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怎么抗击疫情的

2003年SARS带来的伤痛刚刚被岁月抚平，新型冠状病毒又在2019年岁末成为中国人新的灰暗记忆。突如其来的灾难拨动了世相百态，有人淡然，有人恐慌，有人无畏，有人坚守，有人退缩，更有千千万万为求助同胞而踏上征途的最美“逆行者”。不过，在面对灾难时，我们完全有底气乐观、有能力自信、有资格从容，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瘟疫从来不是一位“稀客”，我们的祖先遭遇过多少次瘟疫，就战胜过多少次瘟疫——此时此刻，我们不过是将先人们已经做过无数次的事再重复一遍而已，而且我们势必做得更好。

中国有着古老而辉煌的文明，但同样也经历了绵长而频繁的苦难——而疫病，便是令中国人损失最大、伤亡最多的灾祸之一。自秦汉以后，历朝《五行志》中都不乏“大疫”“疫疠”“疠作”等字眼，而一次“时疫大行”，背后伴都随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翻遍史册，几乎每朝每代，甚至每位帝王在位时都有疫病爆发。有时会让人感到，不是瘟疫伺机侵袭着文明，而是中国先民们在瘟疫横行的间隙中，谨小慎微地将文明书写了数千年。

民谚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历史上的疫病，大多或伴随着旱涝等天灾，或伴随兵燹等人祸。有时这个因果链反过来也成立：因为疫病得不到控制渐渐酿成大灾，并最终改变了一个个王朝的“德运”。

不过，疫病又不仅仅是灾祸而已。疫病的爆发往往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果，其产生、传播、防治牵涉到制度律法、医疗水平、卫生观念等诸多因素，其过程可以映射出一个时代的整体发展水平。可以说，古代中国的疫情有多严重，古代中国人在抗疫事业中就创造了多少奇迹，而这其中最为“梗核”的，就是宋朝人。

华夏缘何多疫病

在将话题转向宋朝抗疫事业之前，先要谈一谈中国历史上的疫病情况。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如“疟”“疥”“蛊”等传染病的名称，甚至还因某一年“时疫大行”而将之称为“疫年”。这当然不是说疫病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只是人类踏入信史时代之后才有能力将疫病信息保留下来。

秦朝国祚短促，至两汉时，疫情的记载便急剧增加，如西汉宣帝、成帝便在诏书中提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遇水旱疾疫之灾”。至东汉时，疫病更为流行，甚至于有“光武中兴”之称的东汉初年，自建武十三年至二十六间就爆发了四次大疫。至东汉末年，在“国乱岁凶，四方扰攘”的环境下，疫情更加不受控制，达到了史不绝书的程度。

疫病的爆发少不了自然病源的传播与医疗水平的局限，但人类的活动同样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历朝史书的记载来看，这里的“人类活动”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战争活动，二是经济活动。

以唐朝为分界线，唐朝之前中国疫病大多与战争相伴。如秦朝征岭南、西汉平南越，军中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疫情，《淮南子》载秦军南下时“伏尸流血数十万”，除了百越民风尚武之外，疫病横行大幅度降低了秦军的战斗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疫病与战争的关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明显。三国时期群雄逐鹿，战事连年，著名者如赤壁之战、诸葛亮南征、孙吴征夷州朱崖、诸葛恪围新城等，无一不伴随着疫病大流行。赤壁之战后，曹操写信给孙权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未必完全是虚言。《三国志》中屡屡提到曹军在赤壁之战前“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军众已有疾病”，而周瑜也因此更加坚定了“拒曹”的信心，可见当时疫病与战争的伴生关系不仅常见，更为兵家所熟知。

在三国时代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大量名人死于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如曹操、张辽、关羽、法正、吕蒙、甘宁等。这里当然有些如关羽一样因战而死，但更多人都亡于疫病。曹植在其《说疫气》一文中描绘了217年（建安二十二年）的疫病：“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一场疫病直到两年之后才基本平息，大批人物死于此后，实属正常。而至局面更为混乱的五胡乱华时期，兵祸较三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疫病自然也不遑多让了。

而至隋再度一统后，中国盛世时期的疫病也开始频繁起来，并以江南地区最为明显。隋唐的医疗技术明显要比秦汉时高，其经济水平也远过前朝，为什么疫病反而愈加频繁呢？这就要提到人类的经济活动。

疫病的流行，除了病源之外还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如水痘病毒的生存要求聚落人类在几十人以上，疱疹病毒要求二千人以上，而麻疹病毒甚至需要 50 万人以上。唐朝文治鼎盛，先后开创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开元之治等盛世局面，两宋时期经济更为繁荣，这就孕育出了前朝所未有的大型都市。唐朝长安人口有百万之巨，南宋临安达20万户，而庞大的人口基数与愈加便利的交通又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的联结，于是疫病一旦出现，其传播之速远非前朝可同日而语，动辄就会出现“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的凄惨景象。

中华文明的延续，传统中医有其功劳，历代名医也的确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中华文明恰恰是先人在医疗水平没有本质革新的情况下，从尸骨堆中构建出来的——当然，这一点在现代医学诞生前，针对传统西医盛行的欧洲同样适用。

11世纪人类最健全的医疗机构

中国历代王朝都对疫病防控极为重视，并日渐发展出一套蔚为完善的抗疫体制。早在秦朝，朝廷就建立了“疠迁所”用于隔离麻风病人，至汉朝时隔离措施日渐广泛，汉平帝时期的诏书中即有“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之语，这说明西汉的隔离区已经及于普通的“疾疫者”。到了唐朝，朝廷已在地方各州设置医学，置医学博士、医学助教、学生等官吏，对民间疫病进行医治活动，同时在疫情发生后还会适时发廪蠲赋，即针对“疾疫者”减免赋税、接济财物。不过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抗疾史才真正步入了“高光时刻”。

宋朝自立国之初步建立起了层级分明、各有所司的医疗机构，包括御药院、太医局、翰林医官院和惠民和剂局。其中，御药院与太医局行政色彩偏多，前者为皇帝御用药房，后者负责医学教育以及医疗官吏的考核；而翰林医官院和惠民和剂局则更多服务色彩。

翰林医官院隶属于翰林院，平时执掌朝中医药之事，民间疫病出现时应诏至民间进行医疗活动。与其职责相应，翰林医官院的医官也并非全部常驻京师，而是轮番进入地方各级官府常驻，这便是“驻泊医官”制度。驻泊的医官分散于各路、州、府，如《宋会要辑稿·职官》中的载：“政和三年……翰林医官院见今医官至祗侯七百余员，并无职事，诸路驻泊额止百余员。令立校试之法，随所试中高下分遣，诸路州军有大小远近之殊……”从中可以看出翰林医官院医官的确分布广泛，而医疗人员常驻的基础上，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府都有能力在疫病爆发时即刻派遣医官朝廷探视与救治。

宋朝翰林医官院的医疗职能运行得颇有成效，如《宋会要辑稿·恤灾篇》所载乾道元年抗疾工作中提及两浙“疫气传染”时，朝廷命“翰林院差医官八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证用药”“在外州军亦依此法，州委驻泊医官，县镇选差善医之人，多方救治”。值得一提的是没有常驻医官的县镇，官府还会选择“善医之人”进行多方救治，以补充民间医疗人员的匮乏。

宋朝幅员不广，但创造了很多奇迹

翰林医官院救人以医，惠民和剂局则救人以药。从“惠民”二字可以看出，惠民和剂局事实上就是官办的“平价药房”。周辉所著的《清波杂志》对惠民和剂局的职责目的有较清晰的解释：“岁课虽视昔有损，意岂在夫羡赢，其于拯民瘼，施实惠，亦云博矣。”也即是惠民和剂局不在于为朝廷课税，而在于拯救疫民。因关乎公共利益，宋朝专门针对惠民和剂局的运营制定了严格的律法，如有售卖过期成药与伪劣药物等情形的，主事者将受到“杖一百”的重罚。

有宋三百年，惠民和剂局遍布各路、州、府，且历次增置。据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中的一段描述，当时惠民和剂局所售药剂的价格仅为时价的三分之二，已然比“平价药房”还与民分忧了，两宋医疗机构之完善，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抗疫最强“硬实力”与“软实力”

宋朝通过翰林医官院与惠民和剂局的设置，基本满足了民众日常生活对医药的需求，但是一旦疫病横行，这一日常建制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也往往力不从心。于是，福利性机构的设置就成了医疗机构的必要补充，由此诞生了安济坊、居养院和漏泽园。

安济坊是用于病人疗养的官办公益机构。早在赵抃知任越州、曾巩知任洪州时，就已经有了为疫民修建公益疗养地的措施前者在大疫之后“为病房，处疾病之无归者”，后者则为疫民“以官舍舍之，资其食饮衣衾之具，以库钱佐其费，倩医候视”，只是此时的“病房”“官舍”并无专名。元祐四年（1089 年），杭州疫病流行，苏轼遂凑钱“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名曰安乐”，这便是“安乐坊”一名的由来。崇宁年间，统一将这类公益疗养地改名为安济坊，并推广至各路、府、州，遂成制度。

几乎就在设置安济坊的同时，朝廷又建立了居养院，用于收养“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一条元符元年（1098 年）的敕令：“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知州、通判、县令佐验实，官为居养之，疾病者仍给医药。”可见居养院不仅要照顾“鳏寡孤独”，还兼有为病人给付医药的职责，这里的病人自然包括疫民。

安济坊与居养院极受朝廷重视。北宋末期对这两处公益机构“给常乎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惟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待遇丰厚到“贫者乐而富者扰”——而此时力推此制的帝与相分别为宋徽宗赵佶和蔡京，可见“昏君奸相”之谓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南宋以后，安济坊和居养院往往合并为养济院，此制一直延续到宋末。

养济院令人有所“养”，漏泽园则令民有所“终”。“漏泽”取“泽及枯骨，不是有遗漏”之意，又称“义冢”“义阡”，即官办公墓。疫病流行时往往尸盈于野，而暴露在外的尸体往往是重要的传染源，故而早在唐朝，历任皇帝就频频在大疫时下诏掩埋尸体。宋徽宗时，朝廷出钱置地购田广建漏泽园，掩埋尸体之举终于制度化。靖康之变后中原大片领土丧失，但宋室南迁后依然“诏临安府及诸郡复置漏泽园”，此制直到明朝依然沿用。

如果说安济坊、居养院和漏泽园三者加强了宋朝抗疫的“硬实力”，那公共卫生的律法及疫病爆发时的政策就是宋人值得自豪的“软实力”。

对于公共卫生，宋朝约束极严。春初时官府会“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通过清整沟渠保障城市环境；而对于恶意破坏环境者，则以律法严加管理，如“辄将粪土瓦砾等抛入新开运河者”，将“杖八十科断”，其刑罚力度之大，几近于售卖过期成药与伪劣药物。

而当疫病爆发时，施散医药更是例行公事。宋朝朝廷对疫情救助扶持力度之大，前无古人，后鲜来者。自疫情出现起，从朝廷至各地官府均大力对疫民施散医药，宋朝皇帝甚至屡屡从内府——也即皇室私人库藏中拨付药材济民；在此表率下，地方医官在疫情中“持药物自随，以饮病者，穷闾委巷，靡不至焉”也不足为奇了。

结语

中国史既是一部瘟疫史，也是一部抗疫史，而宋朝正是在这一场艰难的考试中，交了一份堪称奇迹的满分答卷。驻泊医官、惠民和剂局、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对于传承者来说，这些字眼或许已渐渐生僻，但时间不会埋没那个硬核的宋朝，更不会消磨中华民族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