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相时
张相时同志生平(1894-1989）
张相时又名张恩龄，云南省鹤庆县人，伴着甲午海战炮声，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３日诞生在一个华侨工商业家庭里。
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９年，刚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张相时赴新加坡，应邀到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洋商报》任、总。并写出了《华侨中心之南洋》这部４０余万字的宏篇巨著。成为研究华侨历史的早期重要文献。
值得一提是是张相时是１９２３年９月２３日创于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历任主编中唯一的一位云南人。
１９２９年以后到建国前的２０年间，张相时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往返于亚太地区及东南亚各国之间，先后担任其开办的私营企业“恒盛公”号及其上海分号、汉口分号、印度分号和昆明总店的经理、总经理。其中３０年代他曾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几年，有一次以华侨专家代表身份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更主要的是从事银行、盐业和化学药品的经营活动。他舍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条件和多次扩展家业的良机，携带家眷及其雄厚的资金离开香港回到昆明，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合作共事的政治生涯。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张相时十分关心云南故乡的文化教育事业，由他提出从企业中拿出３万卢比赞助之，并于１９４６年从他私人的款项中捐出(旧国币）１００万元给昆明的昆湖小学。由此他还当选为校董事会的董事长。
１９５０年云南和平解放，万事待兴，张相时以极大的爱国热忱积极参加筹建昆明市归国华侨联谊会的各项工作，并担任主任秘书。他作风正派、爱憎分明、以身作则，认真努力，工作很有成效。同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不久就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炸弹落到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妄图颠覆和扼杀新中国的红色政权。面对国家存亡的严峻关头，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张相时积极响应政府“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号召，他从香港调出款项１万元港币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并随身带有几万元巨款经上海、北京、重庆回到昆明。在这段时间里，张相时多次谢绝印度及台湾的老板邀约他在海外做糖、茶叶等大宗生意赚大钱的好意；并先后调集了１３０万元的港币至昆明。特别令同行感动的是张相时在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２年间，在参加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中捐出了１亿人民币(旧币）给国家。他还写信动员国外的亲朋好友采购国内紧缺物资运回国内，及时而有力的支援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张相时靠智慧和爱国热情把原先只是一般的家庭式小企业发展壮大了，他的“恒盛公”企业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做出了奉献，以至当今健在的同行老人还啧啧称赞，张相时本人从心底涌出赤子之情和那无私奉献精神受到了爱国同行们的称道，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１９５６年前后的“公私合营”，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体制大转变。张相时深明大义，自觉接受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融进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命脉之中。“公私合营”之后，张相时开始担任云南省外贸局土产进出口公司副经理。他为人耿直真诚，扶危救困，不计得失，常常为那些处于困境的人伸出帮助的手。正是基于他崇高的品德与声望，广大归侨侨眷和云南各族人民敬重他，从１９５４年起，他被选为省政协委员。１９５７年任省政协常委，１９７９年以后，历任省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副主席；还任省侨联副主席和全国侨联常务委员。
“文革”中，历史被颠倒了，事实被歪曲了，张相时一家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近九旬的张相时精神焕发，不计前嫌，从不提及过去所遭受的冤屈。他感到国家兴旺有了希望，真是“躬逢盛世，夕阳未晚”，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效尽微薄之力。１９８３年春，在中国致公党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张相时不顾９０高龄欣然应允出任正在筹建的致公党云南省地方组织负责人。他身体力行，亲自领导工作，和大家团结一致，积极发展组织，物色和选拔调配干部；他作风踏实，亲自出面解决处理重大问题；例如当时有一位高级工程师，有一个民主党派正准备发展他，正当他犹豫不决时，张相时考虑到他有“海外关系”，更适合于参加致公党。于是约了另一位领导，亲自前往动员。他风趣地说：“历史上有文王请周公、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我们发展组织也要礼贤下士！为了从专州调一名专职干部，他亲自出马，多方找有关部门商量，终于把事情办成。机关干部住房有困难，他亲自过问，并与其他领导一起商量解决。逢年过节还要老伴陪他到干部家逐一探访，问寒问暖……同志们无不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优良作风所感动，都表示愿意为自己的致公党组织出一份力。张相时还非常注意自身的表率作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觉遵守纪律，模范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他密切联系群众，亲自抓机关同志的思想工作，有时把成员请到家里促膝谈心，教育大家要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大问题都要主动请示汇报，减少失误。张相时说过：“只有把机关的工作做好，才能把致公党的事情办好”。他十分注意“火车头”的作用，善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在张相时的领导下，我省致公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机构逐步健全，１９８６年由云南省小组升格成立了致公党云南省委员会，张相时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致公党的发展壮大，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在云南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张相时德高望重，海外关系广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他从不自满，十分谦和，平易近人，特别热爱学习。当时他已是近百岁高龄的寿星了，视力减退到老花镜外加放大镜读报仍感吃力，但他还是孜孜不倦地关心时事，坚持读听重要文章和广播新闻，保持着敏捷的思维和旺盛的参政议政热情。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有关会议，并且在会上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在致公党内，他通过主持会议及时地传达中共中央、中共云南省委的有关文件和领导讲话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他十分强调海外联谊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必须重视发挥致公党的“侨”字特点和优势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事业发挥作用。他努力克服年老体弱和伤残带来的痛苦，坚持亲自到机场、车站和码头迎送宾客，许多客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老人的手久久不愿放开……。他关心侨胞之间的感情联络，热心地为“三引进”牵线搭桥，为加快云南经济发展的步伐效尽微薄之力。他还十分关心广大归侨侨眷的疾苦，多次深入到侨乡、华侨农场等地了解情况，反映他们的呼声，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了安定团结。受到人们的交口赞誉。
１９８８年９月，正值致公党云南省委面临新老交替、强化领导班子力量的重要时刻，张相时顾全大局，为使后继有人，主动让贤，用自己的行动领导我们致公省委顺利地实现了新老合作。他退居二线之后，仍然一往情深地对致公党寄以厚望，经常关心和指导工作，时时刻刻显示出他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的思想风貌，直至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２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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