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解）

2020年4月4日，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中国国务院决定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伊朗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今早转发了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克沙瓦尔兹扎德的一条中文推特，引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左传》里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称“中国以国之名祭奠新冠肺炎遇难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对个体尊严与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也读懂了14亿中国人集体情感释放背后的团结与力量”。

伊朗驻华大使馆写道，“此刻，我们同中国人站在一起，为所有没有等来春天的生命默哀，向所有用生命守护苍生的英雄致敬”。

北京时间4日清晨，伊朗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克沙瓦尔兹扎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用中文发文，写道：“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为新冠肺炎遇难者哀悼，今天中国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四海齐悼，寰宇同悲。抗击疫情，伊朗与中国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向在这场疫情中不幸罹难的人们致以最沉痛哀悼，对抗击疫情中展现的英勇与无畏致以最崇高敬意。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携手前行，只有团结才能打败病毒这一人类的共同敌人。”

几个小时后，上午9时40分许，伊朗驻华大使馆官微转发了大使的这条推文，并在博文中写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以国之名祭奠新冠肺炎遇难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对个体尊严与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也读懂了14亿中国人集体情感释放背后的团结与力量。江河凝滞，天地失色。此刻，我们同中国人站在一起，为所有没有等来春天的生命默哀，向所有用生命守护苍生的英雄致敬。”

伊朗使馆引用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来自于《左传·成公十三年》里的话，意为“对一国而言，大事主要是祀（即祭祀活动）和戎（即军事行动）”。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战争。祀：祭祀。戎：军事，战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哲学。祭祖为不忘过去荣辱，习武为捍卫家园平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历史渊源

作者：田兆元

我们看到，现在的公祭者，大都会追溯到古远的时期的祭祀活动那里。尤其是《左传》的一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几乎是人们都要引用的经典话语。但是，这个“祀”是不是与人民所说的公祭相关呢？因此，我们必须对于这句话首先加以讨论，对这句话加以剖析，认识其本来面目，才能使我们对于当代公祭与中国祭祀传统关系得到基本的理解。

我们先看《左传》提出该问题的语境，《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

公及诸侯朝王，遂従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这是一场祭祀过后人们的评论。出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缘于成子接收脤（shèn）肉不敬。其实，这里的祀与戎其实都是祭祀，祀是祭祖的仪式，戎是出征前的祭社仪式，也就是说，国之大事，就是祭祀。

传统的祭祀，祭品将被分享，以表明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沟通与关联，祭祀的对象是人们获得福助的对象，人们的幸福来自它那里。并不是人们祭祀一下就会获得福报的，祭祀仪式的关键点还在祭祀主要过程过后对于祭品的享用。完整的祭祀过程应该包括祭品享用，没有祭品分享就不是完整的祭祀活动。《疏》：“执膰、受脤，俱是於祭末受而执之”。所以它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祭祀是战前的祭祀社神仪式，鲁、晋，还有周王室的成员一起讨伐秦国，出征之前要来一次祭祀，祭祀最后便是祭品分享，但成子在礼仪的最后阶段表现出心不在焉的状态，没有体现出对于神灵的敬仰的态度，这样，刘子就有这样一段发言。

古代的祭祀，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敬仰，不敬就是不信。只要有敬信之心，不在祭品多少，这是那个时期的人们反复阐述的道理。同时，祭祀的礼数也是很重要的，礼数不到，也是敬意不到。

对于接受祭品分享，一定要毕恭毕敬，刘子这段论述很重要，先述天命，再述敬信天命。

然后说到这句经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何从实现？这里的关键就是：“祀有执膰（fán），戎有受脤”。这个膰据说是一种燔烤过肉，脤则是盛在脤中的肉，前者是祭祀宗庙所用祭品，后者是祭祀社庙的祭品，都是要拿来分享的。成子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落实到具体问题，就是怎么样接受脤肉和膰肉的问题，因为这才是“神之大节”。受脤乃是接受上天的成命，当然要毕恭毕敬，现在成子在接受脤肉的时候竟然不恭不敬，这不是自弃其命吗?这一仗回得来吗?按照刘子的预言，肯定是回不来的。

《左传》记载了此事的应验：这次祭祀是成公十三年三月的事情，后来联军伐秦，成肃公五月份就在晋地死了，这当然是《左传》作者也同意刘子的意见的一个证明。

接受祭品要敬畏之，在《左传》里有很多精彩的例子，比如僖公九年，周王赐齐桓公胙，这也是一种祭祀的肉品，齐桓公受宠若惊：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这是周王祭祀文王武王后的留下的祭品，周王拿来与齐桓公分享，是一种特别的礼遇。齐桓公比周王年纪大，并嘱咐不要下拜，但我们看到：对于受脤这样的大事，桓公十分慎重，充满敬信之心，在行为上得合矩中规。

我们现在看刘子讲的两种祭祀，与我们今天讲的公祭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首先，这里的祀，乃是祭祀祖庙，而我们今天公祭的对象也是华夏之祖，或者黄帝，或者炎帝，或者大禹，都是有具有祖先性质的对象。从这一对象上看，公祭与远古的祭祀有着实在的关联。这个“祀”，其对象是和当今的公祭完全一致的。

关于战前祭祀，今天似乎很少了，但是我们认为的现代公祭的典型事件就是国共共祭黄帝陵，那是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国共两党祭祀黄帝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需要团结起来，所以这次祭祀可以成为当代公祭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这样的祭祀和古代的戎祭的功能也是很相近的。可以把这次祭祀称为“戎祭”。

因此，我们现在提这个古老的定律来为公祭的合法性作为论证依据，多少还是有些靠谱。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传统，祭祀是其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把祭祀祖先列为第一件的大事，而第二件大事是战前动员，战前誓师的特有祭祀形式，应该说，这两种祭祀，都是公祭。这些祭祀的主持者要么是地方诸侯，天子派员参与;要么是天子本身的祭祀，各国参与，都是和我们现在一样的官方祭祀。

但是，作为祭祀仪式的核心内容：受脤，在今天的公祭之中几乎没有了。既然公祭是一种文化传统，继承其文化精神，对于祭奠仪式核心内容：受脤，为什么一点影子也没有呢？过去的黄帝祭祀，还是延续了“受脤”或者“受胙”的礼仪的。我们今天参加公祭，拿回去一块肉似乎不是很合适了，但是总归拿回去一点什么。现在有的是给参祭者一人一条黄色丝巾，有的则是在与祭者的手上系上一根红绳。但是对于这样的“受脤”，人们往往有点不敬。有的人在回去的路上就把丝巾扔了，红绳被扔就太普遍了。

现代公祭中的仪式，除了我们向祖先敬献传统的太牢之礼，现代的献花之礼，焚香歌乐舞之礼以外，没有考虑与公祭对象的互动，而这样的互动其实是很重要的。今天的公祭没有“受脤”这样的接受仪式，也就是说，公祭活动与公祭对象只有一种单方面的交流，缺乏一种象征性的互动，这就使得公祭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按照祭祀传统规则，现在的公祭就根本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祭祀活动。

既然我们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挂在嘴上，为什么不可以遵守一些相关的仪式规则呢？祭典的核心是仪式活动，假如我们的仪式过程不完整，公祭还有意义吗？

仪式是文化活动的外在展演，也是进入文化之核的入口，它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实在。文化是一个抽象的表达，仪式性展演才是其内涵的表现，内容形式是一体的，因此，只有通过仪式行为，才能表达出对于文化的接受和认同，而当仪式是残缺的时候，文化行为就是无效的。中国各地都有各种形式的公祭活动，而祭祀仪式五花八门，有的献花圈，有的跳所谓的图腾舞，完全违背中国传统祭祀的雅致风范，像那种衣冠不整，狂呼乱叫的所谓图腾舞蹈，根本就不是中国祭祀仪式所应该有的。我们去读一下历代的《礼志》，和各种祭祀典礼规范，都是庄严的服饰，典雅的舞蹈，古奥的祭文，而不是那些无根无据的赤身裸体的所谓图腾之舞。因为中国的祭祀仪式是文明成熟的体现，而不是史前的蒙昧状态的自发的东西。

即便如像《吕氏春秋》记载的葛天氏之舞，操牛尾，包括后代的执翟，看上去与图腾舞蹈有点关系，但是这都是很精致的道具，不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仪式上的胡乱一气。而古代祭祀，根本就不是什么图腾舞，黄钟大吕，祭祀乐舞是十分迷人的。所以，那种把所谓的原始舞蹈搬到公祭仪式上的做法是完全不妥的，这也是受了外来影响的文化模仿在公祭中的一种体现。

至于献花圈，让人感到是在为一位过世的老人做告别仪式，在开追悼会。这样的仪式，不适合对于几千年前的祖先的公祭活动。

总之，我们的公祭仪式需要规范，否则，将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糟糕的祭祀仪式，无疑是告诉人们，祭祀的动机是不纯的，因此，公祭的影响也就自然是负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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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人认为祭祀是国家大事？

据《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祀就是祭祀等活动，戎就是军队，军事方面的活动。古人认为，祭祀和军事，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其中军事的重要性大家都很好理解，为什么祭祀也算是国家大事呢？

其实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很复杂的想象力，人们会为了一个虚拟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努力奋斗，从而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这个虚拟的目标就是古代所谓的神话、祭祀等等内容。就像《周易》所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所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一种方式，重要性甚至还要排在军事前面。因此，实际上神话对于一个国家和文明的重要性，远超过大家的想象。早期的人类活动，基本都是围绕其神话体系，来展开和发展的。

早期的神话诞生于人类对于自然的崇拜，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等，都是人类祭祀的对象。而这些自然崇拜其实和人类的生活也是密切相关的。比如人类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转来制定节气历法，山川河流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人类的祭祀活动，就是对于大自然给予人无私奉献的一种反馈。

早期的祭祀对象都是自然神灵，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祭祀神话又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比如中国古代的四渎神，所谓四渎，即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四条河流。

古人把有独立源头，并能流入大海的河流称为渎。古人认为，四渎各有其神，掌管着行云布雨等职责，对于农业生产等非常重要。所以古代天子把四渎神作为天下河流的代表，来进行国家祭祀。那么四渎神都是谁呢？

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江渎，楚屈原大夫也。长江之神就是屈原，号广源顺济王。屈原因为投江而死，后人为了纪念屈原，尊其为“水仙”祭祀。虽然屈原投的是汨罗江，但后来逐渐演变为了长江之神。

河渎，汉陈平也。号灵源弘济王，即西汉著名的开国功臣，丞相陈平，颇有功绩，死后被人们祭祀为黄河之神。淮渎，号长源广济王，为唐朝诗人裴说，生于乱世，一生清苦，死后被人们封为淮水之神祭祀。

济渎，号清源汉济王，即楚国大夫伍子胥。伍子胥和屈原的情况差不多，传说伍子胥死后尸体沉于江中，跟屈原一样被后人尊为“水仙”，后来逐渐被道教尊为济水之神。

以上这四位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想必大家也发现了。那就是四渎神的来历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实际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神话内容，对于四渎神的具体说法是不同的。但无一例外都产生了一种由人成神的趋向性，这也是中国神话发展的整体倾向性。

这种由自然崇拜到神仙崇拜再到对人的崇拜，反映了我们中国神话中非常特殊的内涵，肯定人的道德品质才是最深刻的信仰，神仙也必然是从人中诞生。正如开始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现代的祀是什么？其实就是数千年来积累的人文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