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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义乌文史学家王袆(2)

丁酉酱2023-11-25

应征出山

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9)十二月十八日,朱元璋率军来到婺州(今金华)城下。

朱元璋莅婺以前,就已耳闻王袆之名。抵婺后不久就遣使到义乌征聘。王袆随使者到婺城拜见朱元璋,朱元璋一见大喜,打算以金华县令委之。当时群臣得知朱元璋意图后,都认为区区百里的县令之职,由王袆去担当,未免大材小用。以他的才器,应当留在行省,方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有益于国事大业。朱元璋觉得有道理,就授王袆为中书分省掾吏,并说:“现在安排在省幕之中,用以储备人才,文书簿册,不用分劳。待还京后,当另有重任。”于是置为左右,谋论要事,商略机务。王袆出身书香门第,北游燕都时,就已文名斐然。隐居青岩,读书著述,益发饱满。因而使朱元璋极为遂意,称呼王袆不用其名,而以子充称之。并请王作四言诗以授太子。

待到朱元璋离开婺州,将回应天府(今南京)时,欲让王袆同行随从。而王袆因父母双亲年届花甲,需要奉养而请留不往。当时胡大海以江南分中书省参知政事镇金华,素仰王袆的才气。又因他是本地人,了解风俗习惯,熟谙地方掌故。于是向朱元璋要求将王袆留在身边,得到朱元璋的谕允。在胡大海的幕僚中,王袆与王剀二人,卓然鹤立,杰出群伦,与胡大海气义甚为投合。胡大海亦倚重二王,凡重大决策都要听计于他俩。

至正二十一年(1361)冬,朱元璋率军征讨江西,胡大海委派王袆到朱元璋处,禀报事宜。江西平定以后,王袆写了一篇《平江西颂》。朱元璋阅后大喜,对王袆说:“吾固知浙东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清;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待王祥归婺,胡大海与王恺均已在苗军叛乱中遇害。胡大海被害后,由李文忠接替驻镇浙东。李文忠亦素闻王袆的才学,专辟馆舍,延聘王袆,并待以贵客礼。凡有疑难之事,都必事先听取王袆的意见。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二月,朱元璋召王袆入应天府,次年二月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至正二十四年(1364)五月初五,王袆父亲王良玉在义乌家中去世。按照当时礼制,儿子应该居家守孝一年。但朱元璋刚称吴王,不愿王袆远归义乌,强留应天府守制。王袆虽不胜哀痛,但难违朱元璋之命,强忍悲伤,仿屈原《离骚》而作《九诵》以自谴。

至正二十五年(1365)五月,王袆服孝期满,授侍礼郎兼引进使。当时为朱元璋创国之初,其中礼乐建制,多由王袆所为。这一年底,授起居注职。起居注的职务是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属于皇帝身边的近臣。

府佐康漳

至正二十六年(1366)七月,江西平定,王袆被升为南康府同知。南康府位于南昌府与九江府之间,府治星子县,辖星子、都昌、安义三县及建昌州。宋朝时为南康军,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朱熹都曾先后在此地任过知军。境内有庐山、鄱阳湖,并有名满海内的朱熹讲学处白鹿洞书院。堪称山水佳处,人文胜地。但因元朝末年的弊政所致,再加多年的兵事所扰,已是满目疮痍。“荆榛猛兽处,瓦砾悲虫吟。道院存古号,公庭蔽荒阴”。王袆以仁恕之心治民,以廉平之举理事,百姓顺服,诉讼降少。于是修公署,兴学校,重建“六老”堂,重造“二贤”祠,使累积数十年的凋敝得以复苏。朱元璋特授王袆黄金带以示表彰。

六老堂,位于府署西院。朱熹任知军时,名为武观堂。嘉定年间的知州赵师夏取庐山五老峰的五老,再加他自己一老,改名为六老堂,欲使自己与五老峰齐名而永存。王袆最为讨厌自我标榜者,因此在六老堂重建竣工,撰文为计时,将赵某人一笔勾销。而将六老堂的“六老”,用五老峰配朱文公朱熹。朱熹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巨子,也为南康历代名宦之最,名实相当,人心大悦。

当初,建昌知州自以为自己的品级高于知县,高于通判,而傲慢无礼,知府屡召不肯至。王袆到任以后,将其所失—一举出,并声称要给予处治。建昌知州得知消息,不敢怠慢,急急跑到府署,向王袆叩头请罪。王袆对他说:“我是府佐,你应该到知府大人处谢罪。”知州跑到知府处,知府则说:“这是同知大人所定,你还是应该向他谢罪”。王袆与知府相互礼让,而知州颠来倒去,东奔西跑。最后王袆笑着对知州说:“你当初的傲劲哪里去了?要知道做人做官都要讲道理、讲礼义,这是最起码的。只要你能真心改过,这次也就不追究你了。”知州畏服,拜谢而去。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朱元璋准备正式当皇帝了。改朝换代,要有一整套的礼仪,而王袆精通此道。于是,朱元璋将王袆从南康召回应天府,参与制订即位的相关礼制。但这一次不知王袆发表了什么意见,惹恼了即将登基的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为大明的开国皇帝。王袆则被贬谪到漳州府任通判。

王袆抵达漳州后,以治南康的方法治漳州。此地处于福建东南,“漳州南边郡,闽乡到此穷”,但穷归穷,风俗依然竞奢华、重排场。“杯盘萧鼓里,灯火绮罗中”,“良宵上元节,纨扇已摇风”。每逢时节,地方土人都要循例向官吏送礼,而且礼物甚丰。王袆带头严拒。漳州地方产绣,而王袆则一袭素衣,不着绵绣,不尚奢华。在他的影响下,地方风俗也随之一变。

在漳州通判任上,受到贬降左迁的王袆,向朱元璋上奏了一篇《祈天永命疏》,建议“均徭薄赋”、“藏富于民”。王袆在奏疏中说,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业,在于帝王修德。修德最重要的是“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不能过于劳民,需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人君视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体耳。古者,藏富于民,言取之有节,则民生遂而得其所”。现在“浙西既平,租税既广,科敛之当减,犹有可议者,此臣所以愿陛下之顺人心也”。朱元樟开国登基,他人歌功颂德不已,独王袆虽也言祈天永命,万世无疆,但在奏疏的字里行间,却处处流露出忧民之心,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次年二月,王纬奉诏归京,任《元史》总裁官。漳州百姓依依不舍,道路为之堵塞。王袆一再谢免,但送行者依然跟进不止。王袆无奈,只得对送行者高声说:“有再进者,非吾民也。”这时送行的人又说:“以前到此地来当官而有善政者,临走时,一定要请他留下一二件衣物,写上他的官衔与姓名,放在府署里面,以表遗爱。大人到此为官,刚满一年,就使此地积年的疮痍—一去除,善政颇多,因此敢请有所遗留。”王袆说:“感谢漳州父老对我的隆情厚意,为官的善与不善,全在百姓心里,留物于官舍,沽名钓誉,我不愿为。”

总 裁《元 史》

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克大都,并改大都为北平府,宣告元朝灭亡。大将军徐达在占领大都后,得元《士三朝实录》,悉数运送南京,朱元璋即下令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成立元史局于天界寺。以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袆为总裁,汪克宽、胡翰等16人为纂修,正式开始编纂。

李善长是行政长官,政府首脑,编修一代之史,不过依惯例领衔,实为虚名。宋濂与王袆同为总裁,正是天造地设,最佳配合。两人既是同乡,又均为柳贯、黄溍的门生。早在八年前,朱元璋就曾称誉两人为“浙东二儒”。如今两位老友,一位六十初度,一位四十有八,为编纂一代正史,又双双受命总裁重任,一时朝野传为佳话。

宋濂、王袆主持元史局以《十三朝实录》、《皇朝经世大典》等历史文献作参考,从二月初一开始编纂,到八月十一日告一段落,成书除顺帝朝外的纪、志、表、传共159卷。由于元顺帝时,史官职务被废,没有实录可证,因而缺乏顺帝一朝36年的史事材料,《元史》编纂无法继续。为此,朱元璋又命儒士欧阳佑等12人到北平及全国各地采集顺帝元统、至元、至正年间的遗事,以供元史局续编。

欧阳佑等人采撷返朝以后,在洪武三年(1370)的二月初六,元史局重新开局,仍由宋濂、王袆任总裁。又命赵埙、朱右等14人为纂修,其中除赵埙第一次即已参加外,其余13人都是新征。这一次编修到七月初一结束,续成纪、志、表、传共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为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计《元史》全书共210卷。

在中国历朝正史的编纂史上,编纂起始距前朝灭亡时间最短的是《元史》,仅隔半年左右。成书时间最快的也是《元史》,先后两次相加才331天。《元史》体例整齐,本纪仿《汉书》、《后汉书》,志仿《宋史》,表仿《辽史》、《金史》,列传则据历代史而参酌变通。全书文字浅显,明白易懂。《元史》编纂,忠实依据元朝的国史,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如《十三朝实录》、《皇朝经世大典》、《大元大一统志》等书,今天大多已经散失,而赖《元史》得以保存了许多内容,弥足珍贵。

宋濂、王袆同为《元史》总裁,但宋濂此时年已花甲,力渐不支,而王袆则五十末到,年壮力强。对于史事,王袆素来擅长,20年前北游当时元朝京城大都时,就已有《国朝名臣列传》之编,以后隐居青岩时,又有《大事记续编》之纂。在史局中,王袆尊敬宋濂,具体事务多由自己一身独肩。《元史》成书后,王袆不自以为功,而宋濂则屡次对他人说:“《元史》,王君一手笔也。”人们以王袆能者多劳而称其功,以宋濂扬人之善而颂其德。

洪武二年(1369)六月,宋濂与王袆任总裁的《元史》第一次编修将竣,朱元樟觉得应当有所表示。此前宋濂从起居注离职家居已经数年,而王袆则从原漳州府通判任上调回。朱元璋分别授予二人翰林学土和翰林待制。王袆此时的职务除翰林待制外,还有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洪武三年(1370)三月,王袆又受诏任教大本堂,为太子授学。在这段时间里,王袆既要为编修《元史》而用心,又要为起草诏诰而措意,还要为教授太子而致力,身兼三职,不避劬劳,鞠躬尽瘁。编修《元史》,王袆力肩重任,自不待言。起草诏诰,王袆文才卓著,在所不辞。当时的大诏,大多出于王袆手笔,如《封诸王诏》、《开科举诏》、《免租税诏》、《招渝扩廓帖木儿诏》、《诫谕中外百僚诏》等等。这些诏令的发布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袆的文辞也进一步受到人们的推重。教太子学,王袆通经达理,学识渊博,开导训谕。教法严正,诸太子受益匪浅。朱元璋深知王袆既有学问功底,又勤奋肯干,因而对王袆赐饮赐馔,时有所惠。

王袆为文,词畅意达,早负盛名。而此时身份不同,既为正史总裁,又为大诏手笔,求其文者接踵而至,但王袆却不肯轻易许人。如所求墓铭之类,不知其人所行所为,王袆决不阿谀乱书。当时,有一宰相为其亲人来求撰墓铭,王袆得知其人事迹无状可书后,坚决回绝。

王袆在朝廷中,以直道行事。与人交游,也处处显示义乌人的耿直之气。遇权贵,不愿低头;遇知交,倾心相投。因此王袆的友人很多,同时忌恨的人也不少,或忌他才,或嫉他直。此时,朝廷需派人出使吐着(今西藏)。朝中当政而与王袆相忤者,就乘机进谗,使远遣西行。

《元史》的续编工作在洪武三年(1370)七月初一刚刚结束,王袆就接到了出使吐蕃的使命。

在离别南京这一天,他写了一首排律《庚戌七月十五日离南京作》,对出使吐蕃泰然处之。其中写道:“方期竭鄙能,忽而蒙严遣。左迁责已轻,西迈程颇远。得灾或无妄,止谤在不辨。”深信时间会证明一切。“行矣复何言,赐环谅非晚。”期待回到京城,再展宏图,一伸抱负,自信这一天应当不会太晚。

行行复行行,洪武四年(137)初春,王袆已过兰州,忽得返程诏令。当初来时,有任在身,行路匆匆,不能逗留。如今归返,自在轻松,于是游名山,访古迹,就道从容。

王袆东归之程,一路访古。闰三月二十五日,归抵歧山。第二天,到离县城西北15里的周公庙拜谒。四月四日至兴平,又拜谒了汉武帝茂陵及卫青、霍去病墓,“抚盛衰之无常,叹年运之徂往”,瞻仰既后,感慨良多。过了兴平,就到长安。长安自西周开始,数代在此建都,为中国古都之最。王袆逗留长安时,写下了《长安杂诗》10首,回首历史,世或兴或衰,人或穷或富,对长安及周边之遗迹一发慨叹之情。

千载思悠悠,千里路漫漫。东归,东归,王袆终于又回到了南京,但是一个新的派遣又已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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