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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祭祀文字的字数禁忌

痴梦2023-10-05

福建莆田祭祀文字的字数禁忌

不知从何时起,莆田民间在操办白事和祭祀活动时,在所用文字的字数方面,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禁忌习俗,如今的年青人多已不甚了了,而民间则仍流行着这类遵古禁忌。

这些祭祀活动应用文字,如石刻墓碑、家庙中供奉的祖先木主牌、悼念亡灵的厅堂“立旌”、仙佛神位牌、宫庙告神疏等,这类民间应用文最常见的往往就是一行或几行的牌记文字,而中间那一行或几行最显眼的文字,传统叫“中榜”或“中主幅”。

“中榜”(中主幅)讲究字数的吉凶。据民国初年前辈记述,莆人在操办这类活动所使用的中榜文字,字数力求是3或4的倍数再加上1。因为一件中榜文字写完后,必须用“生、顺、死、安”四字或“兴、旺、衰”三字进行对照检查,若全文最末一个字,落在“生”或“兴”字上,算是最好的,其次为“顺”“安”“旺”亦可以,而如果落在“死”“衰”二字,则断然不可。

至于到底用“生、顺、死、安”四字或用“兴、旺、衰”三字进行检查,似乎没有硬性规定,这样有的字数符合前者,却有可能乖于后者。因此,民国以后,莆田几乎都是以“兴、旺、衰”来作对照,这样就简明得多了。

笔者核对了几块明清至民国的墓碑,均符合“吉数”。如:嘉靖之“明处士黄师宪先生暨子文嘉先生之墓”(16字)、万历重修之“宋工部尚书赠少师谥文定后村刘公墓”(16字)、万历之“明三教先生子谷子龙江林公墓”(13字)、嘉庆重修之“宋枢密院编修夹漈先生之墓”(13字),仙游“民国大学理学士锦溪明轩李先生德配玉山林氏暨续配会稽章氏东山傅氏之寿域”(34字)。可见这种中榜吉数习俗,明清已然。今仙游新修蔡京墓,碑文为“宋左仆射太师鲁国公蔡元长讳京之墓”(16字),末字合“兴”,仍遵古例。

如今父母去世后,人子为之“立旌”“置座”者已罕见。在莆仙《目连》戏里为傅相“立旌”一场,其布旌上写的是“大宋良弼傅公享年六十寿之灵”,13字亦正合“兴”字。

中榜等字数禁忌习俗各地都有,但不尽相同。如客家、广府、潮州、漳州等民系采用的是以“生、老、病、死、苦”五字来分吉凶,称为“合生”或“合老”,即中榜全行最后一字顺序念到“生”或“老”为吉数,若是落在“病”“死”“苦”上,则为凶数。据说此禁忌习俗出于道教之“三元地理派”。另一套则出于道教之“三合地理派”,吉凶字数为“兴、旺、衰、微”,其中“兴”“旺”为吉数,“衰”“微”为凶数,闽南泉州大都采用此俗。还有一套类似的是“兴、旺、死、绝”,据说为部分潮州人所采用。对照以上说法,莆田的中榜字数吉凶习俗与泉州的“兴、旺、衰、微”最为接近,只是凶数减去一字。

那么,当字数落于“凶”数之忌时,如何处理呢?前人“避凶趋吉”的作法,主要有二种。

第一种方法是增字。一般多在“墓”“寿域”“佳城”“神位”等字词前加“之”字,民国及前之墓碑则常加“明”“皇明”“清”“皇清”“民国”等表时代的字词,或把“父”改用“显考”“府君”,“母”改称“显妣”“孺人”之类。诸如“皇清处士显考讳禄胜陈公之墓”之类。又如儿子为父李宝山立神主牌,则书“显考讳宝山李公之神位”,皆合于“兴”字。

第二种是减字。与增字相反,可把一些说明性的“讳”“谥”“故”甚至“墓”都省去,表朝代的“皇明”“皇清”之类减为“明”“清”之类、“显考”“显妣”亦可简化为“考”“妣”。如:“清故处士宋公墓”、“蔡公国树之佳城”等等。

另外,传统的中榜都是竖排,而为了适应版面和字数的趋吉,表示时代、地域的两个以上的字改为横排,横排后字体小如款字,则不在中榜计算之内。如:“(民国)□□大学文学士□□□先生暨淑配□夫人侧室□氏(寿域)”。但横排字较大,通常也都是计算在中榜之内的。不少墓碑中榜左右两边还有上下款小字,如上款纪录日期或风水朝向之类;下款署立碑者或籍贯等,这些字数,据说也同样要求符合吉数。

中榜之字数吉凶禁忌习俗与传统民间的“鲁班尺”尺寸数字禁忌实有异曲同工之用。鲁班尺又名门公尺,即土木匠人所用的角尺,莆仙称为“曲尺”,据说为春秋鲁国公输班所发明。《阳宅十书》《鲁班经》《三才图会》等书籍中均有鲁班尺的样式及用法。曲尺本是土木匠师建造房屋和造船、制作棺木、家具器物时用来度量、矫正的工具,后经道教风水学加入8个字。以之对应各种吉凶,由是产生了尺寸禁忌习俗。

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工段营造录》就说到“门尺有曲尺、八字尺二法……曲尺长一尺四寸四分,八字尺长八寸,每寸准曲尺一寸八分,皆谓门尺,长亦维均。八字:财、病、离、义、官、劫、害、本也。曲尺十分为寸: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十白也。又古装门路用九天元女尺,其长九寸有奇。匠者绳墨,三白九紫,工作大用日时尺寸,上合天星,是为压白之法。”据说旧时土木工匠们利用具有吉凶观念的种种尺法,以偷“放汤”为威慑,成为得到雇主尊重和保障报酬不受侵害的工具。

古人把一些应用文的字数、建造尺寸等与吉凶运劫联系起来,显然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它们是一种传统文化,反映了国人对数字的一些崇拜习俗,正如民间办喜事还喜选双日而避单日,含“8”等所谓“幸运”车牌号可拍卖出天价的现象一样,看来一时还无法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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