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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文庙(孔庙)

兰芹2024-08-28

汾阳文庙(孔庙)

汾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传播地之一,文庙创建开三晋之先河。据《汾阳县志》载:“汾州儒学,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建”,金代大定四年(1164年)重修,元代以来历经修葺,达到鼎盛。

明代永乐初,明藩宗室“庆成”“永和”二郡王被封于汾州。汾州文庙得到了较大的拓展,明万历二十三年(1895年),汾州升格为汾州府,早年坐落在城区东南隅的汾州文庙同时升格为汾州府文庙,其规模和定制相应拓展。汾州升府后,依廓设立汾阳县,根据明代定制,万历二十四年,在当时的小南关古街的东南隅新建“汾阳县文庙”,汾阳城关从此有了两座规模宏大的文庙。府县官民协力同心,开渠引水,汾阳县西北的马刨神泉、向阳泉、上林舍泉三股活水沿石渠环城入泮,府、县文庙内清波粼粼、松柏苍郁,堪称一方圣境。

明亡清兴,建于汾阳城内东北隅,太和桥街北端的原明藩庆成王府遂成废第。旧藩府占地广阔,建筑雄伟,前明进士、翰林秘书院侍讲朱之俊首议,将府文庙从城东南隅移此。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兴工改建,四年后告竣。就规模而言,改建后的清代汾州府文庙,其祭祀场所及学宫占地 3.5万平方米以上,比山东曲阜孔庙(3.27万平方米)的地盘还大。 清代汾州府文庙的临街沿线并立着三座雄伟华贵牌楼,正中为棂星门组合式牌坊,两侧牌楼低且窄,路边另有两座金字下马石碑楼,碑楼内镌刻着“文武官员在此下轿下马”,凸显出文化禁地的神圣与威严。棂星门牌坊外南北并立着三道汉白玉石桥栏,早年是庆成王府迎接圣旨的专道,桥南的古街也因而以“太和桥”名之。桥下清泉荡漾,连接着庙院中两个弯月形泮池。

庙院内主体建筑沿中轴线南北排列,恢宏壮丽,错落有致。朱之俊先生在其所撰的《新建汾州府学碑记》中云:“四方来游者,旷瞻暇瞩,咸曰:大哉居乎!自国学外,巨郡名黉,固未有壮丽若斯者也!”清代汾州府文庙建成后,府城东南隅的原明代汾州府文庙降格为“汾阳县文庙及学宫”。明万历间新建于小南关街县学巷内的原汾阳县文庙,也依序改称为“文昌庙”,依然保留了童生书院的功能。由此,清代汾州府(县)城内俨然出现了三座古文庙辉煌并立的奇观。此后二百多年间,汾州大地上的三座古文庙内晨钟暮鼓,金声玉振,各显功能。为汾州府下属的一州九县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

清朝灭亡后,新思想新文化的曙光一度照亮汾州城,汾州县文庙院内成为“河汾中学的典雅校园”。民国中期,稷山举人王堉昌两度莅汾担任知县与县长,三座文庙被修葺一新,清代府文庙内还增设了县立图书馆及古碑廓。 然而,“七七事变”的枪炮声击碎了这一宁静而温馨的文化氛围。日寇入侵后,汾州府、县文庙遭到了野蛮破坏,珍贵文物被日寇洗劫一空,古碑被砸碎砌作饮马石槽,沦为日寇的伤兵医院和尸体焚烧场,历史悠久的圣哲之地,遭到了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

新中国成立后,清代汾州府文庙被列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主体建筑,古色古香,雄风犹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汾人王文达曾赋诗云:“汾州府文庙,仅次曲阜城。木构明伦堂,全国独一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孔子及其乳养了华夏文明的儒家学术遭到了首当其冲的批判。紧接着,与清代汾州府文庙毗邻的山西省第二监狱开始扩建,这座恢宏壮丽的文化瑰宝,在汾州大地巍然屹立了三百多年后,令人遗憾地消失了。

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山西省汾阳安兴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孔祥生毅然决定,投资重建汾州府文庙。振兴汾州孔学文化,其意义深远,其艰难也让常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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