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文史学家王袆(3)

殉 国 云 南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接受明升的投降，消灭了大夏国，平定了四川以及现在属于贵州省遵义一带的地区，接着就谋划如何解决云南问题。

云南地处偏远，道路险阻，进兵困难。因此，朱元璋打算派使者谕降。当时正好北平俘获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一个使者，押送到南京，名叫苏成。朱元璋就决定派出使者，由苏成带路，前往云南招抚。

洪武五年（1372）正月初五，朱元璋下诏由时任翰林院待制的王袆持节出使云南。由于云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原因，此行凶多吉少。因此，在诏令下达之后，朝廷大臣多为王袆担忧，而王袆则义无反顾，昂然就道。

王袆自年初从京都南京出发，经过五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六月到达云南昆明。

到达昆明的当天，王袆就面见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向他递交大明皇帝的诏书。并对他说：“明朝大业，上符天命，下顺人心，各地都已归属。只有你们此地，处于西南边陲，声威不到，教化未及。因此皇帝特派我为使者，前来传谕，速奉云南版图，归于大明一统。”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一时不能觉悟，便安顿王袆暂时于馆舍住下。

过了几天，王袆又对梁王君臣说：“奉版图，归一统，使地方免受战火，使百姓免遭战乱，而你们则能身存名扬，高官厚禄。如此而为，既有功于国，又有德于地，既有利于民，又有益于己，宜速为之。”此时梁王似乎动心。

过了一段时间后，王袆再向梁王君臣劝谕说：“我奉命远道而来，并非为自身所谋，朝廷关念云南百万黎民，特令招抚。假若你们拒不服从诏令，自绝皇恩教化，朝廷必定讨伐。到时大兵压境，云南能不覆亡？”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自恃云南地势险要，城池坚固，不以为然，他说：“如果兵临城下，云南可以金鸡为城，滇泽为池。欲想攻克，谈何容易！”

王袆听后，哈哈大笑，对梁王说：“当初陈友谅占据荆湖，张士诚占据吴会，陈友定占据闽关，明玉珍占据巴蜀。他们或以为有崇山峻岭，或以为有长江天堑，似乎固若金汤，而且兵强马壮，粮充草足，战将如云，谋士满庭。为何不能称雄天下，与天地同久，却在不到四五年的时间里，就一个个都丧命于刀剑之下了。你们的君主，逃到北方，死于荒漠。而你们总兵扩阔帖木儿的部属，或逃窜，或投降，都已崩溃四散。”此时，满庭寂然，人们屏声静听。

王袆继续说：“往事历历，具在可鉴。你们自己对照衡量一番，勇狠强悍不能与陈、张相比，地域兵将不能与中原相较，道德仁义不能与天朝相当，生死存亡不能与天命相抗，而想以区区一隅之地，逆天而行，背时而动，如此谋划，岂不大误！”言及到此，座中有声诺诺，点头称是。王袆乘势破竹，高声朗朗：“当今之势，唯有速奉版图，归于一统，才是明智之举，并是道义之行，也是唯一之路。不然，皇上派遣一位将军，率领百万天兵，会战于昆明池，你们将同锅中之鱼，必定自取灭亡。”梁王与其属臣，听了王袆一番侃侃之言，相互对视，骇然而服，心有所动，萌生降明之意。

但把匝剌瓦尔赛毕竟是忽必烈的嫡系后裔，当年忽必烈自北而南，取大宋江山为一己天下。如今虽时移境迁，风光不再，可是要将云南地域，拱手相送，又未免于心不甘。同时又觉王袆所言理据充足，字字铿锵，事实诚然如此，难以回避。但事关国体所变，又不肯轻易允诺。或降或守，难以定夺。于是梁王设馆安顿王袆，厚礼相待。

王袆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只能再三以理相服，耐心等待梁王思想彻底转变。同时，王袆又尽量对梁王的属臣做工作，当时司徒达里麻，参政喻金闾、高抚慰等人都对王袆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深表钦佩，王袆则不失时机地对他们晓之以国家一统的大义。

在王袆屡次劝导下，梁王君臣降明之念渐次增强，但还处于犹豫不决之中。假如再能待以时日，由王袆继续劝诱导引，到达火候，梁王自奉版图，投向大明，王袆则大功告成，仗节凯旋。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如。就在梁王犹豫不决、王袆大功垂成之时，“北元”派了一位名叫脱脱的使者，前来云南，于是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逃出大都后，死于应昌，其子即位。应昌被明军攻破后，奔走和林（今蒙古境内），苟延残喘，但仍以“朝廷”自居，历史学家称之为“北元”。“北元”偏处荒漠一隅，只有遥属的云南尚称相对富庶地区，因此派使者前来征粮饷，同时也不自量力，打算与云南联手，抗拒明朝大军的进攻。

梁王明白，必须对脱脱封锁明朝使者王袆已在昆明的消息，不然，自己将会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把王袆的居住地从报国寺，移至民间春登杨氏家。常言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脱脱过了一段时间后，还是知道了王袆已在昆明，并得知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存有二心。脱脱对梁王严加责备，要他杀害王袆，以断其降明退路，促使效忠“北元”。梁王在王袆的感召下，已有投明意向，同时又倾慕王袆的儒雅之风，不愿加害。脱脱对把匝剌瓦尔密大为恼怒：“你既身为朝廷大臣，又系世祖忽必烈的嫡系后裔，当今国家危难时刻，不图救治，而欲投降敌人，日后你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说罢，拂袖而出，欲跃马而去。把匝剌瓦尔密被脱脱所吓，只得请出王袆与脱脱相见。

脱脱妄想以死相威胁，逼王袆屈服，投降“北元”。王袆大义凛然，慷慨激昂，放声大骂：“元亡明兴，这是天意所定，人心所向，蒙无已如火把余烬，怎能跟我大明日月争光。我堂堂天朝国使，奉大明皇帝诏命而来，岂能为你区区余孽所屈。我唯死而已，有何可惧！”

脱脱恼羞成怒，而又无语相对，只得图穷匕见。司徒达里麻等仰慕王袆儒雅雄才之风范，感佩王袆凛然不屈之气概，从旁劝解：“两国间互派使者，自古皆然，如若不从，则可以礼送，何况王公的文才品行，当今天下无双，岂能加害？”但脱脱为除心头大患，此时已决谋害之意，咬牙切齿：“当今之际，即使孔孟之圣，也当杀不存。”梁王惧怕脱脱，不敢相抗。王袆功败垂成，慨然而叹：“我死何惜，然云南之祸，自此始矣！”洪武六年（137）十二月二十四日，王袆为国家一统大业血洒云南，慷慨就义，终年52岁。

得知王袆被害的消息，昆明父老男女都为之悲伤哀痛，暗暗垂泪。司徒达里麻虽与王袆政不相同，但深为王袆的才学与节操所折服，亲作祭奠。随后命左右把王袆遗体盛之棺木，以厚礼送至地藏寺北漏泽园火化。

魂 归 故 里

由于云南地处偏远西南，交通阻隔，音讯不通。因此，王袆被害的消息，朝廷并不知道。

朝廷见王袆出使，久而未归。在他被害的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又派已经投降明朝的原元朝威顺王一个名叫伯伯的儿子，前往云南，向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劝降。伯伯到昆明以后，非但没有向梁工劝降，反而又投向了梁王。

朱元璋见云南方面还是毫无动静，在王袆被害的第三年，又派湖广行省参政、宜兴人吴云出使云南，并释放梁王派往和林出使而被明朝军队所俘的铁知院等20余人，随吴云一道前往。可是吴云一入云南境内，就被铁知院等人所害。

梁工把匝剌瓦尔密在杀了王袆，害了吴云后，跟明朝的关系已经覆水难收，只能死守一隅，苟且偷安。

明朝一而再、再而三的谕降，云南地方拒不相从。在王袆殉国八年后，也就是洪武十四年（138）九月，朱元璋下诏令讨伐云南。云南梁王军大败，把匝剌瓦尔密出昆明城自杀而死。明朝最终平定云南，统一国家，实现王袆遗愿。

洪武二十五年（1392），王袆之子王绅受知于蜀献王朱椿，应征四川成都府学训导。在得到父亲被害云南的消息时，王绅才14岁，就萌发寻找父亲遗骸，来归故乡的愿望。但因路途遥远，不能成行，一直未能了却宿愿。此时到了成都，这个愿望益发强烈。蜀献王对王袆大义凛然、慷慨不屈的气概深为感动，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特出川资，以助王绅成行。

王绅于当年十二月初一从成都启程。经过将近三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1396）二月二十三日到达昆明。此时距王袆被害已经23年。

王绅到云南后，首先拜会了西平侯沐春和云南布政使司左布政张纪等地方官员，受到当地文武大臣及绅士士人的大力襄助。在昆明，王绅会晤了年愈七旬的人画家何仁可，原司徒达里麻的门客、临安儒士贾宽以及其他知情人金刚保、苏奴等，详尽了解了王袆持节云南、招抚梁王及被害的经过。二月二十五日，王绅到地藏寺北漏泽园祭奠，一连两日，并夜宿地藏寺内，以伴其先父之灵。

至于王袆遗骸，据何仁可、贾宽说，由达里麻派人葬于地藏寺旁。王绅抵滇距王袆被害相隔23年，其间云南改朝换代，地已今非昔同，面貌全非，难辨依稀。又据宜良人李铉所说，王袆墓大略在兀儿躲东门外百步左右，但王绅到那里一看，坟墓累累，成百上千而且多遭挖掘，更不知所在。

王绅在昆明，访先父遗骸不得其所，捶胸顿足，哀嚎大恸。于三月二十二日离开昆明，奉神主而归故里义乌。

英 名 永 传

中国古代典籍分经、史、子、集四部。王袆学于经，而成于史，成于子，成于集。他说，学问无穷，岁月有限，虽有绝伦之资，或也莫能究其本，因而为学，以切乎六经为最要。经明，则道明；道明，则天下之事措之不难。他身体力行，学通六经，而为之于史有《大事记续编》，为之于子有《重修革象新书》，为之于集有《王忠文公集》。清乾隆年间修撰的《四库全书》，有王袆编著三种，分别列于史、子、集三部。一人三种著述，录于《四库全书》三部之中，可见王袆学之渊博。

王袆之文，同辈师友交口称赞。宋濂评说，其幼时为文幅程宽而运化宏，光焰烨烨起于诸公间；弱冠以后则波浪涌而鱼龙张，风霆流而雨电集，五采竞明而十日并照；年逾四十其文浑然天成而条理弗爽，使人拒之而愈深，味之而弗竭。每读其文，心醉神融，如饮甘醇。

王袆既死，朝野尊崇。建文元年（1399）二月，建文帝下诏，赠王袆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赐谥号“文节”。不久朱棣抢其侄皇位，于是建文帝的赠官、赐谥，人们不敢再提。

英宗正统六年（1441），重新赠王袆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赐谥“忠文”。后世遂以“忠文”称王袆。

云南地方为纪念王袆为国家一统大业而捐躯的事迹，在昆明曾建有王袆专祠，并派专人护祠。后增吴云，称为“二忠祠”。

在故里义乌，明成化年间王袆后裔在青岩傅建王忠文公祠，奉王袆为百世不迁之祖。嘉靖年间义乌地方在县城建有“四贤祠”，后改为“忠贤祠”，祭祖王袆等人。昆明、义乌分别建有王袆衣冠冢。

王袆有二子，长子王经，遵父嘱助母持家。次子王绅，字仲缙。10岁时，与父亲分别后，父子再未有机会能够相见。以后跟从宋濂受业，与年长三岁的宁海人方孝孺为同学，两人互为知交，相与友善。王绅一同其父王袆，有志于学，为了追念父亲，继承遗志，特将居室命之为“继志斋”，并用为自己之号。他不负师友厚望，刻苦求学，卓然超群，文章学问著称于时，为一时同流之辈所不及。

王袆有孙子五人，以王除最称杰出，师从方孝孺。后来方孝孺不屈燕王朱棣之威而死难，并遭株连九族。王除自此绝意仕进，隐居青岩山下读书著述，自号聩樵。曾孙辈有王汶，登进士第，授中书舍人。

王袆一生，其位不显。继王袆以后又不屈而死的方孝孺评价他说：“崇位重禄之荣，高车驷马之饰，虽不及当时之权贵，然身没之后，彼绵澌尽腐灭而无遗”，而王袆则“节行之传，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俨如超世而登仙。”

在王袆所拟古文中，有一篇《麒麟阁苏武颂》。苏武出使，19年乃归，“表里纯忠。始终全书”。1400余年以后的王袆对苏武深为敬佩，特作辞以颂。日后其出使云南，不屈而死，千载之下，又一苏武，高风义节，同贯天日，文养气充，文气相通。王袆之文，为巨观之文，王袆之气，为浩然之气。

王袆为国家一统，慷慨不屈，殉国云南，迄今已600余年。诚如前人所言，文章节义，两者俱兼，千古不朽，英名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