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统(193年—228年),字公绪,会稽乌伤(今浙江义乌)人。三国时吴国将领、学者。陈国相骆俊之子。年二十,就担任乌程相,任内有政绩,使得民户过万。又迁为功曹,行骑都尉。曾劝孙权尊贤纳士,省役息民。后出任为建忠中郎将。凌统卒,统领其部曲。因战功迁偏将军,封新阳亭侯,任濡须督。黄武七年(228年)卒,年三十六。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骆统出生。父亲骆俊正好在陈王国为相。建安二年(197),骆统5岁。是年,袁术派人向骆俊借粮。骆俊嫌其不立政德,居心叵测,没有答应。袁术恼羞成怒,派人把骆俊暗杀了。建安五年(200),华歆娶骆统母亲为续弦。
骆统从小就聪颖过人,并且很有个性。8岁时他就和姐姐回到故土乌伤。
骆统在乌伤学文习武整整12年。正因少年时代亲身体验了平民的苦难,因而他从小就树立了造福于民的坚定信念。这成为他短短一生中不懈追求的动力源泉。
公元221年,孙权迁都秣陵,改名建业(今南京市)。他采纳文臣武将“分土治国,褒赏贤能”的建议,招纳四方贤士。由于骆统在地方上素有爱国爱民的好名声,故被孙权看中录用,授乌程(今浙江湖州)相之职。
骆统在乌程为官期间,十分体恤民情,廉俭自律。他主张以民为本,提倡农耕与渔牧并重,把“政使惠风,举贤重良”当成教化的大事来抓;主张“以德亲百姓,以仁治天下,以勤政取信于百姓”。当地的百姓都交口称赞他心怀仁慈,恩德广被一方。
骆统博学多才,能及时为孙权弥补决策中的不足。孙权欣赏他对事业的忠诚之心,在任会稽郡太守时,把他提升为郡功曹。后来,又把他提升为骑都尉。同时,还把自己堂兄孙辅之女许配给骆统为妻。
骆统的为人至诚可嘉,被孙权重用;骆统的用人之道更是行之有效。骆统曾说:“饷赐之日,可人人别进,问其燥湿,加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骆统认为,用人责在培养感化,使之不忘报效国家。他主张选拔人才,要注重实践,重视考察,努力做到知人善用,以人格力量发挥人才作用。骆统的这种用人之道,深得孙权的赏识,并得以采用。
陆机《辨亡论》赞:孙吴能“兴天下争衡”,其功之一,在于“骆统强谏以补过,谋无遗算,举不失策。”总之,孙权前期所以能推诚信士,求贤若渴,恤民如稚子;同时,量能授器,德能容人,亲以致爱,其间与骆统的剖心赤诚、刚正为人、谏以补过是密不可分的。
骆统忠直敢言,言必至善,一生先后曾上书表30余份。所有政书言必赤诚,言必无私,实为千古刚正风范,后人楷模。
骆统著名的《论时政疏》,劝孙权“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阐述了他的政德观。骆统疏日:
臣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制咸福为尊贵,曜德义为荣显,永世胤为丰柞。然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咸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柞,保族宜邦。《尚书》曰:“众非后无能手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
这段文字着重表明了骆统的民本思想。骆统认为,国君常常把拥有土地多少、版图大小视为富强的标准,视掌握生杀赏罚大权为尊贵,炫耀德义为荣耀,君位相传子孙后代为上帝厚赐。然富国要靠民众创造,强国得赖民众齐心协力,君王的权威靠民心归附,丰衣足食靠耕作所得,德行赖民众相互提高,义理须民众推行。做到以上六条,才能应天命,继位统,保宗室,安邦国。总之,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老百姓是基础,有民才有本。
骆统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对当时官吏的强惩暴敛、巧取豪夺等腐败现象也敢于鞭挞;对不重教化、不顾生息的“后生不育”的严重危害也敢披露。通过分析利弊,骆统为孙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骆统察补说:
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急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闲,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
于此,骆统认为,做君主者都应懂得,“顺民则昌,民为邦本,民安邦固”这个道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出台爱民政策,与民休养生息才是仁政、德政。骆统披露,朝廷委派的那些地方官吏不称职。他们挂的是亲民之名,但做的是强征暴取之事,很少以恩惠治天下,以仁慈取民心。因此,官民关系恶化,政风恶劣,腐败孳生。骆统认为,如果国力弱而不支,国家就无法久治。治国与治病除害的道理一样,治病贵在初发之时就及时诊治,斩草除根;除害贵在没有形成气候之时,就彻底铲除。他希望君王在日理万机之余,挤点时间,了解民间疾苦,采取补救办法,这恩德就比天要高,比地要大,比海要深了。
孙权经过反复比照审察,对骆统提出的“尤以占募在民间长恶败俗,生离叛之心,急宜绝置”的建议,认真采纳并先后都付诸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建安十九年(214),骆统23岁,因在逍遥津一役中护驾有功,升任建忠中郎将。
建安二十四年(219),骆统28岁。是年十一月,骆统随陆逊别取宜都,升偏将军。
公元221年,随大都督陆逊征战夷陵,帮助陆逊火烧刘备兵营,再立战功。是年骆统30岁。
据《吴书》十三《陆逊传》所载:陆逊当年在夷陵当“大都督”指挥作战,东吴诸多将军多是刚烈武夫,“各自矜恃,不相听从”。唯有骆统文武全才,又性情随和。因此,陆逊常和骆统共商大计,并请骆统在众将军之中做一些协调和解释工作,显示了他的非凡组织协调能力。
夷陵之战的决策中,充分显示了陆逊和骆统的军事才干。刘备率军从江州到夷道,一路进军600里,几乎没有什么阻挡。刘备官兵和陆逊部下都不明就里,笑陆逊是“书生用兵,只会让地”。他们不知是在诱敌深入,纵敌骄气。惟骆统深知陆逊之用意,心照不宣。刘备一路扎了40余座大营,每处安排兵力守营,拉长了战线又分散了实力。陆逊、骆统等坚持6个月不出兵,任蜀兵阵前叫骂。后来,陆孙见刘备三路兵马合一,下寨江岸,用树木编成栅栏连营,在骆统的帮助下,采用“火烧连营”的办法,一举打败刘备,迫使其退守白帝城,彻底夺取了夷陵之战的胜利。
蜀兵溃退后,吴军将令徐盛、潘璋、宋谦等要求陆逊再发大军穷追,活抓刘备以灭蜀。他们纷纷上书给孙权,连安东中郎将孙桓也坚持这个意见。孙权听了将军们的要求后也动了心,但又不敢轻易决定,就专程派人前来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当时也决定不下,就招偏将军骆统和征北将军朱然商议。骆统竭力反对出兵追击。于是就由骆统执笔3人联名上书说:“曹丕召集了将士,外表上说是帮助我们讨伐刘备,内心却另有奸计。我们决定立刻退兵,请主公马上布置须濡坞驻防和沿江东北一带的防御,千万!千万:”事实竟如神算一般。陆逊全军刚刚退回荆州,北面就传来紧急警报:“魏兵分三路,准备打到东吴来了。”孙权接到骆统、陆逊、朱然三人奏章后,即派建威将军吕范、副将朱桓等分头迎战。同时又采用陆逊和骆统的建议,修书魏主,采取称臣对策,使得曹丕进兵无由。
吴黄武二年(223)三月时,魏文帝以孙权称臣不诚为由,派曹仁率军前来攻濡须坞。骆统受命领兵前去助濡须督朱桓。骆统援兵赶到时,值朱桓一半兵力去保羡溪未归,战场上兵力悬殊很大。骆统临阵与朱桓急议,偃旗息鼓,伏兵以待。骆统协同将军严圭分守两地,形成犄角之势。曹仁果真上当,骆统杀了魏将常雕,严圭活捉了王双,大获全胜。孙权即封骆统为新阳亭侯,拜濡须督,一直到黄武七年(228)英年早逝。
据《会稽典录》所载,太末县徐陵为官清廉,业绩显著,为孙权重用。徐陵死后,家里的田地、童仆、奴婢等都被地方霸主和强人抢掠一空,徐陵的儿子徐平落难。骆统知道后,一面代为申诉冤情,辩明是非,请官府惩治坏人;一面又亲自上书,请求孙权思贤嘉善,救济徐平。孙权得知后,安排徐平到丹阳诸葛格手下为官。
吴黄武元年(222),张温出使蜀国以后,经常宣扬诸葛孔明治国有方。孙权心中大为不悦。事也凑巧,吴黄武三年(224),张温再次出蜀回来后,发生了暨艳谋反未遂之事。一些嫉才的人趁机谗害张温。孙权即以张温“朋党作奸、贻误军令、炫华惑众、有辱本国”等罪,把他削职为民。
御笔钦定的罪状,一般没人敢言。但骆统出于“为国观听”,敢于“密陈其理”。
为分清是非,骆统对张温“举才不当”,被孙权定为“朋党作奸”之罪,进行辨析。他说暨艳被录用,主要责任不在张温。就算推荐有误,张温也不是第一推荐暨艳的人。“先见用于朱治,次见举于众人,中见任于明朝。”说张温与暨艳“朋党作奸”,无凭无据,仅以“举才不当”推定,实在说不过去。
关于“贻误军令”罪,骆统也进行客观解释。张温曾受孙权命令,前去长河、零陵、桂阳三郡指挥接收投降的官兵。因为曹丕没有退兵,张温只能等曹丕退兵后才返归复命。对此,骆统解释说:“然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数之多少,温不灭之,用之缰赢,温不下之,至于迟速,温不后之,故得没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也。”总之,张温一直奉公执行命令,军马没有减少,战场上没有退却,军期也没有延误,完全尽心为国,忠君效力,又何罪之有?
对孙权指责张温出使蜀国“有辱本国”之罪,骆统认为,为国出使,盛赞“他国之美”,只要自己“没有屈节为臣”就不能说是“炫华惑众,有辱本国”,而是正常的“使节之行,使臣之道”。西蜀派邓芝回访武昌,这是国与国之间友好的往来。邓芝的回拜,实际上是诸葛亮派邓芝送张温回国,是对吴国的尊重,不是张温的私交行为。此外,骆统对张温所谓“卖恩群臣”等罪也进行抗辩。但是,孙权始终没有采纳骆统的坦诚谏言。
黄武七年(228),孙权在武昌称帝。登基时,孙权对先父、母亲、兄长、儿子及文武百官进行了大封赏。但骆统却没有受到封赏。骆统虽问心无愧,但毕竟心里郁郁不快。不久,终因经年征战,积劳成疾而死于任所,年仅36岁。
骆统史实,古今有口皆碑。1998年《人民日报》外文版图文并茂地赞誉骆统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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