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晋西首富的陈氏家族陈懋勇、陈晋之兄弟,一个气度大方、善于交际,一个雄才大略、见识过人,在他们担任碛口商会会长的三十余年间,正是碛口最为繁荣的巅峰时代,他们成为碛口永远的传奇。抗战爆发后,陈氏三门各奔东西,永别碛口,但时至今日,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依然在碛口传扬 。
碛口码头只隔一条湫[qiū] 水河的寨则山村,半山顶上有五院豪华住宅,都修得十分讲究,明柱厦檐,东西厢房,角楼亭阁,抱厦大门,令观者无不赞叹。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周恩来、林弼渠等中央领导东渡黄河,曾路居此处,又给此宅增添了神秘色彩。
此宅就是碛口西湾陈家在秦晋宁蒙商界渐次衰退后,于民国初年兴盛起来、名震秦晋宁蒙冀豫商界的寨则山陈懋勇、陈晋之的宅第。
陈懋勇、陈晋之成为民族资本家后号称晋西首富,商号不仅布满碛口,而且从碛口到包头沿途各站都有陈家的商号(一百里一站),自家人来往,不用别人家的店铺。同时陈家把商号设到了汾阳、平遥、介休、孝义等省内各处,最远到了顺德府和天津口岸。
清初,先祖陈之宽经商于碛口,累积财富修建起了碛口人尽皆知的四十眼窑院。陈如伦是陈之宽第五代子孙,他只能务学业不宜事商务,几年时间就将祖辈在窑院的粮油店生意做亏赔光了,因此到他的晚年只能靠教育蒙童安度晚年。
陈如伦有三个儿子,当时正值碛口码头兴盛繁荣之时,南北商贾来、东西买卖去,再加上中国内地初兴洋务,民主思想逐步发展,陈家三兄弟中,老大陈懋勇、老二陈懋嘉、老三陈懋勉(字晋之) ,经过商量后,在自家的四十眼窑院开办粉房。兄弟们确定项目后进行分工,老大善交际、气度大方,负责外联推销;老二踏实勤奋,主管生产内勤及家宅田地;老三晋之有雄才大略、见识过人,负责全盘经营,谋求更大发展。
凭借陈晋之老丈人刘光升的一百串钱本钱,三兄弟亲自操持,把粉房开起来了,同时还喂上了10口大肥猪,经过半年多的辛苦努力,“裕和成”粉条占据了晋西北的市场。
推粉赚了钱,兄弟们又在碛口西市街租赁了五间门面房开办了“广生源”洋货店。辛亥革命前夕,西洋货进入中国,洋瓷盆子、洋胰子、洋火、洋袜子、洋手巾充满市场。这些洋货比本地土货漂亮,虽然当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然而殷实的庄稼人还是能够买得起这些洋货的,所以“广生源”的生意一开张就博了个彩头,年轻的后生媳妇、姑娘妹子们往至沓来、争相欢看,继而抢夺购买。商铺里天天顾客盈门、川流不息,柜台上的伙计们经常应接不暇、废寝忘食,商铺里三天一盘点、五天一进货,陈家兄弟三人见此喜上眉梢,信心倍增。
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好生意仅做了半年时光,突然在一天夜里,“广生源”的商铺里竟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火灾,将商铺烧了个干净。陈氏兄弟如滚油浇心,因为有些货是从东路赊来的,货烧了哪来的钱还账呢?就是逾期还上,这不也是有失信誉的吗?
这时的兄弟们只有东凑西借,好不容易凑够了进货的三千块银元。时值腊月年尾,交通又不便利,当兄弟三人奔赴汾阳时已到第二年正月初一了,当时民间有句俗语说:“天不明算今日”的说法,于是兄弟们买了个小灯笼挑着找到了货主,货主惊异地问:“陈先生大白天挑着灯笼干什么?”陈晋之疲累地说:“你家的货款言定去年腊月底付清,你看路途遥远,我们星夜赶程,自古道,‘天不明算今日’,我们的灯笼还未灭,这应当说按期付款了吧?”货主听后哈哈大笑,“说得好,贤弟讲信誉、讲义气,说话算话,今后要什么货尽管来拿吧。”
自古言,“火烧财门开”。陈家自发生火灾后虽然损失巨大,但信誉度却大幅提高,夜提灯笼赶付货款的佳话更是传为美谈。他们又从东路进回大批洋货,“广生源”重新开张营业,许多货物不仅销于碛口,而且吸引了陕西榆林、镇川、三边等地的客商来此购货,“广生源”渐次成为了二级批发市场。
陈家兄弟有本钱后不仅扩大了原有的“裕和成”粉房、“玉泉成”粮油店和“广生源”洋货店,同时又开设了“裕后成”糟房,酿造“裕后泉牌”白酒,产品远销安定、三边、榆林、包头和晋中平川。
民国四年,碛口成立商会,老大陈懋勇被推为副会长,生意上的事全由陈晋之一人担当。陈晋之又在碛口开办了“玉泉成”钱庄、“裕顺居”糕点酱醋酒专营店、“裕德成”家俱店、“华丰号”洋货店,在临县城内和李余馨全股开设了“义聚恒”字号,在陕北设了“广生源”分店,包头增设了“玉泉成”粮油收购店。陈晋之还参与了榆次纱厂的筹建,并以“陈裕堂”的名义投资20万银元入股,成了榆次纱厂的股东之一。
陈懋勇任副会长后,处处为碛口商人着想,办了不少公益事业,对过重的苛捐杂税,借阎锡山宣扬“保境安民”政策的机会,经过不懈努力争得碛口商界包税的优惠。商会还维修了碛口至柳林孟门的古道,新修桥梁两座,维修了黑龙庙,广受百姓称赞。
1930年碛口商会原会长刘光隆去世后,陈懋勇继任会长,1935年陈懋勇病故,商会会长继由陈晋之担任。日寇开始进入碛口时,商会练起了民团,陈晋之开始了开仓救民之举。
1937年,日寇侵入中国。1938年1月25日,日军占领了距碛口仅50公里的离石城。同年2月26日,日寇到碛口扫荡,烧、杀、掳、掠,碛口这座昌盛200多年的繁华商阜从此再无宁日。
面对时局的变异紧张,身为碛口商会会长的陈晋之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商会原来的商团武装组织改编成抗日游击队,每日站岗放哨,以防日寇偷袭。
1937年冬,国共在忻口战役中失利后,贺龙领导的120师退到临县,临县商会会长冯锡番与碛口商会会长陈晋之联系上后共同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1939年,碛口兵荒马乱、饥民遍地,陈晋之将祖宅四十眼窑院的数百石粮食全部开仓赈济了饥民,当时饥民排着长队取粮,时长达9天之多。
日寇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全国各地商阜倒闭关门,经济衰退,民不聊生。1940年1月“晋西事变”后,陈晋之这位享誉晋西的商界领袖处于欲罢不忍、欲留不能的境地,再加上日寇常来侵犯,日机常来轰炸,生意难继,全家人性命难保,只能是忍痛割爱,抛下了偌大的家业,举家奔去他乡。此时,兄弟三人中老大陈懋勇、老二陈懋嘉先后辞世,全家近百口人只能靠陈晋之了,在他的安排下,陈家举家西渡黄河,大门陈懋勇的儿女奔赴甘肃兰洲、二门陈懋嘉家到了内蒙包头、三门陈晋之家逃到宁夏吴忠。
陈晋之离乡后,仍时常翘首东望,因思乡心切、忧国忧民、积劳成疾,不幸于1947年8月20日病故于宁夏吴忠,享年66岁。
在此,陈晋之的人生经历现实地告诉后人,一个能商善事的商人要取得成功需要在一个国安民富的大背景下才能成功,反之,则将是功败垂成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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