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崖（海南）革命的摇篮（母瑞山）

海南（简称“琼”），别称琼崖、琼州，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海口市。

据了解，母瑞山位于海南岛定安县南端，方圆100多平方公里，地处定安、琼海、屯昌三市县交界处，是五指山脉向东北延伸的一座山。这一带山陡林密、峡谷流急，是琼崖革命的摇篮，两次成功保留革命火种，被称为“海南的井冈山”，创造了海南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作为“琼崖革命的摇篮”，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厚，至今仍保有着大量的红色文化遗址和景区景点。

近年来，海南省定安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在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小长假，定安县接待游客数量超过4万人，红色旅游成为当地全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海口到母瑞山的红色旅游客运专线的开通，越来越多的游客向母瑞山奔赴而来。2016年，定安县投入4000万元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母瑞山红色旅游景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红色旅游品牌正在悄然崛起，一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也正续写着今日的传奇。

母瑞山被誉为“琼崖革命的摇篮”，于1928年、1932年两次成功保留革命火种，创造了海南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旧址）于1996年8月1日落成，同年8月15日被列为省级革命纪念建筑物，2001年6月被中宣部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2月22日母瑞山革命根据地被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等17个部委审定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为更好弘扬母瑞山革命精神，从2015年起，定安县加大对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景区的投入，着力将景区打造成为海南红色旅游示范基地、廉政教育示范基地以及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经过两年多来的建设，景区基础设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扩充，现在景区主要由母瑞山乡村文化展示馆、红军操场、红军驿站、河堤护岸步道、红军潭和马鞍岭组成。目前，定安县正在进行琼崖特委、琼苏政府旧址，琼崖特委“四大”会议、琼崖苏维埃政府大礼堂旧址，以及红军师部旧址、红军潭，红军军械厂、红军军政学校、红军农场、红军操场、红军医院等革命遗址修复工作。

母瑞山 琼崖革命摇篮（1927—1950）

母瑞山根据地的初期创建

雄伟的母瑞山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革命战争年代，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琼崖红军独立师先后迁进母瑞山，领导全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在敌人的两次“围剿”中，母瑞山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壮大了革命的力量，为琼崖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母瑞山被人们誉为琼崖革命的摇篮。母瑞山是五指山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支脉，位于定安县南端。母瑞山山岭连绵、峡谷急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又地处定安、琼东、乐会三县交界，距离海口等城市较远，国民党的统治比较薄弱，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以后，琼崖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撤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7月，根据中共琼崖特委的指示，由黎会锦主持在定安七区椰子岭召开全县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定安县委员会，黎会锦任书记，黄业琪、莫玉山任委员。自此，共产党员带领部分农民武装，先后进入母瑞山东北部的棺材沟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9月上旬，中共琼崖特委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配合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决定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首要目标是攻打万泉河南岸的椰子寨敌据点。9月23日，椰子寨战斗打响，拉开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序幕。王文明带领定安、琼山讨逆革命军从丹村渡河向椰子寨挺进，杨善集、陈永芹率领乐会、万宁讨逆革命军和数百名赤卫队员从乐会县第四区向椰子寨进军。由于杨善集所率部队夜间冒雨行军，未能按时赶到目的地。王文明按预定时间，当机立断向守敌发起攻击，歼敌一部，其余逃遁，讨逆革命军胜利占领椰子寨。杨善集、陈永芹与王文明会合后，决定王文明率所部返回丹村，杨善集、陈永芹率所部留在椰子寨肃清周围残敌并开展宣传工作。嘉积守敌调兵反扑，讨逆革命军因枪支差、弹药缺而撤退，杨善集、陈永芹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椰子寨之战是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全琼武装总暴动的第一仗，此役拔除椰子寨敌据点，为母瑞山根据地的建立扫除了外围障碍。

母瑞山第一次保存革命火种

1928年3月中旬，正当琼崖红军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土地革命深入进行的时候，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其第十一军蔡廷锴师及谭启秀独立团来琼，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琼崖红军主力与敌军经过半年的激战，损失严重，全琼土地革命斗争走向低潮。5月底，中共定安县委在母瑞山的滑沟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宣布成立定安县苏维埃政府，选举产生定安县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徐树芳为主席。12月下旬，中共琼崖特委遵照中共广东省委“以城市为工作中心”的指示，由中共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率领中共琼崖党、团特委迁往海府地区，负责筹建中共南区特委。王文明、梁秉枢、罗文淹则率领一百三十多名红军战士和部分赤卫队员，以及琼崖苏维埃政府直属机关等共六百余人，向母瑞山转移，开辟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进入母瑞山后，军民关系融洽，军民配合披荆斩棘，在上村、中村、下村搭起四十多间茅棚安营扎寨。红军还在母瑞山周围设防部署，在各道路要口构筑防御阵地，以对付敌人的“围剿”。

1929年1月，一股敌人向母瑞山进犯，红军凭借母瑞山的险要地形，伏击敌人，毙敌十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和子弹。敌军败逃后，在山外建筑碉堡，强迫群众搬家，分兵包围，控制路口，妄图切断一切交通，隔绝红军同周围群众的联系，将红军困死在山上。

由于母瑞山被敌人严密封锁，红军的粮食来源困难，生活相当艰苦。有时全体战士一天只有三四斤米下锅，只能煮稀饭充饥。为了坚持斗争，战士们在山上砍野香蕉，寻找野果、野菜充饥。在艰苦的岁月里，官兵同甘共苦，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有一天，王文明带领十一人从山林中绕过敌人碉堡，突出山外筹粮。他们随身只带了十二个饭团作为途中餐食，因中途加入一个向导，王文明将自己那份饭团让给向导吃，战士们知道以后都十分感动。王文明激励大家：“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什么困难都会得到解决。”

为了解决困难，琼崖苏维埃政府委员陈玉侯率领红军四处打击反动派，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增加琼崖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定安县南闾乡田肚村有一股土匪，到处为非作歹、强抢民女、掠夺民财，群众对之恨之入骨。1928年底，陈玉侯便带领四十多名红军战士打击了该村的土匪，没收三十多头牛，除三头分给苏区农民耕作外，其余的归琼崖苏维埃政府所有。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困难，在王文明的亲自带领下，全体官兵一齐动手，开荒生产，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首先是垦山办场。从革命实践中，琼崖革命领导人认识到，垦山种粮食是增加给养的最好办法，又是减轻人民负担的根本措施。在王文明倡导下，母瑞山根据地掀起生产自救运动。没有生产工具，就向附近的农民借；没有种子、种苗，就通过交通员发动苏区农民捐献。同时将随红军进入母瑞山的群众安排在三个垦殖地区，即上村、中村、下村，使他们安居垦殖，以维持生活。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至1929年夏，琼崖苏维埃政府在母瑞山根据地办起了三个农场，主要种植山兰、水稻、玉米、番薯、木薯、芋头、瓜菜等作物，还养了猪和水牛。获得丰收的是番薯和山兰，这样，红军的生活得到改善，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一顿干饭和一顿稀饭。

其次是办军械厂。琼崖红军进入母瑞山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武器弹药十分缺乏。1928年，中共琼崖特委向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子弹已告绝，制弹机未回不能自制，又无钱去买之，亦无处可买。红军无给养，现暴动不能得到胜利，战斗力因之减退。”为了保障战斗需要，琼崖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决定把办军械厂当作母瑞山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然而，办军械厂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一无设备，二无技术，困难的确很多，但是军械处的指战员们凭着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高度的革命热情，克服了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在南牛岭下一个小山坳里办起了一个军械厂。

军械厂有十几间茅屋，其中三四间是厂房，其余是宿舍，有五十多名工人。没有机器，只有风箱、钳、锤等简单工具，能制造炸药和地雷，装填手榴弹、子弹，但红军军械厂制造的武器，却使敌人心惊胆战。有一次，敌人向母瑞山根据地进攻，红军先选险要地势埋伏，待敌人入山时，红军用步枪和地雷打击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毙敌十七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红军军械厂虽然规模很小，设备简陋，但在保卫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在琼崖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母瑞山根据地的建设中，琼崖苏维埃政府还办了一所军政学校、一所红军医院、一间印刷厂、一间粮食加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缝衣组。1929年初，琼崖苏维埃政府和定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下村召开当地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母瑞乡苏维埃政府，主要管辖上村、中村、加冬、双灶等二十多个苗族村庄（有部分黎族同胞和汉族农民）。同年5月14日，在母瑞山成立了大山乡苏维埃政府。两个乡的苏维埃政府直属琼崖苏维埃政府领导，母瑞乡和大山乡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地方政权实行派粮、征粮和购粮支持红军。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成为琼崖土地革命时期建设得较好的一块根据地。

1929年春夏之交，国民党蔡廷锴部缩编离琼，敌人力量减弱。5月中旬，王文明和梁秉枢从母瑞山根据地派出干部和红军小分队到琼东、乐会、万宁、琼山等地，联系尚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党政干部和红军，并将部分人员带上母瑞山，革命力量逐渐恢复和发展。中共琼崖特委将驻守在母瑞山的红军扩大成立独立团，梁秉枢任团长，王文宇任副团长，下辖一个营。琼崖的革命烈火，又从母瑞山燃烧起来。

然而，中共琼崖特委机关在“左”倾错误影响下迁入府城、海口，主要从事工运、兵运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中共琼崖特委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并且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29年2月和7月，特委机关先后两次遭到敌人破坏，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人陈大机、黄朝麟、黄学增、官天民等前后被捕，英勇就义。这时，琼崖党组织陷入失去统一领导的状态。时任澄迈县委书记的冯白驹获悉中共琼崖特委被破坏后，立即召开县委会议，决定以澄迈县委的名义，将中共琼崖特委被破坏的消息通报有联系的县委，并亲自到定安县母瑞山向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汇报，提议召开各县代表联席会议。

1929年8月中旬，在定安县内洞山召开了各县委代表联席会议，琼崖苏维埃政府代表王文明、红军代表梁秉枢、澄迈县委代表冯白驹、定安县委代表王志超、琼东县委代表符明经、琼山县委代表张志军等十余人参加。当时王文明还是抱病从母瑞山赶到内洞山主持会议的。会议总结了特委机关迁往海口后两次遭敌破坏的教训，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通过了《各县代联会的决议案》，确定了党当前的斗争方针。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琼崖特委临时委员会（9月，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共琼崖特委），选出王文明、冯白驹等九人为临时特委委员。经王文明提议，大家一致通过，由冯白驹主持临时特委工作。内洞山会议是琼崖党和红军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克服了重重困难，重建了中共琼崖特委领导核心，坚持了土地革命的总路线，带领琼崖人民继续坚持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和反动统治的斗争，给琼崖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0年1月17日，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中共琼崖党组织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王文明同志因患肺病医治无效，在母瑞山不幸病逝，终年36岁。王文明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创建了琼崖人民武装讨逆革命军，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琼崖苏维埃政府。他在1928年琼崖红军反“围剿”受挫后的危急关头，带领红军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创建母瑞山革命根据地，领导苏区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为琼崖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文明逝世后，母瑞山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将他的遗体安葬在红军戏台旁边的一棵榕树下，王文明与母瑞山永远同在。为了培养红军干部，中共琼崖特委在母瑞山创办了一所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简称“军政学校”），重点培养红军基层干部。学员由红军各连队及各县赤卫队、少年先锋队选送，三个月为一期。学校的军事训练科目内容主要是依据《步兵操典》和游击战术进行训练和演习，政治教育内容主要是学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基本政治常识。经过军政训练，红军学员的军政素质得到提高。琼崖红军在斗争中不断壮大。

1930年，红军独立团发展到两个营，一营营长为陈海根，二营营长为吴多庆。每营下辖三个连，全团共有五百多人。

1930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化装成商人，带着交通员王亚发潜下母瑞山，在定安县城乘民船从南渡江顺流而下到海口，然后乘船抵达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琼崖斗争情况，接着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上海，冯白驹见到了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对琼崖党组织在革命斗争中能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给予充分的肯定，并指出今后琼崖党的工作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冯白驹返琼回到母瑞山后，于1930年4月15日在母瑞山召开了中共琼崖特委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广东省委派邓发到会指导并做了《关于目前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冯白驹在会上传达他到省委、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委员符明经做了《关于特委工作的报告》，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共琼崖特委领导成员，冯白驹、王志超、冯国卿等为常委，冯白驹为书记。这次会议，对促进琼崖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中共琼崖特委为了贯彻“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发动“红五月”军事攻势的决定，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以围攻民团和反动地方武装为主要目标的“红五月”军事攻势活动。首战是调集驻在母瑞山和内洞山的红军攻打定安县城。1930年4月29日晚，红军团长梁秉枢带领红军第一营和军政学校学员从定五区出发，昼伏夜行，第二天深夜秘密到达离定安县城约五公里远的田洋村，隐蔽了一天。5月1日傍晚7时，红军按计划先派短枪队化装潜入县城。晚上9时，发起总攻。国民党定安县县长陈昭秋仓皇出逃，红军很快占领县政府。这一仗，击毙县兵二十余名，缴获步枪二十多支、子弹一批、银圆一千多元，并打开监狱救出定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莫安全，以及五十多名“政治犯”。第二天，红军主动撤离县城，胜利返回内洞山和母瑞山。这次战斗震惊岛内外，给根据地军民以巨大鼓舞。接着，母瑞山的红军乘胜前进，拔除外围的敌据点青天、龙门、枫坡、安竹、新市、居丁、仙沟、黄竹、九所、石壁、南闾、乌坡等二十多处。随着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中共琼崖特委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南典山一带。

8月，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在母瑞山成立。经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梁秉枢任师长，杨学哲任政委，王天骏任参谋长，潘霖任政治部主任。独立师下辖两个团、一个独立营，不久扩大为三个团。全师有一千三百多人，九百多支枪。

同月，琼崖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母瑞山中的南典山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琼崖苏维埃政府，陈骏业为主席。为了解决根据地的生活问题，同时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各县经济管理，筹集资金，保证党、政、军的财力、物力和军需供给。经济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打没”，二是征收工商税，三是发动群众捐献。是年底，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独立师师部迁往琼东县第四区，以便指导全琼人民的革命斗争，留下红一团巩固和发展母瑞山的根据地。

母瑞山第二次保存革命火种

琼崖红军武装斗争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苏区的不断扩大，引起了广东省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32年7月，在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的同时，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其所部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和空军第二中队一个分队共三千多人抵琼。敌人采取“长驱直入”“重重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以军事与政治并行的“剿抚兼施”手段，向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8月1日，敌人第三团八九百人首先向羊山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与此同时，陈汉光组织第一团主力和第二、第三团各一部共一千六百多人，分兵两路向琼崖特委机关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琼东县第四区一带进犯。8月2日，敌人以第一团的一营和三营为一路，经烟塘及双雁村向琼东县第四区平坦村东南方向进攻；第一团二营和机炮连为一路，经大路圩向平坦村西南方向进攻；第三团二营为一路由黄竹向平坦村西北方向进攻；另以第二团三营为一路在水流湖附近设伏堵截，妄图切断红军撤退及增援之路。

在敌军强大炮火的进攻下，红军独立师师长王文宇组织军民奋勇抵抗，杀伤部分敌人。但因敌强我弱，中共琼崖特委研究决定，留一部分红军配合赤卫队在原地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第二独立师师部和军政学校学员、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迅速向母瑞山转移。当日下午，琼东县第四区一带根据地被敌军占领。

撤退到母瑞山的红军沿途与紧追不舍的敌军多次激战。8月7日，当红军撤退到母瑞山之东北部的马鞍山半山腰时，女子军特务连和红一营奉命利用隘口式的有利山区地形垒起简单工事，阻击敌人。当一股敌人冲进我军阵地时，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我军像猛虎下山，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打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阻击任务完成后，女子军特务连二班的十位战士留下掩护其他同志撤退，部队节省出一些子弹留用。这十名战士做了最坏的打算，她们在工事周围拣起不少巴掌大小的石头堆在工事旁。

不久，敌军仗着人多势众再次向阵地蜂拥而来，十名红军女战士毫不畏惧，开枪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当敌人发现红军的子弹快用完后，胆子又大起来，嚎叫着再次组织进攻。十名女战士在弹药断绝的情况下，用堆起的石头居高临下地砸向敌人，敌人的进攻又被石雨打退了。石头用完，敌人冲上阵地，女战士抓起枪托、木棒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女战士们有的临死前与敌人扭成一团，有的紧紧抓住敌人的头发，有的死死咬住敌人的耳朵……最后，十名红军女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8月8日，敌人集中四个营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母瑞山根据地猖狂进攻。敌机狂轰滥炸，用轻、重机枪疯狂扫射，红军则利用母瑞山的险要地形，据险扼守，在必经之道，设置障碍，布置伏击。不久，敌军一个连进入红军伏击圈，被猛烈打击，被消灭大部。红军还缴获敌迫击炮两门及一批武器弹药。后来，敌人集中强大兵力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无法阻敌前进。敌人进攻母瑞山根据地后，烧毁红军机械厂、医院、粮食加工厂、农场等四百多间房，抢走大批粮食、财产。由于母瑞山根据地已被敌军占领，抢劫一空，粮食奇缺，无法坚守，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和红一团又从母瑞山转移到乌揽湾、合水湾的森林中，继续坚持斗争。

8月15日，陈汉光得知红军撤到乌榄湾、合水湾一带，立即调集四个营一共一千五百多人，从四面向红军围攻。红军在冯白驹、符明经、王文宇、冯国卿等人的带领下，于乌榄湾西南与敌激战，又向三十六总岭突围。由于双方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突围中双方争夺激烈，许多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与敌肉搏，红军伤亡很大。因无法突围，冯白驹、符明经带领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警卫连边打边撤，退回母瑞山。王文宇、冯国卿则带领红军师部和红一团撤到牛探岭一带。他们在转移过程中又遭敌围攻而受到损失，于是返回母瑞山，与冯白驹、符明经带领的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会合，在母瑞山继续坚持斗争。

王文宇、冯国卿率领红军师部、红一团与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在母瑞山会合后，陈汉光立即调集各团兵力、警卫队和民团把母瑞山层层包围起来，并在母瑞山根据地四周修建碉堡炮楼，出动飞机侦察、轰炸，对红军加紧围困和“搜剿”。为了断绝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援与救济，他们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大搞“移民并村”，强迫群众迁到堡垒式的中心村，把母瑞山周围地区变为“无人区”。他们还实行所谓“招抚”政策，妄图从政治上瓦解红军。

在敌人的层层围困下，红军在母瑞山与敌周旋了一段时间后，因敌军分片搜山、轮番进攻，红军伤亡越来越大，粮弹严重缺乏。又时值深秋，天气转冷，伤病员越来越多，处境极为艰难。在这严峻关头，中共琼崖特委在母瑞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红军的处境和对策。会议决定，在敌人倾巢而出围攻母瑞山的情况下，红军这么多人长期据守山上，很难摆脱困境，因而由师长王文宇、政委冯国卿率部突围向乐会转移，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打破敌人对母瑞山的围困，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警卫连则继续留在母瑞山坚持斗争。

10月，红军乘连日大雨、万泉河水暴涨、敌人麻痹大意的机会，由王文宇、冯国卿率领红军师部和红一团突围。他们从双滩下游渡河，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虽然途中多次遭敌截击，受到较大损失，但剩下的部队在王文宇、冯国卿的带领下仍然突围到乐会中平仔、文魁岭一带，与红军第三团剩下的部队会合。

陈汉光得悉红军从母瑞山突围后，立即从母瑞山抽调两个营兵力配合驻六连岭的敌军，对乐万苏区组成五六层包围圈，发动轮番进攻。红军在王文宇、冯国卿的指挥下，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由于无法接近群众，兵源和弹药得不到补充，红军陷入弹尽粮绝的艰难境地，结果一部分战士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王文宇、冯国卿决定红军余部和机关人员化整为零，疏散到各地隐蔽，坚持斗争。不久，师政委冯国卿带领几名红军战士疏散到农村，被敌发觉后遭围攻，英勇牺牲。红三团团长王德春潜回烟塘双雁村隐蔽，亦被敌杀害。师长王文宇和师参谋长郭天亭带领十余人撤到白水磉村的山边，遭敌伏击，中弹负伤，郭天亭因伤重被捕牺牲。王文宇负伤后几经周折，突出重围。1933年1月2日，王文宇因饥寒交迫，加上枪伤发作，晕厥于乐会县第四区山佳寮村附近的山林里而被捕。他在狱中遭到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7月在海口英勇就义。王文宇、郭天亭等同志宁死不屈，英勇牺牲，永远值得琼崖人民的怀念！

琼崖各根据地先后被敌攻破，除冯白驹、符明经带领的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警卫连共一百多人在母瑞山，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少数红军指战员和部分党政干部就地坚持斗争外，琼崖红军独立师损失惨重，各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琼崖特委此时同广东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至此，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琼崖革命斗争进入空前的艰苦时期。

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层层包围下，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符明经和秘书长王业熹等带领一百多名机关人员及红军战士在母瑞山上英勇不屈，继续坚持斗争。由于红军反“围剿”失败，根据地人民遭到了敌人的大肆摧残，一部分人心情沉重，信心不强。冯白驹鼓励大家：“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红军与群众联系困难，山上的生活极端艰苦。首先是缺乏粮食。一百多人在山上几个月没吃过一顿饱饭，有时候十几天都吃不上一碗稀粥，只好以野菜充饥，病员越来越多。在艰苦的生活中，大家团结友爱，互助互让。有时分一碗稀粥，领导让给伤病员，干部让给战士。每当分粥时，冯白驹总是逐个检查，等每个人都分到一碗，他自己才吃，如果粥不够，他就将自己的那一份让给别人，如果别人不愿接受，他就以自己身体比较好为理由，让那位同志一定把稀粥喝下去，自己再另煮些野菜充饥。冯白驹带头吃苦和关心部下的精神，使干部、战士都十分感动，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冯同志”。

敌人为了补充兵力，利诱和威逼苗族人民“反共”“剿共”。在这严峻的时刻，苗族首领朱日明竟叛变革命，投靠敌人，于是朱日明率领部分苗族人民协同敌人“围剿”红军。他们带领两百多条猎狗进山，从四面八方“围剿”红军。红军潜伏在深山老林中，狗嗅到人的气味就吠，因而暴露目标，被随之而来的敌人袭击；狗遇到陌生人就会袭击，或群起夹攻，往往在红军战士与猎狗相持不下之时，战士就会被敌人擒捉。

由于红军力量薄弱，弹药奇缺，朱日明等人的搜山给红军带来极大的危险。白天红军战士有的睡在石洞里，有的躺在篓丛里，太阳落山后方出来活动。夜里没有灯，红军战士就捉萤火虫照明。夜间行走，同志们就把藤蔓系为一串相互牵着，一个挨着一个摸索前进。走过的路，红军还要抹平脚印和痕迹，避免敌人搜山时发现。红军战士由于生活困苦，衣服破烂，个个脸黄嘴尖，满身长虱，头发披肩，犹如野人一般。在这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许多同志因烂脚、痢疾而牺牲，在岭岩、棺材沟、塘村岭、梅村园一带的深山里就埋葬着许多红军战士的尸体。有一天，在塘村岭的一棵大树下就饿死了十多人。由于敌人长达几个月的“围剿”，红军最后只剩下几十人。母瑞山的处境虽然困难，但是大家坚信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人人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环境允许时，王业熹会吹吹笛子，冯白驹则带头哼几句琼剧，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调动大家的情绪。冯白驹还时常组织大家学习，讲革命道理，提高思想觉悟，鼓舞革命斗志。

在山上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等人商量，认为红军反“围剿”虽然失败了，可是被打散的红军必定还隐蔽在各地；红色村庄虽然被摧残了，但是敌人绝不可能完全摧垮各地的党组织。于是决定派少数同志分批下山，到各地联系和了解情况。他们先后选派了两批红军小分队突围下山，但是都没有回来。他们又派出十多名红军干部、战士下山，依然如石沉大海。后来冯白驹、符明经等研究决定再派琼崖苏维埃政府经委主任冯建亚（冯道南）和原经委副主任、红军行营副指挥李汉带领第四批同志下山。冯建亚带领这些同志下山到达定安县城附近，遇上冯裕深、曾昌鸾（琼崖苏维埃政府常委）、黄大猷（红一团代团长）和定安县委的几位同志。后来，冯裕深、曾昌鸾同李汉等同志一起去琼山，途中在定安县居丁交通站过夜。因交通员叛变，遭反动民团袭击，冯裕深、曾昌鸾被捕牺牲，冯建亚、李汉等十人脱险回到琼山，但因环境险恶无法返回母瑞山联系。

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与不停“搜剿”和饥饿、疾病、寒冷的不断侵袭下，最后只剩下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刘天佑（红军司务长）等四名干部，以及林天贵、林天德、林茂松等二十名红军战士，还有王惠周（冯白驹的妻子）、李月凤（炊事员）等两位女同志，共二十六人。这时，冯白驹认为，在敌人封锁严密的情况下，再派人下山恐怕也难以成功，于是决定暂不再派人下山，决心带领大家继续留在母瑞山坚持斗争。

这期间，粮食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一块尚未收获的番薯地，便挖番薯充饥。后来，番薯吃完了，就摸鱼虾、摘野果、掏鸟蛋、捉小鸟、采蘑菇、摘野菜、折竹笋，等等。一种半尺多高，形状很像蚕豆苗，茎软叶嫩的野菜也经常被他们摘来充饥，冯白驹称这种野菜为“革命菜”（此名一直沿用至今）。没有食盐，就用加冬叶烧灰当盐。长期的艰苦生活使不少战士病倒了，有的拉肚子，有的得了疟疾，大部分人患了夜盲症或有水肿症状。冯白驹带领轻病号给重病号找食物、觅草药，干部、战士们都十分感动。

深秋的琼崖台风多，风雨大。每当刮台风时，疾风夹着暴雨，像怒海狂涛一般。有的树被连根拔起，大家栖身的茅草屋也被刮得无影无踪，同志们只好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挺立在狂风暴雨之中。

琼崖的冬天虽无冰雪，但深山野岭，寒气逼人，加上经常下毛毛细雨，战士们很难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又被淋湿了，个个冻得浑身发紫。夜里无法睡下，就拢在一起，烧起火来，把芭蕉叶烤热，一片当席睡，一片当被盖。火柴用完了，火种也被雨淋灭了，他们就学古人钻木取火。有一次，红军与搜山的敌人相遇。战士们在冯白驹带领下，杀开一条血路，摆脱了敌人，二十六人无一伤亡。但在突围过程中，除王惠周还留着一个小包袱外，其他人的东西全部丢光了，只剩下身上的一套单薄、褴褛的衣裳。

就这样，以冯白驹为首的这些革命英雄胸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必胜的坚强信念，在敌人的层层围困中，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不屈不挠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饥饿、疾病、自然灾害等搏斗，紧握着琼崖革命红旗，坚持了八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3年1月下旬，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等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山上的环境恶劣，生活越来越困难，又长期同人民群众隔绝，这样下去不利于琼崖革命的恢复和发展，于是决定寻找机会，突围下山，寻找各县党组织，重新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是月23日晚，冯白驹带领二十五名干部战士，由炊事员李月凤带路，机智地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突围下山，向澄迈县第二区西海乡新兴地区转移。他们经过两个夜晚的行军，于25日晚（农历十二月三十）到达新兴乡。冯白驹先派李月凤进村联系，李月凤不幸被敌人逮捕后惨遭杀害，冯白驹等二十五人只好连夜离开该地，重返母瑞山。

后来，冯白驹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琼山革命老区群众基础比较好，自己在那里工作多年，比较熟悉情况，就目前的情况看，到那里去比较合适。冯白驹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4月3日前后的一天傍晚，冯白驹组织二十五人向母瑞山之北的群山村方向突围。当时正赶上吃晚饭的时间，国民党哨兵多天来已未看到红军的活动，以为他们已经差不多饿死了，就是没饿死，也应该没有气力走动了，因此他们离岗去吃饭。冯白驹把大家划分为八组，每三人或四人一组，行动时组员互相搀扶，每组相距十多米，按顺序从水尾田埇旁迅速越过，直奔金鸡岭方向。5日（清明节）拂晓，他们到达定城塔岭地区的见龙塔，恰逢当地群众到塔边扫墓，于是他们白天在塔里歇息，夜幕降临后才上路。直至半夜，他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安全回到琼山县大山乡（今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冯白驹家中。不久，他们同在琼文地区坚持斗争的李黎民、冯安全、刘秋菊和之前从母瑞山下来的冯建亚、李汉等人胜利会合，开始着手恢复各地党组织和联络失散红军的工作。

母瑞山像母亲一样张开温暖的胸怀，第二次保存了琼崖革命的火种。冯白驹在1957年回顾起当年这段艰苦的斗争生活时曾感慨，就算大家全部下山，也没办法生存，在母瑞山坚持，等待时机，保存了力量，“母瑞山和我们结下了难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