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的传统天时习俗

《易•乾》有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指的是：天道运行的规律，自然运行的时序。所以宋代曾巩《本朝政要策•历》就总结道：“察天时以授民事，则历象不可不谨也。”那么彝族又是怎样认识天时的呢？彝族先民有怎样的天时习俗呢？学界对于彝族习俗风俗研究不少，但是关于彝族先民的天时习俗研究却很少。

彝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自然界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其中，对天时节令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彝族先民对天时节令的认识，反映了彝族人民认识自然的历程，体现了彝族人民的智慧。彝族先民在天时节令的认识上，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揭示中，具有科学成份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神秘的原始信仰色彩，这种时令习俗与年节习俗融为一体，形成了彝族自己独特的时令观。这种时令观与其他地域或某些民族的天时习俗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是不同时令的一种文化的“平行创造”，而不是从他处所习得。

一、彝族对日、月、年、季的认识

彝族的天时习俗是从对天体的混沌认识和对白天黑夜的神话认识逐渐发展成对月、年、季的认识以及内容丰富多彩的民俗节日活动的。彝族先民和其他民族的先民一样，最先是不知道白天黑夜为何物的。他们认为是神开辟了混沌的世界才有了天地，是神喊出了太阳、月亮、星星，世界才有了光明。同时，在那生产力低下，认识极不发达的时代里，人们的意识极易产生“互渗”，并出现相似的认识。所以当他们发现天亮日出、下午日落之时公鸡都要拍翅啼鸣，便认为白天黑夜的存在与鸡有神秘的关系，以为公鸡能预知白天黑夜的到来，必定具备了一种人所没有的神力。这种解释虽然欠科学性，但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了以鸡的啼鸣与太阳的升降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从而知道了白天黑夜的节奏规律。

由此可见，彝族的时令观在产生发展中的初级阶段，神秘性和科学性是融为一体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只知道白天黑夜的到来与公鸡的啼鸣有关，而不知道这是地球运转的结果，把鸡视为白天黑夜的使者。在这种神秘性和科学性结为一体的时令观里，人们在“理论”上虽然充满着神秘性，但在实际经验上，仍然会体验到太阳的光明和温暖，夜晚的黑暗和寒冷，从而形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节律，产生这次太阳出来到下次太阳出来的周期就是一个昼夜即一天的认识。

太阳每天出来都是一个形状。所以，彝族先民虽然有了白昼黑夜的概念，但要累计“天数”昼夜），还只能以“结绳记日”、“刻木记日”或向竹筒里扔小石子的办法，这是很不方便的。这种不方便，促使了他们进一步探寻自然的奥秘，使自己的时令观从“日”向“月”迈进。人们在实践中发现，月亮形状的变化，与昼夜的增递有关。而且，从看不见月到月圆，再从月圆到看不见月，其相隔周期总是差不多相等，包含了一定数目的日——昼夜。于是“月”作为一个比日更长的时间单位被彝族先民认识，并开始用月的圆缺程度来记月，发明了用“朵尺尼（月圆或月升的第一天）”……“朵果（月最圆的一天）”、“以尺尼（月缺或月降的第一天）”……“以果（月缺不见或月降不见）”的记月方法。

检阅众多的文化材料，这种以月的圆缺出没记时的文化现象，在其他民族里也曾出现过。诸如汉族有“朔”、“望”、“晦”的说法，《汉书•匈奴传》在描写匈奴生活时有这样的记述：“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而退兵”。只不过相比之下，彝族以月的圆缺变化记月更具体，相对而言也更准确，而且直到现在还在沿用。

有了月的时间概念后，人们又从一些物候现象，认识了更长的时间单位“年”。在彝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中，举凡花草树木的发芽、开花、鸟兽的出现，洪水初涨，山上见雪等物候现象，都会给他们以深刻印象，使他们用来作为“年”的标志。例如：我国古代的鞑靼人以草木的枯荣来划分年，从草枯到草青为一岁。美洲印第安人，发现山上第一次下雪时便认为新的一年开始了，彝族在历史上曾视布谷鸟的呜叫为又一个年头的到来。但是，人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所以，彝族先民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现，地象物候虽然反映出了一年的周期，但是因各方面的原因，这种确定年的方法并不准确可靠。于是，他们把注意力从身边转向天宇，发现地上某种花的开放，某种鸟的啼鸣，甚至洪水初涨，山上下雪，与天上的某些星辰的出没及其位置的变化相呼应，因而随之出现了以星辰的出现或位置的变化定年的方法，在自己的天时习俗里有了“机古（星回）”之类的“星回节”，使彝族的天时习俗在科学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彝族的天时习俗的发展，还与彝族数学的发展紧密相关。当彝族先民认识了日、月、年这些时间概念后，为了交往上的方便和记时上的方便，发明了“十二生肖”记时法。所谓记时，本身就是一种记数的数学行为，所以，人们不仅以十二生肖来记日、月、年，而且还以这十二生肖之成数12为基础（一轮）来计算时间和人的岁数，并形成了一整套彝族数学口诀。译成汉语意为：一轮十三，两轮二十五，三轮三十七，四轮四十九，五轮六十一，六轮七十三，七轮八十五，八轮九十七，九轮一百零九，十轮一百二十一……从数学理论来看，这是以12为级差的等差数列，即1—13，2—25……10—121。由此可推导出相应的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an＝12n＋1式中，n为周期自然数1、2、3……N，每个周期为12；an为需要知道的总数（未知数），12为周期数n的系数，1为常数。比如：当一个人说他出生于马年，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5个马年，则他的岁数an为：12×5＋1＝61岁。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在彝族天时习俗中的时间计算上，人们还用十二生肖的成数12为基数，将十二生肖分别进行排列组合，编成易记易背的彝族数学口诀，以适应复杂的时间计算。用这些口诀，只要知道一个人的属相及经历了几个属相周，现年所处的属相，便可立即说出一个人的岁数来。比如：当一个人说他出生于马年，已经过了五个马年，现年为鼠年，则马上可用彝族天时习俗里的数学口诀“马鼠五轮六十七”而得知这个人今年已有67岁了。

这以马鼠为排列组合的彝族数学口诀译成汉语是这样的：

马鼠开始是七，一轮一十九，两轮三十一，三轮四十三，四轮五十五，五轮六十七……

如上所说，从数学理论上看，这速算口诀实际上是以7为常数，1　2为极差的等差数列，其通项公式为an＝12n＋7。所以，这里的彝语口诀“马鼠五轮六十七”，用这个数列公式表示就是：12×5＋7＝67

彝族的这种十二生肖计时算时法，至今仍在广大彝族群众中使用着。

从彝族的整个时令观系统来看，十二生肖记日法，是彝族天时习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不仅有记时算数的功能，而且反映了彝族天时习俗，人们在时间的认识上是日、月、年、季的发展顺序。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名称记月轮流完一次时为一年，包括了春、夏、秋、冬四季。但十二生肖作为彝族的一种时令观念，本身没有单独记春、夏、秋、冬四季的功能，所以在彝族的天时习俗里，没有“猪季”、“狗季”之类的名称；而只有“猪日”、“猪月”、“猪年”的名称。这种现象充分地说明了，在彝族时令习俗的发展中，人们对时间的认识上，季在日、月、年之后。

对季的认识与划分，远比对日、月、年的认识和划分更为复杂，难度更大，需要的经验更多。首先，它必须在一个太阳回归周期（一年）内划分；其次，每季必须与当地的自然气象稳合，使人们按季节耕种或牧业时，不违“天运”，符合春播秋收的一般规律。所以，季的制定和划分，不仅要凭物候，还必须以有关星辰的运行位置为准绳。为此，就需要进行长期的星象观测，积累丰富的经验。再从社会发展史来看，任何民族都是从狩猎生产发展到农耕生产的，而季节的被认识并用于社会生产，是农耕文化有相当发展的产物。但人们对日，月、年以及十二生肖的认识，早在狩猎时代就产生了，前面所述的彝族用于记日、月、年的十二生肖习俗，据彝族民间传说，产生于一彝族老妇督促十二个儿子打野兽以保证生存食物的获得，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因此，彝族对时间的认识顺序为日、月、年、季，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能为此论提供旁证的，还有直到1949年以前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时令习俗。比如，1949年以前社会生产力还较落后的佤族，只有日、月、年的概念，而无季的概念；独龙族1949年在以前，从当年大雪封山到次年大雪封山时称为一年，叫“极友”，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但无季的概念。

彝文古书上记录了彝族先民开初对四季的认识是“树上开花，树上花谢，树上果熟，树叶枯落”。这虽然大致体现了一年四季的气候，但很不准确。因为，各种树开花、花谢、落叶的时间不尽相同。而且，就是同一种树的开花、花谢、果熟、叶落的四种物候现象的长度也不相等，不能代表准确的“季”。所以，这种分季法是很不科学的，人们不易掌握季节的起止，不利于农业生产。像对年的认识以物候为标志不科学一样，季节的确定也要以某些星辰的出现或位置的变换为依据才准确。所以，在长期的实践中，出现了以物测日定季和以水观星等行为，最终使后来的彝族天时风俗，以“木尼（春）、木舍（夏）、木处（秋）、木楚（冬）　”代替了“树上开花、树上花谢、树上果熟、树叶枯落”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