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诸暨婚礼习俗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都有与众不同的婚姻习俗。不同的婚俗，又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着。

诸暨曾是越国故都，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可以说诸暨民间婚俗既有中国封建社会大体一致的礼仪定规，又有越地独特的地域色彩。

相亲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句俗语道出了中国民间婚姻的客观规律。在诸暨旧时乡村中，男女青年到了十七八岁，甚至有更早的，前辈父母就要为儿女的婚事操心了。但这些婚姻须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须合“六礼”之仪。（所谓六礼，即：纳采，送礼求婚。问名，询问女方名字及出生年月。纳吉，送礼订婚。纳征，送聘礼。请期，议定婚期。亲迎，迎接新娘）。《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曾有这样的记载：婚姻以媒说合，写红笺请于女家，女家以“允帖”答之，其开具生年月日者为“庚帖”，亦曰“口帖”。

诸暨乡间少有专事做媒的人物，人称“作媒——三十六行之外的行当”。但民间又认为做媒是做好事，能成人之美，故而牵线搭桥的人还是不少的。旧书上称媒人为“月老”，乡间俗呼“媒大”，戏称“吃三壶瓶头”。解放以后又称为“介绍人”。

乐于做媒作伐的人总是能说会道的，与牵线的某一方往往有些连亲沾故，或邻居同里，或亲戚朋友。他多了解双方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人性品格。多数是受人之托去作伐牵线，频频奔忙于男女两家之间。如若双方家长对对方均中意，待时机成熟，做媒人就向男女双方的讨“庚帖”，又俗称“龙凤帖”。既将男女双方姓名，籍贯，生辰八字写于印有泥金的红书上，经过媒人，互致二家。双方各将帖子置于香火堂前或灶司堂前的香炉底下。尔后请算命先生推命占卜，看二人生辰八字是否相合，若合即成。这桩姻缘佳事就迈出了第一步。这些过程实质就是六礼中“纳采”和“问名”。

解放之后，这些繁缛的礼数基本革除，城乡间，单位间的男女青年交往日益增多。自由恋爱已成大势。恋爱成熟后当然还须有所谓的“媒大”去与双方父母传递信息，张罗婚事。不过这差使就较为轻松，也有请“介绍人”牵线搭桥，认识恋爱的。在农村双方不甚了解互相情况，还有相亲的过程。所谓相亲，有“看姑娘”和“看人家”二种方式。

“看姑娘”是媒人陪小伙子去女家。双方见面，让男女青年互相看看人品相貌。由女方父亲叔伯或兄弟作陪，通过吃茶闲聊，观察小伙子的言谈举止，了解人品性格修养。新客人来自然要请尝小点心。这可不是一般意义的小点心。如果女方对小伙子满意，必定奉“甜汤圆”，这就是祈祝这桩姻缘“团圆”的意味。如若不甚中意，那小点心是什么就说不准了。“看人家”则是姑娘到男家去做客。俗语有“十媒九哄”之戏说，不管媒人讲得如何好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实地察看才是最可靠的。“看人家”一般由女方女眷陪姑娘一起行动。这实际上是对男方家庭经济，住房，环境，邻里外关系的一次综合考察。婚姻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行动。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生活观念的改变，姑娘小伙接触越来越多，思想感情交流也日益活跃，如若恋爱，双方早知根知底。昔日“相亲”习俗也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定亲

通过相亲相恋，男女双方的情感逐日加深到一定时候，就要定亲了，也就是行古籍上所说的“纳吉，纳征”之礼。

择日“文定”，备彩花红烛，枣果双双，压以金线，贴以金纸，谓之“双果”；贯以彩线，以十为数，谓之“结果”，中插彩花，以瓜果围聚之，谓之“占果”；压以银线，谓之“聘金”。

这是八十多年前在志书中简约记载的定亲物品与习俗。而民间实际却有诸多的不同。

男家请先生择出定亲日期之后，即写出红帖，套以泥金和合二仙封套。（所谓“和合二仙”即二位小孩一人托盒，一人举荷的传统图案，取其谐音）。请媒人在数月前携两只糖果桂元礼包去女家奉帖。双方在明悉聘定日期之后，旋即要准备行聘定之钱物，男方首先要准备好“礼金”和衣料等，其多少当视双方经济条件而定。其次要准备礼包，礼包视女方亲戚多少而定，至少三十六，多则近百个。礼包多为白糖，冰糖，荔枝，红黑枣子，核桃等南北干果。还有“五代果子”是决计不能少的。所谓“五代果子”，就是枣子，榧子，核桃，桂圆，花生，用红绿彩纸拦腰双双贴妥，用金线缠绕，其寓意为“发子发孙，五代见面”。讲究的家庭还要作一百零八个“定盘棕子”。

是日，由媒人带领几位青壮汉子将定亲礼物送至女家。女家喜欣相迎，在中午设酒席宴请至亲好友与来宾。此酒俗称“定仪酒”。亲戚朋友喝了“定仪酒”后，将带回一份礼包和棕子。这样就意味着又多了一门新亲，当然到时也要准备一份“送嫁礼物”了。

午后，媒大与男方宾客告别女家转回。女方早已在送礼的担子里放上“回礼”。在旧时回以衣帽靴鞋，缎绣鸳鸯一对，糖糕如干簏，并粉团染红鸡子，或加文房四宝，谓之“四盘”。而近代的回礼主要有各类糖果，米粉做红绿圆子，花生与红鸡蛋等，还有一套衣料和新鞋帽，是赠给未婚女婿的回礼。这些食品民间俗呼“回盘糕”。男家收到后，就将这些“回盘糕”“分赠于亲戚邻里。当然，男家晚上也要置酒席请亲友欢饮。

行了“定礼”，青年小伙子成了名正言顺的“毛脚女婿”，女方有事，小伙子理所当然要去帮忙，逢年过节，未来的女婿要携礼品拜望大人前辈。这样男女青年在频频的接触中，更加了解熟悉，更加相恋相爱。

亲迎

定亲后的一年半载中，男女双方要为婚事作准备。男方要装饰新房，要预备接亲礼品，女方要备置嫁妆嫁衣。俗话说，只有择日子讨亲，没有择日子嫁囡。迎亲之日须有男家择定，并写喜帖，请媒人携礼包前往女家奉告。传统的喜庆日子多择于年底腊月，新春正月。此时正值农闲，农家多有空暇，天气又较寒冷，食品也易存放。如今除选择这段时间外，在国庆节，元旦，五一劳动节结婚的青年也为数不少了。

亲迎前一天，男家早早派出八九个青年用扛箱，食笼，向女方送去丰厚的接礼。扛箱与食笼均有上等木料制作，雕龙描金，十分精致。在旧时还须有礼帖一份，将所有礼品数额一一书于帖上。

男家致松柏各有一盆，猪羊角黍糕饵鸡鹅皆全，饭百团，染红鸡子百，谓之“十合盘”，而猪五脏全副，谓之“全家福”。这是旧时的礼数。而近代的接礼主要有：猪肉有一爿，但须连头连尾，外加十余斤夹心肉。此俗称“心头肉”，寓意媳妇是婆婆未来的“心头肉”。羊肉一只，鱼，鸡若干，老酒，糖果，香烟若干。棕子近百，最大的棕子大如热水瓶，称“太婆棕”。还有“五代棕”，从大至小，五个联成一串，意有“五代相见，五世其祥”之兆头。还有一只大白鹅是不可缺少的。古代《礼记·昏经》曰：“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皆用雁”。古人认为雁为候鸟，顺阴阳往来，象征男婚女嫁顺乎阴阳。或曰雁失配偶，终生不再成双，取其忠贞。我邑乡间古风尚存，以鹅代雁。

种种礼物，皆以红丝棉扯挂，青年喜扛“接礼”，逶迤乡间大道，散发出一路的喜庆与欢乐。

亲迎之日确是好日子。男女二家皆宾客盈门，披红挂彩，热热闹闹。真可谓：厨房刀勺叮当响，热气腾腾酒肴香；老亲新眷互致贺；笑语满堂喜洋洋。窗棂上贴大红喜字，屋檐下挂大红宫灯，门扉间贴满红喜联。女家贴的是嫁女的对联，如“今日洒泪别母去，明年含笑抱子来”等等。横额多为“于归之喜”。男方则贴迎新人的对联。如“长天欢翔比翼鸟，大地永结连理枝”等等。横额有“结婚之喜”，“百年好合”，“天作之合”等辞言。

清晨，男方派出二三十名青年小伙子，由媒人带领，去女家娶亲。这伙人俗呼““行郎”，有旧歌谣曰：“行郎行郎，借来衣裳，二滴肉汤，眼泪汪汪”。旧时农村生活条件差，歌谣的调侃反映了当时行郎的尴尬状。还有抬轿的“轿佬”和“鼓乐手”。据记这两门行当多为“堕民”所为，解放后均废除了。

接送新娘的工具也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更替，二三十年代用尼蓬轿，后来改为黄包车。六七十年代乡间通行自行车，八十年代初用摩托车，而时下则流行装饰华丽的小轿车了。

女家中午置酒设席，俗称“送轿酒”。远亲近邻，皆聚饮送嫁。长辈与媒人坐首席上座。酒过数巡，女家的厨师小工就要向媒人“敲诈”香烟糖果作慰劳。一般男家早有准备，自然妥然解决。当然有的也会闹点矛盾，小工们会对媒人实行“制裁”——“关牛栈”，使其就范让步。这种戏闹，乡间俗称“吵吵发发”，现已基本废止。

下午至一定时辰，行郎将行。女方小工亲戚装好嫁妆担子，送至村口，请行郎抬走。

“女方发妆奁，床桌几柜，铜锡器皿，五事桌帏，箱笼少则一对，多则五对”。二三十年代与解放初相差无几，无非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具与衣被账枕。嫁妆的多少是与二家经济密切相联的。但不论贫富，那大小脚盆与马桶不能没有的。它们俗称“子孙桶”，是子孙繁衍的象征。

所有嫁妆上都贴上红喜字，扯上红丝棉。担子里，扛箱中都撒上爆谷花，炒黄豆和红绿花生。箱柜中，棉被枕头里放进水果糖，塞进红鸡蛋，桔子和石榴。嫁妆一到男家即被行郎和顽童“抢去”，讨的是“多子多福”，“婚姻甜蜜”的好兆头。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经济日益富裕，嫁妆也越来越讲究。除传统的物件之外，成套新式家具，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机这些高档电器都成了必嫁之物，有的父母甚至还陪嫁袜机织机之类的生产资料，为女儿女婿日后发展经济提供了保障。今日的“行郎”也非昔比，个个都是西装革履，精神体面。嫁妆再也不用肩膀抬扛，全用汽车装运，只不过到时搬上搬下，做做宾客而已。

“喇叭响，时辰到，阿哥背我上花轿，二哥一担篮头送到城隍庙，阿弟轿前轿后当狗叫”，这篇民间歌谣，生动有趣地记录了旧时姑娘出嫁上轿的情景。

旧时时辰一到，吹鼓手吹打起迎亲锣鼓。新嫁娘头带凤冠，身着新嫁衣，由阿哥从楼上背到花轿中，然后由伴娘相陪，洒泪告别父母乡亲，由轿夫抬出村庄，向新家而去。旧时东乡山区还有哭轿习俗，今已不再。

如今国门洞开，世风日新。新郎新娘在结婚前必去影楼拍一套精美的结婚艺术照，一展新人靓丽风姿。结婚之日，更到美容厅精心打扮一番，穿上多彩多姿彩裙袂飘曳的新婚礼服，把一生中最美好的身姿和心情尽情展现出来，由女嫔相陪，欢声笑语，坐上彩扎轿车，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奔向一个新的生活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