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百子湾地区的“葛宇路”和海淀区西北旺地区的“西学东渐路”两条山寨路牌被相继曝光并先后拆除,近来使有关地名的话题一下子热了起来,本报继而发起的“无名路”线索征集活动更是在市民中引发热烈反响。那么,历史上的北京是如何命名道路街巷名称的?古代的路牌又是个什么样儿?
《周礼·夏官》:山师川师邍师“掌四方之地名”
我国地名起源很早,可以说有了文字便有了地名。先秦时期的古籍《山海经》中已经有了“山名”、“川名”之类的名词。“地名”一词最早出现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中,《周礼·夏官》记载:“山师,掌山林之名。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邍(yuán)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这里的“地名”含义与现今的“地名”语意大致相同,而其中的“山师”、“川师”和“邍师”则是古代掌管地名的官职。
地名的命名从古至今一直在发展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墨子即提出了“取实予名”。他认为,“名”要依据“实”来确定,“名”必须与“实”相符。南宋学者王观国在《学林》中吸取了古代命名思想,总结出古代州县地名命名的四大原则,并使地名的命名“规范化”和“系统化”:“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迹而名之,非此三者而以意创立,则必取美名。”
北京建城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武王封蓟”的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5年),现在已有3000多年,在城市发展中逐渐形成一套地名命名的标准和规范。历史上北京地名特别是北京城里的街巷名称到底是如何命名的?《北京传统文化便览》一书概括出了五大类:
一、官定民承;二、俗成官认;三、官定与俗成并行;四、俗成官改;五、官定官改。也就是说,第一类地名是官府命名,民众接受并使用,如“西单(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东四(牌楼)”之类;第二类是老百姓约定俗成、官府认可的,如“豆腐巷”、“羊圈胡同”、“门框胡同”等;第三类是官府命名的和百姓俗称的并存,如“正阳门”是官名,老百姓俗称“前门”;“厚载门”、“北安门”、“地安门”是官名,老百姓俗称“后门”;第四类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地名,官府予以更改,如“苦水井”改为“福绥境”,“屎壳郎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等。第五类是官府命名的地名,此后官府又予以更改,如北京城门元代的名称到了明代大多被更改了,“丽正门”改为“正阳门”,“文明门”改为“崇文门”,“和义门”改为“西直门”等。
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虽然北京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地名整顿,但如上这五种大致的“原则”并无多大改变。
《乘轺录》:“城中凡二十六坊”坊名有“罽宾”“肃慎”“卢龙”等。
北京道路街巷的命名沿袭的是唐幽州坊的命名。坊市制度是古代社会对城市进行管理和规划布局的一种制度。《旧唐书》“职官志二·户部尚书”称:“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里正一人,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北京城史话》记载:“唐幽州城坊之格局为田字形,中间为十字街,把坊分为几个部分。坊四周有围墙,四周各开一个坊门,门上有坊名,并由专人管理,每天五更开坊门,黄昏关闭,坊内有大路一二条,路旁有巷,巷内为住房。坊与坊之间则通过大十字街道相连接。”每个坊最初设有围墙及坊门,坊门上方正中悬有坊额,而“坊额”就是最早的地名。以后围墙消失,坊门依存,并逐步演化为牌坊、牌楼。据记载: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均有26坊,金中都城有62坊,元大都有50坊,明代北京城有34坊。到了清代,北京城全部按“旗”而划分区域,“坊”被取消。坊名多为三字,少量为四字,用字讲究,组词典雅,并被赋予了一定意义。宋使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国,他在记录自己见闻的《乘轺录》中称:“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jì)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
元大都城的规划布局主要由刘秉忠主持设计。刘秉忠按《易》蓍草求卦卜筮“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法,将大都城划分五十个坊。《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引《元一统志》:“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省部照依大都总管府讲究,分定街道坊门,翰林院拟定名号。”《析津志》记载:“坊名元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名皆切近,乃翰林院侍书学士虞集伯生所立。”
虞集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元代时官至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等。元仁宗时,曾受命为大都五十坊重新拟名,他博览《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等古代典籍,又查阅元代以前的著名掌故,每个坊名都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由大都路都总管府颁布并制成坊额,重新悬挂于各坊门之上。
辽金及元明时期北京街区多以“坊”而称,“州县之郭内为坊,郊外为邨(村)”。至少在元代,北京的地名基本上没有以“路”命名的。元代出现了××胡同及××街、××巷等,但并无像今天路牌这样的统一标识。
“路”最初是古代的高级行政或监察区划名称,元代北京“大都路”即为一级地方高级监察机关。明代以“路”而称的地名也很少见,《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内外城以“路”而称的只有三个,清代《京师坊巷志稿》中以“路”而称的只有十个。明清时期的北京内外地图上,道路街巷名称多以“胡同”、“街”、“巷”等相称。
清末民初,京城的道路开始“现代化”。过去除了“御街”之外,各地的街道都非常狭窄,所谓“大街”也就一丈多(三米多)宽,而新建或改造后的主要街道大多有十来米甚至十多米宽,于是就改称为“路”以示其新、其大,以“路”而称的地名才逐渐增多。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全面开展,在城里城外兴建了数以百计的道路,且多以“某某路”相称。城区出现了北纬路、南纬路、万明路等,城外出现的“路名”更多,这些道路往往处于城乡结合部,以北京城为中心,向京郊延伸,在命名上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多以临近或经过的建筑物、景观、村镇得名,如经过闵庄的道路称“闵庄路”;二是将某条路起止点的两个地名各取一个字而成为路名,如“京良路”因北起北京城南至良乡而得名。三是某一条大街向外延长以后,便将这条大街的名称转化为新路名。如“复兴路”是从复兴门外大街延长的,故得名。
据《北京志·市政卷·道路交通管理志》记载:“清末,北京街巷、胡同名牌始由警察机关管理,此前有官建的,也有民建的,式样不一、大小各异,街道命名方式大致有官定民承、俗成官认等若干种。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五日,清政府承政厅与巡警总厅商定,将北京城的牌楼统一由警政司管理。”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名称的牌子仍无统一规范,形式各异,有木牌制作的,有铁牌涂漆的,有铁胎搪瓷的,有以牌楼、街门标识的。1949年以后,京城的道路街巷名称才逐步规范,同时通过地名强化了道路的方向感,“南北为街,东西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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