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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2)

嫔然君2024-04-15

汉武帝元丰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就在“金匮石室”阅读皇家藏书,搜集历史资料,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当时,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司马迁对汉武帝盛言:“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在狱中,受尽酷吏的折磨,并受了宫刑(执刑人用刀子剜掉受刑男子的睾丸,对受刑女子同样是破坏其生殖机能。)。狱中生活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狱中,曾一度想“引决自裁”,但一想到《史记》“草创未就”,便“就极刑而无愠色”(《报任安书》),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的著述。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无以为人”的处境下,终于基本上完成了《史记》的写作。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死后才得以问世。《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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