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 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2)

《黄帝内经》真出自黄帝之手吗？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书名冠以“黄帝”，又是以黄帝和岐伯等人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于是有人认为这部书就是黄帝写的，或者由黄帝和岐伯等人共同编撰。然而，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于是，从汉代开始，就有人怀疑《黄帝内经》并非黄帝所作，书中的黄帝、岐伯等人也仅仅是托名。

《黄帝内经》：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而已。

到了宋代，司马光指出：“谓《素问》为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取重耳。”明代的方孝孺更是提出：“世之伪书众矣，如《内经》称黄帝，《汲冢书》称周，皆出于战国、秦汉之人。”无论是“周汉之间”还是“战国、秦汉”之间，都否定了《黄帝内经》出自黄帝之手这一说法。

今人通过分析《黄帝内经》的内容，得出的结论是这部著作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医学成就，而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医学经验的总结汇编，是集体或多人长期努力的结晶，书名“黄帝”，仅是托名而已。

关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主要有上古黄帝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三种说法。认为《黄帝内经》出于远古，成于黄帝时期的，多为古代医家，这大概是他们需要一个学术领袖或精神领袖的缘故。随着“托名”说逐渐被后世所认可，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了。医家之外，古代还有人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宋代学者邵雍就说：“《素问》《阴符》，七国之书也。”所谓“七国”就是“战国”，因战国七雄而得名。理学家程颢也说：“《素问》之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到了近代，关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已有从先秦推后为秦汉甚至东汉的趋势。余嘉锡认为“《素问》之名起于汉晋间矣”。中医学家恽铁樵称“汉以前无《内经》”。直至现代，学者们关于这部书的成书年代仍有颇多争论，探讨的角度、运用的方法也丰富多彩，但大致确定在战国至秦汉之际。

需要指出的是，《黄帝内经》成编后，《素问》和《灵枢》既有同时传世者，也曾分别流传。后人也常常将《素问》和《灵枢》分别开来校勘和作注。

《黄帝内经》与诸子学说的关系

《黄帝内经》的成书过程，经历了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年代，因此这部书的内容和思想对诸子学说多有吸收。特别是黄老道家和《周易》对《黄帝内经》的影响最大。

老子的无为思想，庄子的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人格，在《黄帝内经》的很多篇章中都有出现，《黄帝内经》还多处引用《老子》《庄子》中的语言来说明事理。可以说，在价值观上，《黄帝内经》与黄老道家是一致的，因此有的学者将其看成是黄老学派的著作，这也是《内经》托名黄帝的内在根源。

《周易》的“象数”思维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方法。脏象学说、十二经脉理论与《周易》也有着密切关系。《周易》对阴阳的太少划分、八卦的三爻论及天地人三才论，则成为医学三阴三阳、十二经脉理论的依据。

另外，儒家的中庸、中和、有诸内必形诸外以及重“本”的观念等也都成为《黄帝内经》中的重要观念。

《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之所以与诸子百家之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统一整体。虽然在今天看来，医学与诸子学分属于科学与哲学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种区分。中国古代的学问有着一个普遍的大道贯穿于一切学术之中，不同的学术都是这同一大道的显现，正如《素问》所说：“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正因为此，有人指出《黄帝内经》虽是医学典籍，但其内容并不仅限于医学，而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地理等学科密切相关，是一部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