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锡赴任不久,黄河下游便进入了冬季凌汛期。由于天寒地冻,河水结冰,严重阻塞河流的畅通,祥符槐堤坝很快就被河水冲决了一个大口子。
中国河患由来已久,最为严重莫过于黄河、淮河了。由于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乱,黄河堤防失修,大河不断北决,漕运亦受影响,治河任务十分艰巨。清朝初期,首重治河,曾不惜巨资派专人勘探河源,以寻求治河的方略捷径。自顺治以来,黄河、淮河连年决口,光每年治黄投运就达百数十万两、役夫丁工数万。由于清朝基业初定,百废待兴,下拨之治河经费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资金的短缺,给新任总督河道朱之锡增加了治河的难度。
黄河之水曲折东流四五千余里,流经九省。中游黄土高原,有大量泥沙入河,导致下游河道严重淤积。年复一年,致使河南、山东一带的下游河床高出两岸平地数丈。因此,全靠人工筑堤防水。一旦河堤决口,势必泛滥成灾,危及到淮河。
淮河流经四省1000余里,本身为害并不大。若黄水入淮,其水势则凶猛十倍,极易引起堤决沙沉,殃及安徽、江苏等省。且苏皖一带地处平原,地势低洼,加之河道不畅,每逢夏秋季节,洪水下泄,几成汪洋。由于连年洪涝频繁,遭灾严重,两河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只能逃荒讨饭,苟延残喘。从地理上看,位于中原腹地的淮河流域面积有4万公顷土地,大部分处于洪水威胁之下。清朝前后,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94次,旱灾59次。每次灾情发生,流离失所的灾民不计其数。由于水患造成的贫穷,影响到社会安定。历史上有好几次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均源于此。黄河下游、淮河流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多灾、贫穷、落后的黄泛区。故治黄即所以治淮,而治淮莫失于治黄。
清代经管于淮、黄交汇之地的治理,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均因治理不力,奏效甚微。因此,朱之锡赴任之后,不是劳于奔命治黄堵决口,就是淮河告灾,亲临抗洪第一线。南北交驰,几无歇脚之时日。朱之锡的前任河道总督杨方兴,治河多年,由于黄河决口频频,他本人虽曾以防护无功而提出辞职,并多次遭到朝中大臣的弹劾,但朝中实在缺乏合适人选,故顺治不是上谕“以弹力河防不必引咎”为由拒绝,就是用“上念其劳以原官加任”稳住其心。他任职最后一年,也是朱之锡刚刚接任前后,黄河大王庙处决口,一次花费堵口银两就多达80万两。由此可见,治理河道,担任总督一职绝非易事。《清史稿·河渠志》记载的朱之锡治河的前五年中,光黄河决口的情形,就十分触目惊心:“是年,决祥符堤,疙瘩随塞。”“十四年,建义、马逻诸堤并溢。姚家湾塞。之锡驰赴清江浦筑戗堤,塞决口。”“宿迁董家口为沙所淤,就旧渠迤东别开河四百丈通运道。复决武慕家楼。”“十五年十月,河决山阳柴沟。”“十六年,决归仁堤。”“十七年,决陈洲、郭家埠、虞城罗家口随塞。”水患之频繁,不容朱之锡有喘息之机。
朱之锡上任后,对黄河、淮河、运河等地的治河情况,亲临沿线勘察。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先后多次向朝廷奏本治理河道的合理建议。如河南每年治理河道的夫役,应保存原有的名额。原明朝制定的淮河工事,除了官府丁差外,大多来自于民修,应当恢复旧例。扬州一带的运河附近,湖泊多,属黄、淮交汇之处,以前设有堤闸以便蓄水漕运或抗洪防灾,应当择要修葺。在汛期前,各地要备足应急材料,以防河堤决口。特别是洪灾多发的濒河、临河两岸的州县必须预先做好筹备。地方上出现的奸、豪包占夫役,卖富佥贫、发洪水财私弊百出等问题,应当严责司、道、府、厅各级查报,凡是发现官吏徇私舞弊,隐瞒不报的,以渎职罪从严论处。各地在黄河汛期守更的水夫,如果发现阴雨天气不赴堤日夜值班的,扣除工食直至旷尽,并责令管河厅、道严加核查,及时撤换。各地河员升调降用,一律等到新任上岗时方可离任。河员的专职官,不能另有差事。每年年终经过一次考职,然后举行一次奖劾。朱之锡的奏本,都被获准录用。
顺治十五年(1658),为了治理黄河与运河之交的董口淤塞,朱之锡亲勘工地,从石碑口迤南,别开新河250丈,以接连大河,终使河水流畅自如。顺治十六年(1659)春,他又亲驻山阳苏嘴一带,排除五大险工,丛弊一清。后又奔赴太行老堤,制定治河决策。建议中州各地派遣的夫役当照15年以前的属地,分别远近,轻重缓急,渐次调用民工,既保持了正常需要人数,又做到了合理摊派夫役,众百姓心悦诚服。朱之锡每年都要清理各地河官的财务。发现贪污渎职者,一律从严惩处。
大运河是清朝北自京师口,南抵杭州湾的一条水运大动脉,三河交汇处更是朝中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清史稿·河渠志》载:“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
大运河与黄河、淮河南北纵横交错,如果黄河决口不能堵住,则淮河泛滥,淮河受害则牵涉到运河成灾。这条清代漕运的水上生命线,一旦梗阻,粮草难行,兵马不动,后果不堪设想。而治理大运河必须先从受害最严重、工程最艰巨处入手。朱之锡上任前不久,大运河就曾因夏季大雨,黄、淮之水交加,相继溃堤,冲开了江都、高邮等河堤数百丈。沿河百姓深受其害。一旦水灾过去,运河又因大量沙泥淤积而阻塞漕运。由于明清之际,战争纷乱,漕运受阻失修已有数十年。因此,清朝初,为使漕运畅通无阻,朝廷征集了大批民夫,清淤除塞,疏浚运河。
顺治十八年(1661)冬,清江至高邮300里间因水患,河道几成平地。朱之锡召集民夫彻底清淤疏浚。他奏请朝廷发给民夫粮食以作报酬,稳定了民工的人心。故而,虽工程浩大,但劳工不缺。朱之锡鉴于运河因水灾或干旱都无法通航船只的实际情况,奏请朝廷修建了南起台庄,北至临清的多处调节水流的闸门,并严格控制船只运载的重量和开启、关闭水闸的时间,使运河得以终年可以通航。
康熙亲政以后,把河务当做巩固清朝统治的重大政治任务,始终没有放松对水利的整治。康熙元年(1662),朱之锡任期已满,经考核,因功绩卓著,仍为康熙重用,康熙命给诰身,亲赐羊酒文绮,朱之锡进阶为资政大夫,继任总督河道,成了两朝治河重臣。
在康熙帝执政的最初15年内,黄河决口达69次。黄、淮每次决口都给中原产粮区和江南富庶之地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直接危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到局势的稳定。《清史稿·河渠志》载:
康熙元年(1662)五月,决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睢宁孟家湾。六月,决开封黄练集,灌祥符、中牟、阳武杞、通许、尉氏、扶沟等七县。七月,再决归仁堤。河势既逆入清口,又挟睢、湖。诸水自决口入,与洪泽湖连,直趋高堰,冲决翟家霸,流成大涧九。淮阳自是岁以灾告。
这年黄河连连决口,几成大患。朱之锡亲自驻扎在治河工地上,指挥抗洪抢险,筹划民工和材料,以致手、脚、口都生疮溃烂,也不下一线,直到抗洪告成,险情排除。
朱之锡几十天时间内,除了一天在住所处理案牍之事外,其余九天时间都在外奔波,巡视督查。酷夏在野外不张伞盖,寒冬腊月不穿皮袍。不是夜宿在荒郊野外的破庙里,就是在治河工地上坐等到天明,与民工打成一片。他既对民工夫役怜悯体恤,以粮代赈,为民解困去忧,又革除陋规,立碑于道,严禁官吏苛待民工,为民昭雪、平反冤狱。兖州有劣绅朱明量者,因私冤诬告良民胡守法。致使胡守法含冤受屈,身陷囹圄,并株连九族。胡守法虽连连上告,但均因朱明量买通官府,翻不了案。时恰逢朱之锡巡视河道至兖州,胡守法亲属冒死呈状鸣冤叫屈于总河衙门。朱之锡十分重视,经过深入调查,终于案情大白。胡守法冤情得以昭雪,朱明量和贪赃枉法的地方官也得到了惩罚。民心为之大振。
朱之锡十年如一日,心系三河,尽忠职守,不论哪里告急,他总是不惜废寝忘食、日夜兼程地赶到。足迹几乎踏遍黄、淮两河各地,即使积劳成疾也不告假治病调养,以至身体虚弱,形神憔悴。由于他的呕心沥血,三河水患得到极大程度的抑制。在他任总督河道的10年中,没有发生过重大水灾,沿河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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