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晚唐大学者黄璞及故居）

黄璞故居，即黄璞祠，莆田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

黄璞故居始建于唐代，明代重建，清代重修，现存基本为明代建筑。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单檐硬山顶，抬梁式木构架。祠前“五斤砖”铺就的埕头，踏上青石台阶，大门前的一对石柱上，镌刻一副对联，上书“一门五学士、三代四傅师”，大门两旁有一对明代抱石，上刻有雕工精巧的“猊貅”图案。两边门楣上各嵌一块石额，分别用楷书刻上“雾居”、“归隐”。

黄璞著有《雾居子集》和《闽川名士传》，《闽川名士传序》搜集自唐中宗(705年)以后福建名人54人事迹写成本书，是福建省最早的一部人物志。

晚唐大学者黄璞，写出福建历史上最早的人物志

黄璞是晚唐时期的大学问家、文学家，他与从兄——晚唐“福建文坛盟主”、闽中“文章初祖”黄滔都是八姓入闽后、黄姓传承的重要人物，他写出福建历史上最早一部学术著作——《闽川名士传》，是福建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和建设者。

黄璞(837—920)，字德温，又字绍山，号雾居子，唐代清源郡莆田县涵江黄巷里人（今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唐大顺二年(891)进士，初任尚衣监主簿，后升任崇文阁校书郎。去世后葬在国欢寺后。

江夏流芳，莆阳黄氏

“莆阳黄”是世界江夏莆阳黄氏的简称，也称为“莆田黄”“兴化黄”，从唐代到清朝，素来有“十状元十宰相”、“六会元三榜眼三探花”、“四尚书四贡元廿三解元五百进士千名举人”的美称，因而成为中华东南黄氏望族。

东晋永嘉二年，中原战乱动荡，士族衣冠南渡，黄姓等八姓一齐入闽。入闽始祖黄彦丰率族人居住在福州乌石山脚，也就是今福州东街口南后街，后来称为“黄巷”。到了唐初，一支由黄彦丰第十二世孙、担任桂州刺史的黄岸迁居莆田县涵江黄巷里；另一支由黄崖迁入泉州，成为紫云黄氏。

作为离任的桂州刺史，黄岸本来准备从广东沿海乘船回福州老家颐养天年，但途经福建中部的莆田时，为了躲避海盗，他从涵江三江口进入内河，来到涵江的延福山，他被这里山清水秀的美景迷住了，于是他弃船上岸，置地盖房定居下来。因此黄岸被尊为入莆黄姓的始祖。

黄岸是唐圣历戊戌年以才德兼全科登进士，官历翰林史馆学士、徐州牧，玄宗时（712-756年在位）升任桂州刺史。在桂州三年，他清正廉洁，培养和选用了一批清官良吏；修建学宫，开启民智，劝导桂州百姓为善积德，力务农桑，厉行节约。针对当地瘴气伤民的情况，黄岸还亲手配制“辟厉方” 药方，为患者治病，挽救了当地无数人的生命。然而他也因不屑于攀附权贵，屡遭宵小之徒攻击。无奈之下，他以身体有恙为由辞去官职。

定居涵江后，黄岸将父母从福州接到涵江，侍奉孝敬。他也在涵江设立学堂，逐渐开始“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的人文荟萃局面；他撰写乡规民约，引导乡民崇德向善，一些名句至今读来，仍可启迪世人，如“修身为本留余庆，素位而行止越思”“但求清夜安魂梦，勿以黄金累子孙”等。黄岸去世后，朝廷封他为开国公，赐金紫光禄大夫、谥忠义。

受到黄岸崇德重儒思想的影响，黄氏后裔枝繁叶茂，科第鼎甲，“莆阳黄”蔚为东南一大望族。黄岸子孙传至第五世，到了晚唐，黄巷里出了一位大学者、一代名儒——黄璞。黄璞后来取用自己的号，把当年黄巷的书舍称为“雾居旧业”，把书舍后面的书屋，称为“读书岩”。 黄璞裔孙、明代兵部郎中黄巩上表曰“读书林”，著名书法家、史学家、四川右布政使周瑛为之大书“读书林”三字楷书，并勒石树碑。黄巷也被后人称为古文化村。

晚唐大学者黄璞及故居

博通经史，著名于时

黄璞从小就有一颗禅心，能静心、苦坐、苦读，像苦行僧一样博览群书，不断积累经史子集的知识。唐代历来以诗取士，可能是受时代风气的浸染，黄璞特别喜欢写诗，“少时喜诗，著名于时”。少年时代，他就诗名远播，所写的诗篇流传于各个藩镇之间，受到士人的激赏。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入福建。黄巢5岁就会咏诗作对，曾经几次应试进士科，都名落孙山，他愤然写下《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表达对朝廷及科举制的满怀愤恨。因此，传说起义军一路“逢儒则辱，师必覆”，但奇怪的是，当起义军沿着囊山脚下的古官道来到涵江黄巷里时，已是掌灯时分，黄巢知道黄璞是大儒，就对部下说：“此儒家也，灭炬弗焚”，命令士兵经过黄璞家门时，熄灭火把，悄然过去。一个令整个大唐都地动山摇的起义军领袖，一个杀人如麻的冲天大将军，突然变得如此斯文，能够毕恭毕敬地为一个读书人熄灭火炬，黄璞的学识、人品与声望也就可想而知了。

仕途失意，致力著述

唐昭宗大顺二年（891），作为读书人，按照家族传统，54岁的黄璞不得不背负书囊，北上千里，来到大唐的京都长安，参加科举，登进士第，走上仕途。朝廷先是任命他为尚衣监主簿，到了乾宁元年(894)，升任崇文阁校书郎。

跟他的历代先祖一样，黄璞一直是居官勤政，关心百姓疾苦，热心公益事业，深受人们敬重，但他又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崇文阁校书郎任上，十分重视史学和文学，这也使得他最终以学问家、史学家、文学家著名于世，最终也影响到他对子女的教育。

但晚唐时期，朝政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他们相互倾轧，权力斗争十分尖锐。而黄璞为人正直，不会趋炎附势，不为朝廷各个派别所容纳，郁郁不得志，因而他经常闭门不出。不久，他终于发现自己在长安难以施展救世济民的抱负，就辞官回乡了。

黄璞知道自己平生兴趣之所在，知道自己研究学问、以诗抒怀的专长。一回到涵江黄巷里，他就一头钻进浩如烟海的经籍之中，涵泳于历史名人的轶事传记之间，潜心学术研究，安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学问家。黄璞学有专长，做学问很注重把握方向，决心为家乡以及福建的历位名士立传，他精心收集福建著名人物的材料，分门别类，整理研究。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黄璞写出了福建历史上的第一部学术著作——《闽川名士传》，共有六卷。著作生动地记述了自唐中宗（705）以后福建54位名士的生平事迹。可惜的是如今已散佚，保存下来的仅有12人，他们是薛令之、周匡物、欧阳詹、许稷、林披、林攒、林藻、林蕴、王播、尹极、陈岩、王柴、林杰、陈通方等，弥足珍贵。

黄冈祠内的黄璞像

善恶无隐，秉笔直书

黄璞不搞儒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虚伪隐瞒，这一点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在《闽川名士传》一书中，他秉承司马迁《史记》的写作风骨，“抱节著书，留裨世教”，“其操复高特者，则从而褒之，义行亏缺者，则从而贬之”；他还突破以科名论成败的世俗樊篱，对“不列科第而有文学行义尤著，亦略而记之”，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十分可贵的精神遗产，使今人还有机会比较客观真实地了解唐代福建那些名人的真实面貌。

例如，《闽川名士传》中就如实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一次，福建在京师待考的举子在一起聚会，请四门助教欧阳詹、侍御林藻等捷足先登的进士参加。酒喝到兴头上，林藻带着几分醉意对当时还没有考上的许稷说：今日高朋嘉宾盛会，你是什么身份的人，也敢挤在这里凑热闹?许稷听罢，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十分气愤地说：男子汉就怕不能立志，不怕登天无门!于是扔掉酒杯，愤然离去。许稷深入终南山，隐居苦学三年，终于也登了进士第。黄璞对欧阳詹失意时与太原艺妓的一段缠绵情缘的记载，甚至被人误解成“厚诬”。但它毕竟是事实。黄璞凭实而记，也并不存在什么“诬蔑”问题。即使算是才子欧阳詹一个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能起一个警戒后人的作用。这桩人物行迹真伪公案延续千年，也引起了《四库全书》编撰者的关注。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经过一番考证后得出结论：“不可谓竟无其事。盖唐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为讶。见于诸家诗集者甚多，亦其时风气使然。固不必奖其风流．亦不必讳为瑕垢也。”这一说法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可以说，莆田历代百姓敬仰和传诵这位“善恶无隐”、秉笔直书的学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彰显了莆田人求真务实、清正耿直的禀性。

禅心入诗，乐善好施

黄璞为官一生，两袖清风。70岁致仕回归故里的黄璞生活清贫，但他仍然不辍著述，尽显学士风采，与王棨、黄滔并称为晚唐律赋三大家之一 ——诗人徐寅在《黄校书闲居》诗中这样赞论他:“取得骊龙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贫居。青山入眼不干禄，白发满头犹著书。东涧野香添碧沼，南园夜雨长秋蔬。月明扫石吟诗坐，讳却都无儋石储。”

黄璞的诗歌从小就传诵一时，与闽学鼻祖、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齐名。他的诗《玉泉》是一首禅偈诗，流传至今:“水性能方圆，泉色常如壁。云山静有辉，琼液来无迹。泉上修禅人，曹溪分一滴。鉴止更澄源，纷纷万缘息。”黄璞在诗中表达自己要像坐在清泉旁边的修禅人那样，像在曹溪宝林寺演法的六祖惠能那样，学得佛法，与世无争，尘缘皆绝。

晚年黄璞的禅偈诗体现了与世无争、尘缘皆绝的志趣，但在现实中，黄璞即使身在故乡，心系国家的情份却始终没有淡忘，如黄滔在《与从兄黄璞诗》中说:“纵徵终不起，相与避烟尘。待到中兴日，同看上国春。”诗中表述了兄弟俩身在故乡，心系国家、民族、百姓的赤子之情。

黄璞心存悲悯情怀，乐善好施，即使生活困难，只要自家还有田亩物产，他平日里还是努力周济邻里贫苦士民200多家，舍田租500石，捐地50亩建上生寺，后又舍埭田275亩给寺僧。当时，当地百姓纷争不断，黄璞为人公道，调解民间纠纷，平息群众纷争，为民伸冤理枉。在家28年中，由于他的努力，境内“几无冤民”。

育子有方，一门五学士

值得后人学习的是，黄璞不仅自己勤奋好学，而且教子有方。其长子黄诜，乾宁二年（895）与黄滔系同科进土，任宣义郎节度巡官。次子仁渥，任教读太子正字；三子仁滔，官御史中丞；四子仁藻，为著作郎；当七子仁渭“授馆职著作郎”时，黄璞本人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第五子黄仁泽还是中华黄姓历史上第一个武状元。花甲之年的黄璞跟他的4个儿子同时担任馆职，这就是莆田人津津乐道、世代传诵的“一门五学士”的千古佳话。

“学士”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周代，为文学儒生的泛称。唐代学士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正如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总论》中所说：“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唐玄宗将孔子儒学提高到了“弘扬王化、启迪含灵”的政治高度，设立弘文馆、崇贤馆、集贤院等纳用学士；官秩上自尚书（三品），下至校书郎（九品），都由皇帝遴选。唐代著名文人李白、陈子昂、孟浩然、王维、贺知章都是当时著名的学士。

当然，历来学士最令人敬仰的，是学富五车且具有不畏权贵的傲骨。李白令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磨墨，便是其中典型突出的一例。官居九品、主要“掌详正图书，教授生徒”的校书郎黄璞，世代为人们所怀念和赞许，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图：顺阳国学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