同时携带着家乡的农耕经验与文化记忆。然而，就南洋热带地区气候以及先民异地开拓的境遇而言，当地不同于原乡气候，缺乏许多制作过节产品的原料资源，地方华人社会还要依靠集体武装对外防御争战，因此更不可能复现原乡清明节期间的文娱活动。因此，南洋华人延续清明节，必然是依靠当地气候与资源而再造原乡文化记忆的行为。

这其中不应忽略，明末清初以来散居南洋各地的华人群体多以明朝遗民自居，他们是有组织的，而且声气互通。笔者在田野中发现，不论是越南的“明乡”人，还是从马六甲到缅甸的华人，都曾在各种碑记上使用期待新君上位的“龙飞”年号。如马六甲青云亭现存的刻于1685年的《甲必丹李公济博懋勋颂德碑》，使用的就是“龙飞”年号，碑上称颂甲必丹李为经购买三宝山义冢安顿死者的仁心义举：“公讳为经，别号君常，银同之鹭江人也，因明季国祚沧桑，遂航海而南行。悬车此国，领袖澄清。保障着勚，斯土是庆。抚缓宽慈，饥溺是兢。捐金置地，泽及幽冥。”以后各地经营华人开拓区的“公司”，多以天地会正宗的洪门五房分支相标榜，而五房原本是按明朝军制分五行旗，以方便一旦转入战斗时的分合调度。以洪门主导武装自治的开拓“公司”，作为地方权力社会组织，长期接引不同年代的南下先人，并使其意识到，他们是在中原沦陷以后在南海延续华夏传统。加入洪门，即是通过神道设教的入会仪式和日常信仰生活反复印证，强调在异地重建汉族衣冠的重要，以及依托“反清复明”理想在海外开拓疆土行为的合理化与神圣化。按照华南各宗姓族谱《迁流诗》的各种版本，其中所强调的互相认同，显然不在地方远近，甚至不在人种或语言的变化，而是依照孔子《春秋》所说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以“纲常”分别“彼”与“我”的最终判断。目前各种论述洪门历史的书刊，常会引刊洪门腰凭，但较少注意到腰凭上边以“团圆诗”表达的微言大义：“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于众兄弟，他日相会团圆时。”诗中表明，五房有共同缘起而各有去向，亦即强调大家在开疆拓土的分头行动中，要不忘根源，避免开枝散叶。

如果说，习俗是由人们自发传承的地方生活习惯而发展形成的集体行为规范，那么明末先民自认退守南海前明诸藩，到未开发土地垦荒而聚居各地，心怀故土，他们不大可能为了新环境的客观自然情境，而改掉其赖于互动、凝聚认同的习俗规范，尤其是对其内涵的文化认知。因此，人们在热带过清明节，如何借用新土地的有限资源，维持原来节日传统，就不单是维持与延续家乡记忆的问题，而是涉及一整套如何潜移默化集体思想认同的需要，既要让大众毋忘原乡与大明正朔，又要建立众人对中华文化落实在南洋开拓主权的认知。简言之，南洋华人过清明节，是异地重构中华的一个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洪门意识主导的南洋各地社会组织，自认是明朝流亡政权的后继者，也未尝忘记依靠民族意识去维护群体凝聚力的神圣职责。对于如何在异地维持清明节，他们也并非没有可参照的文献。南洋的清明节，既不能全然承载原乡习俗文化，也不可能跟随原乡农耕文化，但必须延续其精神内涵，其实就是一个如何既易其“俗”又存其“礼”的议题。对有着长期迁徙经历的华夏民族，先民早在《礼记·王制》就已经建立共识：“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谷，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中华历朝对待“礼”与“俗”，就有了如《礼记·王制》的定议：“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主张“礼”和“俗”二者可以各行其是，互相补充。《左传·隐公十一年》更提到“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重点既然在“修教”和“齐政”，那就要允许有度德、量力、相时和无累后人的变化，同时又能继续落实“礼”中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