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汝成
郑汝成(1862—1915),字子敬,直隶静海人。1881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建成招生,郑汝成应考入选,为第一届驾驶班学生。十年(18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上威远舰实习。
十二年(1886年)三月,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第三批海军留学生,赴英国深造,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理论。毕业后,奉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上“额格士塞兰德”号军舰实习。在英期间,郑汝成主修-及铁甲舰,考试“屡列高等”。
十五年(1889年),留学期满回国,先在北洋兵船候补,擢蓝翎五品顶戴千总。不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郑汝成“年富力强,于船学、操务讲求精熟,堪以升署精练左营守备,充康济船大副”,呈请李鸿章奏保。获准。十七年(1891年),威海水师学堂提调丁幼亭离职,郑汝成奉调接任,旋又改任总教习。二十一年(1895年)初,刘公岛被日舰攻陷,威海水师学堂解散,郑汝成调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正教习。三年后,投入时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式陆军的袁世凯麾下。
二十八年(1902年)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郑汝成任教练处帮办(总办冯国璋)。同时兼任保定北洋武备师范学堂监督。三十一年(1905年),出任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总办。
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重建海军,郑汝成重回海军任职,任陆军部海军处机要司司长。宣统元年(1909年)秋,随筹划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出访欧洲,考察各国海军及订购新舰。二年(1910年),任筹办海军事务处军法司司长。是年底,清政府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郑汝成改任军制司司长。
烟台学潮
清宣统元年(1909年),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视察烟台海军学堂,认为学堂办得有成绩,质量较高。于是,清政府决定选派20名满族贵胄学生来校学习,提前毕业,以加强满族人对海军的控制。
满族贵胄学生的到来,激起汉族学生强烈的反抗情绪,双方不断发生磨擦。宣统二年(1910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争夺一项锦标,互相仇视的满汉学生爆发激烈冲突。事件发生后,地方官员秉承朝廷旨意,要求校方严惩汉族学生。谢葆璋不肯偏袒满族贵胄学生,据理力争。
三年(1911年)春,清政府命海军部官员郑汝成来校查办此事。
郑汝成是谢葆璋天津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他告诉谢葆璋,烟台海军学堂中的各种进步活动已引起清政府的注意,京城的一些官员甚至指责谢葆璋是“乱党”。郑汝成劝谢葆璋赶快辞职,退身远祸,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的下场。
葆璋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不抱幻想,毅然辞去监督职务,带着家人离开他倾注了8年心血的海军学堂,返回福州家乡。
事后,郑汝成接任该学堂监督,兼海军部一等参谋官。同年授海军协都统衔。武昌起义后,被进步学生驱逐出校。
镇压革命
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郑汝成被任命为-高等侍卫武官。旋奉命赴江浙办理军队善后裁汰、整饬、发饷事宜。十一月四日,授海军少将。翌年,擢海军中将,奉派率陆军第7、第19旅赴上海,统辖驻沪海陆各军及江南制造局。“二次革命”爆发后,因固守江南制造局、击溃陈其美等革命党的进攻,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江南制造局总办、海军上将等,掌握了上海的军政大权。因此,7月被袁世凯委任为上海镇守使,加海军上将衔。四年(1915年)十月,受封为将军府彰武将军。
遇刺身亡
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引起全国性的反袁怒潮。忠实执行袁世凯命令的郑汝成,成为上海革命党人打击的首要目标。正巧11月10日,日本大正天皇举行加冕典礼,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当然要前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致贺,于是在这一天,在郑汝成所可能经过之地沿途埋伏敢死士十多人,特别于必经之地外白渡桥,令王晓峰、王明山埋伏桥侧百余尺处,每人配一支手枪、两枚炸弹。上午11时,郑汝成的汽车来到,郑汝成车刚到桥头正巧出了毛病,车速减慢,眼线看清后大叫,就是这一部车。此时郑汝成身着大礼服,坐在车内。王明山首先闯上前去连投两颗炸弹,将汽车炸坏,王晓峰则跳上车,对准郑汝成的脑袋-十枪,将郑汝成的脑袋打得稀烂。王明山、王晓峰也因未及时逃走而被捕就义。这就是著名的郑汝成被刺案。
死后闹剧
郑汝成这个双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刽子手被革命党人暗杀毙命。沉溺在皇帝梦中的袁世凯得知他的“东南柱石”被毁,下令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在北京为郑汝成设祭。袁世凯亲笔题写挽联:“出师竟丧岑彭,衔悲千古;愿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袁世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公然行使皇帝权力为部下“封侯”;岑彭是汉光武帝的大将,吉甫是周宣王的重臣,再加以“佐治”字样,俨然君王口气。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的勃勃野心昭然若揭。
各地爱国志士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有署名陆哀的人,在天津的《益世报》刊出一副与袁世凯挽联针锋相对的对联:“时无光武,安有岑彭!其曹孟德之典韦乎?刺客亦英雄,舍命前来盗画戟;君非周宣,何生吉甫?直赵匡胤之郑恩耳!孤王休痛苦,杀身宁异斩黄袍?”用嬉笑怒骂对袁世凯作了无情揭露和反击,正色直言中国已非君权社会。联语里还言人所不敢言,为行刺者大声叫好。袁世凯对报纸上刊登此对联暴跳如雷,命人追查执笔人。但天津的《益世报》设在租界,袁世凯和保皇派鞭长莫及,奈何不得,只得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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