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历史上“抗疫”人物(2)

二、林兆恩

林兆恩，字懋勋，别号龙江，道号子谷子，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林兆恩出身儒门世家，世代官宦，在十八岁时，即嘉靖十三年（1534）考中生员。“尝慨兆恩自少年时，能习举业，冀得致身青云，而显荣于世者。”显然当时林兆恩希望如先辈一样走传统的科举道路。在二十八岁那年，即嘉靖二十三年（1544），乡试三次名落孙山的林兆恩从此放弃举业，四处求学问道，过着隐逸闲适的生活。

缘于良好的家风，受其影响，林兆恩从小就有家国情怀。他少年时代就乐善好施，富有同情心，心存慈善。据《林子年谱》载：林兆恩十三岁时，经常金银救济穷人。母亲问他为何？林兆恩回答：“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嘉靖二十三年（1544），林兆恩兄弟三人遵照父亲遗嘱，召集债务人，将“千金之券”全部返给他们，取消所有债务，乡人称善。

山不转水转。落第后的林兆恩，却做了人生的另一种选择。他转而出入佛门道观，遍游名山大川，到处寻师访道，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经过五年的彷徨、思索，林兆恩对当时儒道释三教的神圣性有诸多疑问，便“锐志于心身性命之学，遍叩三门”。“数年间，如痴如醉，如颠如疯。凡略有道者，辄拜访之，厚币之，或懈逅儒学玄装，虽甚庸流，亦长跪请教。”通过认真比较，反复研究，他恍然大悟到原来儒道释三教的宗旨是趋同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因此，他主张恢复儒道释三教之本原。经过多年的探索、思考与总结，林兆恩35岁那一年，提出了三教合一思想体系，把儒、道、释三教合为一教，创立了“三一教”，主张立德、从善、行孝、济贫。他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广泛传教，因其主张受到不同阶层的欢迎，从者甚众。

正当林兆恩专心致志传教之时，莆田祸起倭患。明嘉靖年间，倭患猖獗，东南沿海深受其害。倭寇侵犯骚扰兴化府先后达15次，兴化成为倭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倭寇屡次扰乱攻陷兴化城池，沿途烧杀掠夺，抢劫民财，残杀百姓，“屠戮之众，而遗骸如积。虐焰之炽，而村落为墟”。

大灾必有大疫。倭患引发了瘟疫的大流行，使莆仙祸不单行，给百姓带来莫大灾难。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时疫气盛行，人多病歿。”“嘉靖四十年冬，倭夷迫城，疾疠并殝，死者相枕，棺难遍施矣。”“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城中大疫。”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造成多大规模人口的死亡，但通过“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的恐怖气氛的描写，可以想象当时瘟疫蔓延之烈。可见瘟疫的威胁在嘉靖后期“倭寇”为害莆田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更为严重。可以讲，此时期莆田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不及时扑灭瘟疫，莆田将陷灭顶之灾。

在这存亡绝续的大关头，林兆恩见义勇为，在“抗疫”中起到了擎天柱石的作用。面对倭患与瘟疫造成的莆田积尸盈野、瘟疫恣肆的局面，莆田官府却采取了逃避的方式，表现出消极的态度。“郡守易公道、谭新除，闻积尸盈城野，遂停车福清县，弗敢莅任。”此时，林兆恩说服家族，并把三一教门徒以及弟子组织动员起来，他采取了几项有效的应对措施：

首先，掩埋死尸。倭患与瘟疫使整个莆田城就象是个大墓场，在灾难中丧生的人，如果尸体没有及时处理，尸体会腐烂并产生毒素，特别瘟疫死亡的人会成为传染源。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从夏到冬三次攻埭，扰乱周围村庄，城郊荔浦一带百姓被杀甚多，血流染红了沟水。林兆恩命弟弟兆居、弟子黄仕钦等七人，雇工在城内外收尸2220多具，葬于太平山。最为严重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11月29日，倭寇攻破城池，烧杀的百姓达2万多人。倭寇退，林兆恩谓刘济策等曰：“城果陷矣。尔等能不忘一体夙心，而掩其遗骼乎？”人手不足之时，他把自家的田产买掉得到的钱，雇人在城内外，收尸积薪，火化于南北河尾二山。面对当时的惨象，他痛心地写下了《作寇退收尸歌》：“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旙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他掩没死尸的做法既有净化环境消灭传染源的作用，也体现了中国入土为安的风俗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其次，赈民救灾。莆田倭患与瘟疫流行双祸而至，饥荒随之而来，腥风血雨的莆田此时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赈灾迫在眉睫。在发生灾荒时，官府通常会减免当地赋税或开仓放粮以济民困，或开展赈灾活动。但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前，朝廷与莆田官府作为国家社会保障系统却无所作为，令人失望。原本莆田寺院有赈灾救济，却在平灭“倭寇”中，国家筹饷因向寺院征收田租，寺院多不堪重负而败落，无力赈灾。另外，通常莆田富有之家也会在灾荒时煮粥济民。但莆田经过轮番的“倭患”与瘟疫，富有之家损失惨重。“嘉靖末城破于倭，黄石巨家，煨尽沙砾，迄今未能尽复。”在这危难之际，林兆恩自告奋勇，承担起了济民事宜。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扰乱莆田，城外百姓进城避乱，兆恩先生给予每人钱和粮。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和二十二年（1594），莆田先后发生两次饥荒，兆恩又捐银二百余两、谷数百石赈济。林兆恩“或散之钱与金，或惠之米与粥……于是人咸自庆得生。”这是他一次又一次传递给莆田人民的温暖，使莆田人民挺过了多次灾难。

第三，救治病人。救治瘟疫仅靠掩埋尸体，消灭传染源是不够的，更需要对感染瘟疫者进行治疗。明代国家在各地都设有管理、训练医生的“医学”机构以及发放医药的“惠民药局”。但是，这些机构在明中期以后，大都名存实亡。林兆恩凭借自己的医术，为民众治疗瘟疫。他运用三教合一的内丹理论，创造“九序心法”。据林兆恩自承：“以艮背法为人却病，行之多验。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艮背法讲得是气功疗病。气功，古称“导引”、“吐纳”等，为我国传统的健身术，是通过自身调摄，以炼意、炼气、炼形为要素的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即“调身”、“调息”、“调心”，体现了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

除了用艮背法疗病之外，林兆恩还采用古老的医术——祝由术治疗病人。祝由术来源于中国南方楚地，上古时期就有苗黎巫医苗父用祝由的方法治病的记载。早期祝由医方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五十二病方》有记载。祝由魏晋以后融入了道家方术与释家的咒禁法，林兆恩的祝由术可能与他早年出入寺门道观有关。祝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中医的“精神内守，病从安来”的理念，蕴含着朴素的心理暗示、归因替代、意识疗法等心理学思想，有心理治疗的作用。有一段记载反映了这一点。“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夜遇先生歌咏登东山，群趋而避之曰：‘三廼教先生来矣。’一老翁未睡闻之。既而先生过去，少顷，复相谓曰：‘到某家去。’一鬼曰：‘某人非甚恶，只好饮耳。其家穷极，饶之可也。’又一鬼曰：‘到某家去。’众以为然，遂去。次早，果群病莫起。此老乃令人谓之曰：‘可去求林先生数字即愈。’病家如言求之。先生但书曰：‘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其家咸不药而起。先生之写正气，实自此始。自是几染瘟疫者，无不籍先生以起死回生矣。”那个特别的时期，惊悚恐惧的人们，古老的祝由术在心理治疗方面有较好疗效，并采用艮背法，当时被林兆恩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也有不少官吏士大夫也登门求教治病之方。他把艮背法与祝由术传授门徒为百姓治病，百姓容易接受，很快推广开来，疗效亦佳，瘟疫得以逐渐遏制。

从林兆恩投身于“抗疫”这段历史来看，他积极掩埋死尸、赈济灾民、救治瘟疫……这些义举与他倡导的教旨是相一致的，在家乡莆田危难之际，改变了他逃避现实的思想倾向，积极投入社会生活；而“舍家纡难”的行为，体现了他的担当和胸怀，在遏制瘟疫蔓延与重建莆田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说明了他由隐至显的转变过程，也实现了他自已执着追求的人生价值。中国自古以来相信否极泰来，再艰难的状况中都孕育新的可能。因为在此过程中，林兆恩不仅扩大了自己在莆田当地的威望，而且不经意间使他的“三一”学说在莆田和福建其他地区广泛传播开来，“三一教”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信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