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子聪

　　马子聪，蓟县郑沟庄人。生于1906年，卒于1964年。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生前曾任县菌肥厂厂长。他1937年参加革命，战争年代历任队长、连长、营长、参谋长等职。参加过著名的冀东抗日大-。有人说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是经历奇，出身贫苦，当过土匪，拉过杆子，后来参加了革命；二是枪法奇，能中射飞鸟，水中射游鱼；三是记忆力奇，他斗大的字不认得二升，但记忆力非凡，一次，他到一个新组建的营任营长，没过一个星期，全营集合点名，他居然从连长、排长、战士一叫到底，连锛儿都不打；四是姻缘奇，马子聪的老伴马二奶奶比他小十四岁，是蒙古人，小个儿，罗圈腿，貌不惊人，善骑术，能双手使枪，二人由于戏剧性的遭遇而结合，又一同奔赴革命，枪林弹雨十余载的事迹在京东一带广为流传。
　　马子聪自小家境贫寒，弟兄五个，他排行老三。家乡郑沟庄地处州河西岸，十年九涝，常常种下一担，只能收回一斗，全家人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当马子聪到人间的时候，正是满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代，迎接他的没有童年的幸福和欢乐，而是能照见人的稀粥、草根、树皮、苦涩的菜团子和父母那张布满忧愁的脸。伴随他成长的是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马子聪十五岁那年，又是春旱无雨，父亲将弟兄五个唤到身边，含着泪水说：“爹没能耐养活你们，你们各自寻找生路去吧。两个哥哥先后找个富裕一些的人家扛活去了。虽不能养家，但可勉强糊口。马子聪虽年幼，但性情刚强，他想自己闯一条路，挣钱养活父母。正巧，本家有一未出五伏的叔伯哥哥前些年跑到口外，听说在那发了大财。马子聪心想，我就不能去试一试，闯关东。父母一听，吓得连连摇头，在那-的年代，离乡背井到一千多里外去谋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何况他才是个从未出过门十几岁的孩子。马子聪生性执拗，决意要去，父母也只好勉强同意了。
　　马子聪上路了。全部的行装只有一只破豌，一根打狗棍和身上穿的一身旧粗布裤褂。他就沿街乞讨；渴了，就捧一捧河沟水；困了，就睡坟圈子、小五庙。富人的白眼，孩子奚落，饥饿的折磨，他全不在乎。整整走了四十天，他按照死死记在心里的地址终于找到了本家哥哥。当他看到哥哥开的粮店排场的门脸儿，那耀的眼字号，四十个日日夜夜的疲劳、屈辱，全飞到九霄云外了。好阔气呀，这回我谋个差事还成问题?
　　他太幼稚了，这位有钱的亲戚根本不打算收留他只给了三十个铜子打发他回家了。马子聪心里的火熄灭了。他手里攥着三十个铜子，象一匹迷失方向的野马，任凭两腿在崎岖的小路上漫无边际地走着。回想当初父母是怎样相劝，自己是怎样坚决，如今回去有何脸面?另谋生路?人生地不熟，连本家哥哥都不肯收留，又何况别人。
　　正在马子聪走投无路之时，大道上来了一伙占山头拉杆子的土匪，收留了他，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才走上了这条路，比较仁义，一般不骚扰穷苦百姓，只抢些富人家的财产。马子聪自从入伙后，虽然年纪幼小，但聪明机，又有些心数，颇受小头目宠爱。
　　一晃三年过去了。马子聪也出落的身强俸壮，英俊威武。一次，临近一个山头头目派人送来一封请帖，请土匪头目姚老大明夜前去赴宴，共商合并之事。大家都清楚，那拨杆子手下有一千多人，势力颇大，早有吞并他们之意，明日赴宴，凶多吉少，十有八九是鸿门宴，大家都劝姚老大不要前去。姚老大血气方刚，执意要去，只是对方只许带一个卫兵，带谁去?他犯开了琢磨。正在思忖，马子聪毛遂自荐并胸有成竹地说： “我可以保证您安然回山。’’接着便讲了自己的想法：“第一我枪法准，第二会轻功，遇到万一情况，我可以应付。不信，您可以到院中一试。姚老大命人在院中摆好香案，燃起一排香烛，马子聪不慌不忙站在百步之外，一抬手“叭……”一排香烛应声倒下。姚老大心中暗喜，又命人抬出一口袋玉米，马子聪往腋一挟，一用力，嗖地一声上了墙头儿。
　　姚老大带领队伍来到山寨前，将自己的人马埋伏在寨外，带着马子聪进了山寨。山寨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那头目早已备好酒宴，正在等侯。酒桌旁，姚老大与那头目对面而坐，马子聪站在姚老大身后，不时观察那头目的动静，酒过三盅，那头目提出合并之事，条件很是苛刻，无异于吞并。姚老大断然拒绝，那头目便面露不悦，举起酒盅突然“乒”地一声摔在桌上。这是摔盅为号，就要动手。马子聪早有准备，随着盅声一响，他抬手“叭叭”两枪打灭了挂在墙上的两盏煤油灯，屋里顿时漆黑一片。还未等那头目醒过闷来，马子聪一个箭步，抓住那头白往腋下一挟。那头目虽有些本事，但个子瘦小，被马子聪一挟便无能为力了。马子聪厉声说：“告诉你的弟兄，谁敢开枪我就先打死你。”这时，门外的卫兵知道屋里出了事，就要冲进来，那。头目赶紧喊：“弟兄们别开枪，是我！”
　　马子聪挟着那头目在前，姚老大持枪在后，走出大庙，喽罗们眼看自己的头目被掳走，但都不敢上前。来到山寨外，埋伏的弟兄们一跃而起，马子聪把那头目摔在地上就要开枪，姚老大说： “只要你答应从此井水河水两不犯，我就放你回去。”那头目赶紧跪地抱拳作揖：“大爷今天饶我一条性命，日后如再冒犯，天诛地灭。”此事过后，姚老大一看马子聪有勇有谋，便主动让位，自己更名改姓离开了山寨。从此，马子聪化名“平东洋”，当上了山寨的头目。
　　马子聪自从当上了山寨头目，给手下弟兄立了规矩：杀富济贫，行侠仗义。听说哪家富豪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便带着弟兄们下山，为民除害。将缴获的0弹药带回山寨，扩大队伍，粮食衣物分给穷苦百姓。一次，他带领几个弟兄下山，在一个小酒店喝酒，听见一位老人正向酒保叙述野马突大地主欺压百姓的事。野马突在山口外与苏联接壤的地方，是个大镇，镇上住着一家大地主，这地主有几百顷地，又养了40多条枪、百十名打手，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谁家的孩子要是惹了他家的孩子，谁家的大人就得当众跪在地上，让他家的孩子骑在背上，从街的这头爬到那头。当地百姓惧怕他家的权势，只好忍气吞声。马子聪听到这儿，气得一掌拍在桌子上，将桌上酒盅震得蹦起老高。
　　回山寨后，立刻和弟兄们商量除掉这罪大恶墩的地主。通过侦察了解到，这地主院子四周筑有高墙，每个墙角安一个炮楼，由家丁日夜看守。若强攻，不但伤亡过大，而且很难攻破；只有采用围困的办法。一天夜间，他们悄悄包围了地主的庄院，隔断院内与外界的来往，然后佯装进攻。院内以为他们要强攻，集中火力猛烈射击，待院内一停火，他们又是几枪，逗得敌人又是一阵炮火。就这样，他们只骚扰不进攻，整整困了七天，院内的子弹终于用完了，马子聪带领弟兄，轻而易举地攻了进去。他们除掉了恶霸，打开粮仓，搬出财物，分给群众，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由于马子聪专和地主恶霸作对，当地地主武装与官府勾结起来，贴出告示，到处捉拿马子聪。这天，马子聪只身一人，乔装来到桃安府探望师傅姚老大。原来姚老大自从离开山寨以后，便隐姓埋名，带领全家在桃安府开了个金家店谋生度日。马子聪前来探望，姚老大非常高兴，让女儿景贤门外望风。然后摆上丰盛的酒菜招待马子聪，师徒对面而坐，共叙别情。谁知，酒刚烫热，景贤跑进屋内，说：“不好了，官府队伍已经将小店包围，马大哥赶紧跑吧马子聪不愿连累他们，起身就要往外冲，姚老大说：“今几个定有探子报告，他们是来者不善，你只身一人，恐怕难逃罗网。”说完对女儿说：“景贤备马，送你马大哥突围。”马子聪望见站在门旁的小景贤，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不解地望着师傅。姚老大说：“你可别小看景贤。她从小性子野，争强好胜。十三岁给粮户护院，练得一手好枪法，能双手使枪；若论骑术，能凳里藏身；她又熟悉地形。只有她送你才能突围。”景贤牵出自家枣红马，刚要动身，姚老大又说话了：“你们俩都过来。”景贤与马子聪来到姚老大跟前，姚老大说：“今日景贤送你出去，他们一定不会善罢干休，小店是开不成了。我这把年纪，怎着都不要紧，只是景贤没个着落我放心不下。我有个要求，若要景贤送你，你们俩就远走高飞，回你们内地老家，置买几亩地，过个安宁日子。否则，景贤不能送你，同意不同意今儿个你给我旬痛快话。”马子聪思忖了片刻，选择了前者。当即与景贤双双跪地，拜了丈人。然后二人飞身上马，冲出小店。他们一口气跑到火车站，放掉枣红马，带上两支短枪，登上南行的列车。
　　马子聪抱着过个安宁日子的愿望，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家乡。谁知更严酷的现实使他心中的梦又一次破灭了。自1933年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从此，日寇的铁蹄更是肆无忌惮地地践踏着冀东平原。山河破碎安宁何在？他无心种田，每天东奔西走，在漫漫黑夜中寻找着不当-奴的出路。
　　1937年，他结识了一个叫卜敬安的教书先生，两人常在一起聊天儿，谈论国家形势，时间一长，二人交往日益加深，渐渐的卜敬安就讲些“要想不当-奴，必须团结民众一道抗日”的道理，马子聪越听心里越亮堂。后来，卜敬安才亮了底儿，原来他是蓟县县委的交通员，正在为冀东抗日大-筹备力量。卜敬安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抗目的队伍，很快就会打过来，我们要想不做-奴，就得跟共产党走。”马子聪一听，千脆地说：“共产党抗日，咱们就跟共产党走，怎么干，你说吧。”卜敬安说： “拉队伍现在还不到时候，响们先成立个“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战道理，等条件成熟了，“再拉队伍。”
　　后来，通过卜敬安，马子聪又结识了曾在东北、北平等参加过抗日活动的慕羽，人称“铁嘴”的郭-和具有民族气节的上仓民团团总胡香圃，几个人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随着“抗日救国会”人员的不断增加，活动也逐渐公开化。他们利用集日进行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到各村去发动群众，号召大家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团结起来，共同对外。1937年底,队伍扩大到一百多人，虽然只有五六十只枪。但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使马子聪激动不已，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之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拉开了冀东抗日大-的序幕，抗日的队伍首先攻克了上仓警察所。首战告捷，当即扩大队伍，成立了上仓五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手枪班，马子聪任第三大队大队长。
　　冀东抗日大-引起了日军的恐慌，急忙调集军队对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镇压。一天下午，马子聪悄悄回家探望家人，被敌人包围，他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智地脱身。敌人没有抓到马子聪并不甘心。他们把群众赶到村头，把马子聪一家-示众。马子聪的两个哥哥被五花大绑吊在树上，打得死去活来，年迈的父亲被绑在板凳上灌洋油辣子面儿。折腾够了，又用筷子将老人的双眼活活扎瞎。十八岁的景贤被。折磨的昏了过去。整整三天水米未进。待身体稍稍恢复，她便幼小的孩子托付给亲戚，为了给亲人报仇独身去找丈夫马子聪。
　　亲人遭难，使马子聪悲痛不已，国恨家仇燃起他心中0的火焰。回去报仇?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华民族的累累血债何止我马子聪一家?要报这个仇，就要把日本鬼子消灭干净。马子聪说服了妻子：“只要不把日寇赶出去，中国人甭想有好日子过，反正我抗日是铁了心，我看你也甭回去了，咱们一起干吧从此，马子聪夫妇抛家弃子奔赴革命，一同战斗在青甸、太和两洼，以及平谷、通县、三河一带。
　　1942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开辟京东抗日根据地，通县区委成立了一个手枪队。马子聪被调去担任队长。手枪队是由四十多名精千的队员组成，每人配备一支“马三八”和一把盒子枪，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准确地向区委提供情报，并配合支队打击敌人，开辟“三通香”一带抗日根据地。马子聪带领手枪队员神出鬼没地活跃在京东一带，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并配合主力拔掉了敌人的一个个炮楼。
　　一次，马子聪侦察到北京小红门警备队新装备了十八支日本造的金口大盖儿枪，智取这批0。马子聪与战士的关系特别好。他是苦出身，与战士有深厚的感情。只要战场上一有战士牺牲，他便红了眼，帽子一甩就往上冲。在战场上，战斗的间隙，他和战士们一起聊天儿、打闹、摔跤，象个大孩子头儿。他个子大，又有些功夫，战士们不是对手，就几个人联合，抱腿的、搂腰的，搬脖子的，将他摔倒。为了教育战士苦练杀敌本领，夜间宿营，他故意头枕一块砖睡在板凳上，让战士看他的功夫。他还注意战士的思想工作。部队每驻扎到一地，岗哨无论放出十里、二十里，他总是亲自查哨。和站岗的战士个个聊会天儿。嘱咐他们：“不要想家，等咱们胜利了，都让你们回家守老婆抱孩子。”提醒战士：“咱们全营的命可都在你们手心攥着呢，千万不要睡觉，等明天换了岗，让你们痛痛快快睡上一天。”说得战士心里热乎乎的。
　　194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的教育下，他从一个绿林式的人物成长为我党的一名基层指挥员，逐渐懂得了我党的群众路线。他带的部队从不骚扰百姓。有的班吃了百姓的咸菜，马子聪只要听说，马上就派人去送钱。战士们想不通，说： “咱们打仗为百姓，吃几个咸菜算啥?再说，又是老百姓送的。”马子聪总是耐心地解释说：“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啦！我们这次吃了不给钱，下次来了谁还敢理我们?”所以，马子聪所带的队伍每到一地都与群众的关系搞得特别好。
　　1946年，敌人集中兵力对我冀东解放区进行疯狂的大扫荡，手枪队奉区委指示，负责将三百多名群众转移到盘山一带。掩护群众转移，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三百多名群众，老的老，小的小，背包握伞，排着一个长长的队伍缓缓地向东前进。手枪队的战士们扶老携幼，在队伍的前前后后照顾着。当距草家河西岸还有五六里的时候，前面开路的战士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有一股敌人的巡逻队，三十多人，正向这边走来。马子聪一听，头根嗖地竖了起来。要是在往常，别说是三十，就是三百，他也毫不在乎。可现在，他们的任务是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他望了望这长长的群众队伍，立即下令停止前进。怎么办?战士们着急地说：“队长，咱们打吧，不能等着挨揍！”马子聪脸色阴沉，眉头紧锁一言不发。他心里清楚，只要枪一响，队伍秩序大乱，群众东逃西散，就要有伤亡。他思索片刻，果断地命令队伍向后转，原来，在队尾有一条向东南去的岔道。队伍向后转，队尾变队头，顺着岔道迅速地向东南方向转移。马子聪又带领几名手枪队员埋伏在岔道口，以防万一。当时正是八月份，庄稼还没有收割，依靠青纱帐的掩护，敌人竟没有发现他们。
　　当他们到达草家河西岸的时候，不禁愣住了：草家河水涨，宽阔的河面，水流湍急，携沙裹泥，顺流而下。这里没有村庄，更没有一件可用作摆渡的工具。若单是手枪队，过河是不成问题的，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况且有些自小生活在水边，水性很好。可这三百名群众怎么办呢?马子聪望着滚滚的河水，急得来回踱步。突然，他心里一亮，用笸箩代替船只不是照样可以运送群众吗?于是，他命令手枪队炊事员泅水过河，到对岸找来一只大笸箩和两条长绳，手枪队员们将笸箩系上长绳，又兵分两路，分别站在河的、两岸，拽住绳，群众手扶笸箩泅在水中。笸箩象大海中的一片树叶，随时都有被浪吞没的危险，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拽着这只维系着三百条生命的笸箩艰难地往返。一趟、两趟、三趟……三百多名群众终于安全地到达了对岸，手枪队员们却累得精疲力竭。一只笸箩救了三百条性命，可老百姓心里都清楚，是马队，长带领的手枪队战士救了他们的命。不少老人望着浑身湿透的战士，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第二天是农历八月十六，队伍驻扎在桑梓村。马子聪脚未站稳，便到各处查看群众住宿情况，由于人多房少，好多人不得不在草棚、门洞，甚至院中休息。两天的奔波和惊吓，再加上没吃上一顿热饭，群众都累得疲惫不堪，有些老人体力难支，躺卧在柴草上唉声叹气。马子聪望着这一幕幕悲惨的景象，心里一阵酸楚。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本该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而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却逼得这些父老乡亲离乡背井，奔波逃难，凄凄惨惨。他想，应该让大伙吃顿平安饭，鼓舞一下情绪。想到这儿，他马上拿出一些钱，让战士到附近村子买来几头牲畜，当即宰了，给每家分了一斤肉，使三百多名群众，过上了中秋节。
　　了解马子聪的人讲起他的故事滔滔不绝，但他到底端了多少炮楼，打了多少次仗，消灭了多少敌人，谁也说不清，人们只知道他是从枪子堆里爬出来的。奇怪的是，多少次艰险，他都是化险为夷，身上居然未中一枪一弹。他经常风趣地说：“我命大，看不到胜利我是不会死的。”他终于看到了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黎明的曙光，并加入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行列。遗憾是病魔过早地降临，他患了肾炎，卧床八年，终于1964年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以民族利益为己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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