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义炳

　　谢义炳(1917年4月3日—1995年8月24日)，出生于湖南新田。气象学家、大气科学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谢义炳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青年时就读上海南洋公学，获湖南省第一届公费留学英国，回国后历任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东北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兼广西大学理工学院院长。谢义炳之兄毕业于东南大学，任湖南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谢义炳早年丧母，由祖母抚养。家庭的影响及国家内忧外患的现实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从小崇拜岳飞，并向往一个自觉遵守共同规范、无为而治的协和社会。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初中部和扬州中学高中部的学习，引导他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很喜欢聂耳的《毕业歌》，这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热情。1935年夏，谢义炳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希望攻读天体物理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迁往昆明。谢义炳于1938年秋季到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学，并决定学习气象学。1940年毕业后任贵州省气象所观测员。
　　1941年，谢义炳进入当时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涂长望教授，从事地方性天气与气候及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著有论文《贵州的气候》及《清代水旱灾周期研究》。194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任中央气象局技士，从事地方台站的业务指导工作，巡视陕西、四川、广西各地气象台站，并协助举办观测人员训练班，扩建气象观测网。1945年美国做出战时科技人员培训计划并提供培训经费一年，谢义炳考取后赴芝加哥大学学习，并在美国气象局中期天气预报科实习，期满时获得芝加哥大学奖学金，留美继续深造。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大学气象系集中了一批以CG罗斯贝和EH帕尔门教授为首的最优秀的气象学家。在大气大尺度环流系统的分析和动力学研究方面取得很多重要的进展，被称为芝加哥学派。1949年谢义炳以论文《北美冷涡的选例分析》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谢义炳虽然身在异国，但时刻关心祖国发生的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留美科协的组织下，他响应周恩来总理欢迎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工作的号召，婉辞师友的挽留，准备回国。1950年秋，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谢义炳回国后，于1950年9月任清华大学气象系副教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升任教授，后被任命为物理系副主任并主持气象专业的工作。1959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成立，任系副主任。在“文革”期间，谢义炳无端遭受审查、批斗。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仍坚持对党的信念，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可能时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78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
　　谢义炳为我国气象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期首先发现东亚上空多层锋区、急流分支和副热带高空急流。60年代初期首先发现西太平洋大多数台风发生在赤道辐合带上并有中期过程，提出“台风群”的概念和切变不稳定理论。70年代末提出中低纬度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的概念模式，以及湿斜压大气的概念和系统理论。80年代以后从事大气环流基础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空间不稳定性概念，鉴定了传统的斜压行星波不稳定性理论和判据。90年代从事大气大型涡旋与基本气流的关系的研究，提出指数循环的动力学理论。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国际、国内奖，对中国天气分析和预报实践起了指导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大气环流基础理论。
　　谢义炳在大尺度环流系统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对流层中、上层的冷性涡旋是大尺度环流系统的一个重要成员。谢义炳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建立了这类涡旋发展的概念模式，指出热成风与实际风垂直切变的差异的地区分布对天气系统发展的关系。这个模式已被广泛引用在国内外大气环流专著的教科书中，成为一个经典的概念模式。1950年，他首先发现东亚锋区与急流的多重结构，明确了东亚高空副热带急流的存在及其与极锋急流的相互作用。这一发现把对东亚大气环流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为稍后的日本气象工作者所证实。
　　谢义炳一直致力于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建设的灾害性天气研究，在东亚降水天气系统与湿斜压天气动力学的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1954年长江流域遭受特大洪水后，他接受中央气象局的《中国夏季降水问题研究》课题。对影响中国的降水系统，包括冷锋、低涡、暖锋、梅雨和季风等进行了大量的分析。首先应用能同时表征大气热力与水汽状态的假相当位温分析方法，发现了降水系统的特殊结构，揭示了水气过程的重要性。这一方法后来被他的学生雷雨顺发展为静力能量的天气学方法，在全国各气象台站降水业务预报中广泛应用。对东亚天气尺度降水系统的结构与演变，谢义炳提出了相当全面的概念模式。把降水系统的天气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系列概念模式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所证实。1975年，河南发生特大暴雨。其后他参与组织了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气象局开展大规模暴雨天气预报方法的研究工作。他在过去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湿斜压概念和湿斜压天气动力学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阐明了降水过程中凝结潜热释放的反馈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气运动的动力学特征。由此计算的湿斜压不稳定波的波长比不考虑水汽凝结潜热反馈的不稳定波长为短，与实际分析的结果一致。他在开放系统中引入湿有效位能的概念。从而为大气能量学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这个概念以后被发展成一种新的暴雨诊断和预报方法。湿斜压概念及其系统理论是大气斜压动力学的发展。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北方暴雨科研协作组发展了新的暴雨环流系统的概念模式，开发了一系列暴雨的天气动力学诊断方法，设计了用于降水预报的数值模式并进行各种数值实验，使80年代我国北方夏季暴雨预报准确率有了显著的提高。谢义炳由于其成果在天气预报中取得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获1984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其理论方面的研究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谢义炳对热带大气环流与台风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研究中国降水问题时就认为东亚降水过程中热带环流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花了相当大的精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他发现了东亚季风有一个月左右的振荡并与西太平洋台风的发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一发现对于十天以上的中长期天气预报有重要的意义。以后国际上的工作证明了这种低频变化的存在并且成为热带环流研究的重点。70年代，谢义炳提出暴雨过程中中、低纬度环流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论，指出我国大范围暴雨绝大多数发生在中、低纬环流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强调热带系统的重要性，并给出了详细的相互作用过程的分析和概念模式。这个概念模式在北方暴雨业务预报实践中取得成功。从而改变了我国暴雨预报偏重于考虑中纬度环流系统的传统方法。
　　台风是产生暴雨、大风和风暴潮等一系列灾害性天气的重要环流系统。20世纪50年代，谢义炳计算出了控制台风移动的方程组。这个方程组对台风移动给出了理论上的解释。同时还得出包括台风运动内力、摩擦影响等各种物理过程的作用。把过去气象工作者分散研究的控制台风移动的各种环境因素统一起来。60年代，他发现在西太平洋上绝大多数台风发生在赤道辐合带上。这对当时盛行的台风发生在东风波上的模式是一个挑战。以后，国内外的工作证实了这个发现。结合他对热带低频振荡的发现，提供了解决台风发生中长期预报这个极为困难的问题的一个途径。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赤道辐合带上切变不稳定理论，以此解释台风的发生。他以其热带天气学和动力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谢义炳还对大尺度环流系统进行了基础理论研究，在《稳定的与不稳定的斜压行星波》一文中，不是从假定的平直西风气流出发，而是从实际的流场出发，引进空间不稳定性概念，探索行星波的时间稳定性，从而修改和发展了传统的斜压不稳定理论。90年代他还从大气是准涡旋运动的观点出发，继续从事大尺度环流中长期过程理论的研究。
　　由于谢义炳在气象学方面的贡献，1988年他荣获芬兰的帕尔门国际奖。谢义炳除了在科学研究领域内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外，他在气象学教育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谢义炳非常注重教育事业。1950年他回国时可以从事气象学研究或气象预报方面的工作，但他认为只有培养出新一代的气象学工作者才能真正地发展祖国的气象学事业，因此选择了教育岗位。当时国内没有合适的气象学教材，国外也不多，他从整理、选择原始文献入手，先后讲授了天气学、中长期天气预报和大气环流等课程，并为这些课程编写了讲义。1959年正式出版了《天气学基础》一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带有中国特色的天气学教材。谢义炳注重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他严格要求学生从实际天气分析出发，遵循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将所得结论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他鼓励学生创新，不必囿于已有的科学观念，包括他自己提出的观念。有所发现就要坚持，不怕与当时盛行的观念相左。他要求学生有严谨的学术作风。他亲自指导、修改学生的天气分析，与学生反复讨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从而培养了学生们的求实、严谨、创新的学术精神。在他的指导下，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气象学工作者，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一支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力量。他的学生中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司局级气象业务和行政干部，其中有的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或优秀的共产党员。谢义炳还在可能范围内支持农业气象学、水文学、海洋学和高层大气物理学等有关学科的发展。
　　谢义炳历任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气象学报》主编。1982年，当选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谢义炳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曾兼地学组组长，国家科学基金会评审组成员，大气科学组组长，曾兼地球科学组组长。
　　谢义炳深受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影响，生活简朴，工作努力，民族自尊心强烈。他还接受了西方勇于探索，不迷信权威的进取精神，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受挫不馁。他总是倾听并考虑不同意见，采取实际可行的方案，颇得共事者的尊重与信任。他在改革开放时期，积极对外进行科技与人员的友好交流，为推进我国科技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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