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构建了人心的和谐。在北魏末期,佛教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因为其本身的思想与东方文化的价值观非常吻合。佛教注重个人的内在修为,教导人们向自心求法,教人为善。就此方面而言,从西方传入的佛教与本土产生的儒、道二教存在共通之处。
太虚大师提出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生佛教思想,是作用于人心的和谐,教导人们正确地去认识自“我”的高度概括。所谓“明心见性”,就是考量人们自我认识程度的标准。是以追求超越迷妄、烦恼、痛苦和生死的解脱之道为核心的宗教思想体系。世间的一切困苦都是缘于人们无法正确认知生命,因而由贪、嗔、痴所造作的诸多罪业所引起的。所以,凡事都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求问题的答案。通过针对杀、盗、淫、妄、酒五种恶行所制定的“五戒”,为弟子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善调,要求弟子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以“戒定慧”三学相应对治引起不良言行的“贪嗔痴”的迷惑思想,从而断灭烦恼,了生脱死,觉悟人生。《法句经》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句著名的“七佛通戒偈”表明,持戒的重点不在外表,而在“自净其意”。“意”指心的作用,即要求在心地上用功夫。“心”是行为的支配者,去恶从善,关键是心净。“心净则国土净”,这也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克服反道德的心理因素,实现个人与自我从内“心”上的根本和谐。个人内心的和谐,也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推动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另外,佛教道德规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以人际关系为重的思想,适应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佛弟子修持实践的道德规范,直接有利于非信徒大众的福祉。佛教道德规范也不限于信徒必须遵守,对非信徒同样有实践意义。基于众生平等的原则,不排斥其他宗教信徒实践道德规范,成就崇高人格。此外,根据缘起论、因果律,强调人与人的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并由此而肯定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体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共存共荣。这些佛教思想,都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由此可見,在维系安定和谐的问题上,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效。
(四)、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缓解了民族矛盾。一个动荡时期的社会往往能够为各种社会思想提供自由的土壤,从而产生比较丰富的精神文化。北魏时期,尤其是胡太后执政时期,正值社会的动乱和分裂期。葛荣、杜洛周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击杀了王元融和王元深后,势力大盛。至孝昌三年(527年)横扫河北,兵锋直逼洛阳。同时南梁军队北攻淮泗,南线告急,而北线的柔然也挥师南下。更为严重的是雄踞北方的尔朱荣军力强大,傲视洛阳。还有鲜卑、羌、氐、匈奴和敕勒等少数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公元523年-528年边镇、高平赫连恩(匈奴人)、秦州羌族人莫折太提等地起义不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道教和佛教在迎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同时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群众基础,并通过宗教本身的社会功能影响着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尤其对于北魏复杂的民族关系而言,宗教曾起到了加强民族交流的重要作用。因而,玄学、道教、佛教等各种思想文化趁兴而起,尤其是以道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宗教,在北魏末期得到了充分发展,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中,《魏书·释老志》是第一个专门的宗教史体例,魏收辟专志记载当时的宗教信仰状况,可知宗教已成为当时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在北魏平城时期佛教遭受过灭顶之灾,但在胡太后执政的北魏末期却达到兴盛,除了佛教的包容性,以及它能够与中国本土的玄学、道教迅速有机地结合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佛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思辨性。北魏前期,道教信仰的主体是汉人,而佛教则是“胡”教。但这种外来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生根、发芽甚至开花、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适宜它发展的土壤和条件,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就本土文化而言,作为中国文化之代表的儒道思想一方面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这是佛教能够融入中国的前提。另一方面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夷夏论”使所有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有一种外来感,尤其是北魏统治下的中原,以汉族为主,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虽然魏孝文帝时期就在政治和社会风俗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消除鲜卑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即封建化,适应了各族人民间的自然融合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的大融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北魏末期在比较发达的中原汉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作为贵族的鲜卑族仍然感到他们是“外来户”。而佛教正被看着是非华夏的、外族人的“夷教”,因此,少数民族对佛教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同时,也适应了以及广大底层人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信仰的危机,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也正因为不同民族同一种宗教的信仰,才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产生共同的宗教情感和强烈的认同意识,从而使各种群体、个人和社会集团形成统一的整体。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缓和了民族关系,消除了民族隔阂,增进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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