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革命元勋、学术耆老陈望道(6)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望道于1946年夏，随同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为筹借路费，他从年初起就到街头设摊拍卖书籍及衣物，情景至为辛酸。当时重庆《新华日报》还专为此事发了题为“学人辛酸，陈望道摆地摊逢场拍卖衣物”的消息。回到上海后，他又继续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为迎接全中国的解放，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南京等地大专院校的进步师生，从1947年4月起，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集会、示威游行、发通电、写宣言、罢课罢教等形式，同国民党政府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上海地区大专院校进步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也于1947年年初正式成立。陈望道首批加入了这一秘密组织。“大教联”成立后，紧密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经常并及时在当时左倾报纸‘大公’、‘文汇’等上面发表宣言，内容主要是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反法西斯专政、反签订卖国条约、反美扶日和支持罢工、罢教、罢课等等”。

为了团结更多的教职员投入到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斗争中去，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旨在联合华东地区16所高等院校的国立大学教授联合会，陈望道出任联合会的主任。1948年，为抗议国民党政府长期拖欠教职工的薪金一事，上海“大教联”派出代表团赴南京政府请愿索取欠薪，陈望道被推选为请愿团的代表。两个“大教联”也在此时正式合并了。

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后，学校内部进步力量和反动特务势力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陈望道不顾个人安危，积极配合和支持中共地下党工作，尽力保护革命师生。他主持的新闻系，仍然是全校进步力量最强的一个系，在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一直站在最前列。他们除主办《复旦新闻》外，还与其他系的进步同学一起，创办了《大学生活》、《世纪风》等二三十种壁报和社团，紧密配合形势开展各种宣传。由于陈望道积极支持学生的这些活动，因此不断受到敌人的威胁和恐吓。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的“新新闻社”分子，在校门口张贴了一份致陈望道的万言“公开信”，同时，还将另一份抄送到陈望道的家里，对他进行公开的威胁和侮辱。公开信叫嚷：“新闻系的赤化，系主任陈望道应对此负总的责任”。

为庆贺陈望道执教30周年暨59岁寿辰，复旦新闻系师生特于1949年4月上旬，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出席庆祝会的除本系师生外，尚有其他系的教师代表，新闻界等亦有代表到会庆贺。在会上，许多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高度赞扬了陈望道30年来为革命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两方面作出的贡献。中文系教授、诗人汪静之的发言最具特色，语惊四座。他热情赞扬陈望道享有三个第一，即：《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者；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论著——《修辞学发凡》和第一本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这一评价，概括地总结了陈望道30年来在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的业绩。与会者还分别向他赠送了花篮、银盾、锦旗等礼品。其中复旦八婺同学向他赠送的锦旗，上面写着“青年导师”四个大字，反映了无数青年学生的心愿与祝颂。在上海临近解放之时，复旦新闻系为陈望道举行这一隆重的庆祝活动，实际上也是学校进步力量同反动势力进行较量的一次示威。

这时候，行将覆灭的反动派在上海疯狂搜捕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进行空前的大屠杀，陈望道再次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他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转移到市区暂时隐蔽。离校前，他还十分关心同志的安全，亲自到郭绍虞家中通知他立即转移。

5月26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大教联”改选理事会，“一致同意推选陈望道任理事会主席”。“6月初，‘大教联’在南京路金门饭店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与‘讲助会’合并，改组为‘上海大学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又推选陈望道任会长”。

全国解放后，陈望道对于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曾作过如下的记述：“解放前16所大专院校教授联谊会的政治运动，所以能够轰轰烈烈地展开，也是由于党在暗中扶助。”“敌人反共，我必拥共；敌人反苏，我必拥苏；敌人反人民，我必拥人民。”这正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一贯坚持的革命立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陈望道亲眼见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理想一一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将成为现实，他为此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更加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新中国，并以极大的政治热忱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党和人民对他也无限信赖和尊崇，并委之以重任。新中国刚诞生，他就作为华东地区的一名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不久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张志让因另有任命，始终未能到任，他便挑起了主持校务的重任。

1949年12月，他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4月，他开始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文化部部长。1952年，他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直到1977年10月逝世，先后共25年，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1953年以后，他还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及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25年来，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1年，他由史良、沈志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主任委员等职。他还先后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委；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继续钻研马列主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辩证法，并努力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他严格执行党的组织原则，服从党的决议，尊重党的各级领导，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置身于组织之中。组织观念强是他一个很突出的优点，与他一起共事的党员负责同志都有这种深切感受。他作风严谨，踏实认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竭尽全力地完成组织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

在民主党派的活动中，陈望道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政策，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积极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常在百忙中抽空找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同志谈心，交流思想，关心同志的进步。他还始终不渝地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大陆的神圣事业贡献力量，曾多次撰文向台湾广播，直到晚年还在病榻上，向海外同胞呼吁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

在外事活动中，陈望道先后两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1956年秋天，由他率领的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应邀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格莱爱夫斯代尔脱大学建校500周年的庆祝活动。第二次在1962年10月，他随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赴越南作友好访问。通过上述访问，增强了与被访问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又重新回到党内，实践了他“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陈望道重新入党后，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分，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才予以公开，并被选为十大代表。

陈望道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工作和社会活动都很繁忙，但他仍不失学者本色，一直坚持搞学术研究。从1952年以来，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市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文字工作协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他不辞辛劳，为革新语言学的研究，为繁荣和发展语言科学，为继续促进和实践语文改革运动做了许多工作。1955年，他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分别作了重要发言和总结发言。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贡献。他努力贯彻和实践党的政策，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邀见了陈望道。席间，毛泽东非常关心他对文法、修辞学科的研究，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并说：“现在许多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在毛泽东的鼓舞下，他在复旦大学筹建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以后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亲自主持室里的工作。

在学术研究活动中，陈望道非常重视对理论的研究探讨，认为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引出科学的结论来。为此，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到实际研究工作中去，并把这作为研究室的第一条宗旨订入规划。

1960年冬，陈望道接任了《辞海》总主编的任务。对待毛泽东亲自倡仪的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辞书修订任务，他是极端负责的。他在主持工作期间，努力排除“左”倾思想的干扰，改变先前人海战术的编写方法，确定了分科主编责任制。在与副主编罗竹风等的紧密合作下，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来的辛勤劳动，《辞海》（未定稿）于1965年出版发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望道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未能幸免，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许多诬陷不实之词强加到他的头上。他被迫拄着拐杖，一天三次参加所谓的“抗大清队学习班”。一天，他终因体力不支，滑倒在复旦大学老教学楼前的石阶上，得了轻度中风，从此再也不能单独远行了。这期间，设置在他住宅楼下的语言研究室被下令撤销，研究室变成了“清队”隔离室。但就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

1972年，陈望道重新出来工作，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语言研究室得以部分恢复。之后，他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等多篇论文。接着，他又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有人曾诬称他在书中宣扬了孔孟思想。他感到异常气愤，并据理驳斥，表明他早在五四期间就已是一名反对孔孟礼教的战士了，从而体现了他当年那种不屈的斗争精神。

1976年，“大快人心”的喜讯传来，陈望道受到很大的鼓舞。他振奋精神，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文法简论》是他继《修辞学发凡》后的又一革新体系的尝试，是他积数十年刻苦钻研的成果。

1977年10月12日，陈望道的病情突然恶化，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0月29日凌晨4时不幸逝世，终年87岁。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