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宽(950—1032),名中正,字仲立。今铜川耀州区人,因性情宽缓,人称范宽。
他信仰道教,举止疏放,不愿受世俗的束缚。作画初学李成,继师荆浩,后感“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因而离开汴京、洛阳,移居终南、太华诸山,对景写生,自成一家。他的山水画,气势磅礴,浩莽阔大,具有鲜明的北方山林风格。山多正面,而折落有势,山石用雨点皴,山顶多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落笔雄健凝练。亦擅长雪山画。评者以为“得山骨”、“善与山传神”,与关仝、李成形成五代、北宋间北方山水画的三大流派。范宽的作品,据宋时的《宣和画谱》记载,共有58种,但绝大多数佚亡。传世作品《雪景寒林图》、《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等,已成为稀世珍品。
寇慎(1577—1659),字永修,号礼亭,今市郊区印台乡济阳寨人。
寇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在京先后授刑部、工部主事、员外郎,后调任虞衡司郎中。天启六年(1626),出任苏州知府。崇祯元年(1628),补广平知府,在任3个月,迁山西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备道,奉敕监军,分巡冀宁,曾“剿剪”陕北农民起义军。后任山西布政使参议,分守朔州。崇祯八年(1635),告老回家,卜居山寨。义军攻陷长安后,寇慎被义军抓获囚禁,因闻知其为官清廉,遂放归。
寇慎在苏州任职期间,时值洪涝灾荒,他捐助薪俸用以漕运粮食,并请求减轻赋税,劝民开垦河浜淤地,织造绸缎,深得民心。在处理苏州市民反对阉党的斗争中,寇慎“周旋上下之间,化大事为小事”,得罪了魏忠贤。寇慎自度难免被害,适逢继母去世,遂守孝解官,回归故里,闭门潜思,著书立说。先后撰有《四书酌言》、《历代史汇》、《山居日记》、《同官县志》等。一度执教于同官颍阳书院。同官遭灾后,书写奏议,上呈省台,代百姓诉说苦衷。病故后,顾炎武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崔乃镛(1680—?),字伯璈,号餐霞,今市郊区陈炉镇西堡人,清进士,入翰林。
雍正二年(1724),崔乃镛出任云南寻甸知府,后调任东川府知府。乾隆二年(1737),升任湖北督粮道台。监督漕粮是个肥缺,前任官员,大都上下串通,克扣运丁,剥削库帑,侵吞漕粮,中饱私囊。崔乃镛在任道台三年中,“愤其罔上害民,悉取而革之”,因此触犯权臣和地方贪官污吏。他们合谋捏造罪名,表奏朝廷。乾隆七年(1742)六月,崔乃镛被革职,贬谪陕西渭南,并拟发配边疆。当时,崔已63岁,被幽禁在一间小屋里。晚上,他觉察到有钦差随员在门口窃听,便故意提高嗓音,自言自语地叹道:“发配哪里都行,可千万别发配到军台岭的熊耳山。军台岭,熊耳山,臭虫壁虱有万千。若到熊耳山,不被臭虫壁虱吃掉,也被满山遍野的蝎子蛰翻。”钦差将窃听情况立即表奏皇帝,崔乃镛便被发配到熊耳山。后来,等钦差知道熊耳山是崔乃镛故乡时,懊悔莫及。
崔乃镛回到故乡后,练习书法,闭门著述,着有《陈炉风土志》两卷。后来,乾隆皇帝得知崔乃镛任职期间清正廉明,革职纯属冤枉,遂下三道圣旨,准予官复原职。崔乃镛均以年老多病而辞谢。
柳公绰(765—832),字宽,号温子,今铜川耀州区阿子乡柳家原人。出生于官宦家庭。
柳公绰性格庄重严谨,讲究礼法,孝敬父母,喜爱结交朋友,被举贤良,授为校书郎。他广泛研究政治、军事、文学、书法,尤其喜爱兵法。参加科举考试名列前茅,官封渭南尉。从政后,他惩恶助善,依法行事,体察民情。在任渭南尉期间,正值灾荒,便令官府节约开支,少征或不征赋税,设法使百姓度荒。当部下劝他吃好些时,他说:“四方的百姓都在忍饥挨饿之中,身为父母官,岂能一人独饱,置百姓于不顾?”因此,当时渭南民众饿死者较少。后来,升任开州刺史,颇得民心。在讨伐吴元济之役中,公绰任用熟悉兵法的李听为中军先锋,委以军事指挥大权,并派人安抚士兵家属,解决生活困难,军士勇猛作战,终于打了胜仗。元和十二年(817),在四川成都任少尹时,曾书成都武侯祠《蜀丞相诸葛武侯祠碑》。此碑因系宰相裴度撰文,名匠鲁建刻石,加上柳公绰的楷书,被称之为“三绝碑”。唐文宗即位后,柳公绰官封兵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
傅嘏(209—255),字兰石,今铜川耀州区稠桑乡傅家原人。三国魏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
傅嘏家族世代为官。他先后担任魏国的司空属掾、黄门侍郎、河南尹、尚书等,以功封阳乡侯。死后追赠太常,谥元侯。景初年间(238年左右),魏明帝将散骑常侍刘劭拟定的“都官考课法”(即当时考察官吏勤惰功过并给予升降赏罚的制度)交付大臣商讨。傅嘏尖锐地指出其弊病在于生搬硬套西周时期的制度,严重脱离魏国的实际,并建议改变选拔人才专由吏部一手包办的做法,实行乡举里选,然后考察其德能,委以适当官职。
当时,哲学界就人的才能与性格的互相关系问题发生争论。针对吏部尚书何晏诸人主张的“才性异”观点(即认为人的才能与本性没有必然联系,本性不能决定才能高低),傅嘏明确提出“才性同”的论点,认为才能与本性存在密切联系,本性、操行好的人,其才能发挥出来就会做出大事、好事。这种论点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他的论点,被当时的理学家钟会录入《四本论》一书。
明帝去世前,遗诏由曹爽和司马懿辅佐少帝曹芳。以后,在何晏的鼓动下,曹爽抑斥司马懿,而重用何晏,使何晏愈加作威作福。一次,傅嘏对曹爽之弟曹羲说:“何晏表面上清静无为,骨子里很奸巧,贪得无厌,不讲道德修养。我担心他会迷惑你们兄弟,而使一些仁人志士远离你们,这将会影响朝廷政治啊!”此事浅露后,何晏借口一件小事,罢免了傅嘏的黄门侍郎之职,降为荥阳太守。
正当傅嘏准备去荥阳之时,司马懿却让他担任自己的僚属从事郎中。正始十年(249),司马懿杀死曹爽、何晏,让傅嘏担任内掌帝都、外统京畿的河南尹。到任后,傅嘏彻底根除该郡官吏地方观点极重、主张郡内重要官职全由郡人把持的陋习,从各方面选拔人才,及时考核,择优录用。傅嘏坚持德教为本,不废法制,严格执法,判刑实事求是。他为官清廉、谦让、勤劳,反对送礼求荣;埋头苦干办实事,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安居乐业。因此,升任尚书。
嘉平四年(252),许多大臣主张钱吴,齐王曹芳下诏征求意见。此时,傅嘏上书《征吴对》,极力反对出兵伐吴,主张在前线屯田备战,待机而动。但曹芳未采纳这一建议,而是大兴干戈,结果魏军被击败。之后,吴国扬言进攻魏国的青、徐二州,举国上下特别紧张。傅嘏经过对形势的冷静分析,认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伎俩,而最大的可能是吴国大将诸葛恪派出小股兵力佯攻青、徐,真正的目的是进攻淮南一带。曹芳同意傅嘏的看法,及早做好准备。嘉平五年(253)五月,诸葛恪果然进攻合肥新城,结果被魏军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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