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发迹的风水传说和清永陵

一、世界文化遗产清永陵

清永陵位于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座落在永陵镇西北一公里之启运山南麓。陵寝依山面水，四周群山拱卫，众水朝宗，山环水抱，风景壮观，交通方便，气候宜人。

清永陵是清皇室的祖陵，位居清初盛京三陵之首。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初称兴京陵，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兴京陵为永陵。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这里埋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和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以及他们的福晋。顺治五年清世祖福临追封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福满为“兴祖直皇帝”，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并追封礼敦为武功郡王，塔察篇古为恪恭贝勒。

永陵古建筑群由下马碑、前院、方城、宝城、省牲所等部分组成。陵寝总占面积一万一千多平方米。陵前有八百多米笔直的参拜道。参拜道的南端东西两侧，及参拜道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下马石碑。陵寝建筑，黄瓦红墙，琉璃瓦顶。形制简陋、朴实无华。陵山、享殿、方城门皆冠名“启运”以示满族发祥于此，清朝肇基于此。前院内并列四皇帝，四皇后圣德神功碑楼是清帝陵寝中的特例。小木作硬山式正红门别具满族特色。碑楼“坐龙”石刻为清帝王陵中仅见。君臣一陵、四帝后聚葬亦为中国帝王陵葬制中所罕有。建筑早、规模小、墓主多、辈分高、形制简、特色浓是清永陵的主要特征。它具有我国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和满族艺术风格。

记得好象是《地理原真》书上，有句这样的话：“自古以来，出圣出贤尽在朝阳俊秀之处，清雅之地。”

概观中国历史，王朝更替之际多有风水逸话伴之先后，而出现在“真命天子”左右的“王气”或“天子之气”更是频出不穷，王朝的正统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这种“天命”观念所支撑的。

当年秦始皇深谋远虑，得知五百年后金陵之地将出现“天子之气”，于是掘山断脉，以扑灭该地所孕育的山川灵气；刘伯温望天相，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新王朝的创建是以否定旧王朝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需要暂时割断历史的连续性，而连续性的断绝又代表了新王朝正统性的丧失。于是，为了确定正统，重新建构历史合理性便成为当务之急。这个合理性就是所谓的“天命”标志——“天子之气”，亦即风水。

当年被汉人们称为异族王朝的清朝，当然不会忘记援用风水说和天命说来主张其正统地位，也许正因为是异族，就更需要强调它在中国王朝谱系中的历史连续性。主张这种天命说的风水故事，主要靠传说和故事的形式流传于民间，而在正史《清史稿》中却几乎不见其踪影。口头传承有时会转化为文字记录，并作为王朝历史的一部分被人们传播，被人们所记忆。而当这个记忆被引申到政治场域时，它便会由“多声道”切换为“特权化了的被控制的记忆”。

在与风水相关的这种历史记忆，不是在生活实践的场域，而是在“传统文化”的脉络中被唤起的，在这种情境下，风水从以往的“迷信”话语中解放出来，扮演着一个创造“传统文化”的助手角色。而对满族而言，“传统文化”始终伴随着征服王朝的历史性特征。

今天，我们来到世界文化遗产清永陵，历史记忆就被人们重新唤醒，无形的记忆变成了具体有形的“神树”或赫图阿拉城的宫殿，而“风水宝地”，如今也成了满族认同的依据之一。

二、清永陵神树传说

相传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当政的时候，与钦天监夜观天象，忽然发现辽东有望不断的紫气滚滚而来，就像百条神龙在腾云驾雾。他怕混龙出世自己皇位被篡，就从南方找来一个风水先生到东北破除100条龙脉。他带领一班人马来到东北，走东沟，串西岗，发现龙脉，就在龙脖子上挖一道大深沟，意思是割了龙首，或在龙头上压个小庙，以表示镇住了龙气。就这样，他们一连破了99道龙脉。剩下一条离地三尺的“悬龙”。他想，既然是悬龙，不附在地面上，也就形不成龙脉，谁也葬不上，就成不了混龙，不破也罢。于是，他便回京复命去了。

恰在此时，努尔哈赤祖先在长白山被其他部落打败，于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背着父亲的尸骨，沿着长白山走下来，打算给自己的部落找一个落脚的地方。这天，他来到苏子河畔，烟囱山下，见天色已晚，就住进附近一个小店。可是，店主人见他身背骨灰匣，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店。无奈，他只好背着父亲的骨灰匣走出小店，来到龙岗山脚下，见有一棵大榆树，树干离地三尺分叉，于是便把骨灰匣放在上面，准备次日来取，然后回客店住下。

第二天，他来取骨灰匣想继续走路，可是却怎么拿也拿不下来，越使劲越往里长。一着急，他急忙借来一把斧子，想把树杈劈开，可是一斧子下去，大榆树竟流出几滴血来。他赶紧找来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来到这里，看了看大榆树，又看了看周围的山形地势说：“这儿是块风水宝地，前有呼兰哈达（烟囱山）相照，后有龙岗山相依，龙岗山有12个山包，你家里将有12代皇帝可作，天意不可违，你就把尸骨葬在这里吧。”原来，那条“悬龙”正盘在这棵大榆树上，被努尔哈赤的祖先给压中了。

努尔哈赤的祖父葬好骨灰匣，就回到长白山，把部落迁到离龙岗山不远的赫图阿拉住了下来。后来，努尔哈赤以父祖被害为由，发布“七大恨”起兵，他东征西讨，真的打败了明朝，做了清王朝开国皇帝，清朝也真的出了12代真龙天子。

此题材的民间故事，广泛流传于辽宁省新宾地区，上述故事不但导游给我们讲解，考证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新宾满族研究所编《新宾旅游景点导游词》上记得非常详尽。

民间流传更多的故事版本，背尸骨占风水的主人公，并非努尔哈赤祖父，而是努尔哈赤本人。

我们听了，也作了考证，注意到故事主人公虽说祖父，但没有出现具体名字，整个叙述是围绕着努尔哈赤展开的。这说明，该传说的记忆核心不是“祖父”，而是“努尔哈赤”。

故事龙岗山，就位于清永陵后面的启运山，从远处望去，确实可见蜿蜒起伏的12个山头。陵内埋葬着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曾祖福满、祖父觉长安、父亲塔克世及伯父李敦、叔父塔察篇古。

据说，1599年（万历26年）陵墓建成之初只葬有福满一人的遗骨，其它都是1659年（顺治15年）从辽阳东京陵迁来的。从这点看，故事版本更接近于“史实”。而民间流传的努尔哈赤葬父之说，虽不符合史实，但与前者相比，在百姓中流传更为广泛。

《新宾旅游景点导游词》是随着旅游开发工作的展开，于1999年编写而成的，其内容多取自当地的民间传说。也许是编者在采集故事的过程中发现了上述事实而加以修改的。例如，在沈秀清、张德玉主编《满族民间故事选》中的“神树”故事中，葬父于悬龙之上的主人公就是小罕子（努尔哈赤的爱称），在参观考察中，收集到的几个故事版本，也具有同样内容。

1779年（乾隆43年）乾隆帝第三次东巡祭祖时，曾经将这棵榆树封为神树，并写下《神树赋》一篇。乾隆御笔《神树赋》石碑现保存在永陵的西配殿内。如果说在此碑文之前，关于榆树盘悬龙、努尔哈赤占风水的故事只是以口头形式传承下来的口碑记忆的话，那么乾隆御笔碑文的出现便意味着口碑记忆到文字记忆的转化，或者是从民俗记忆到权力支配者记忆的转化，同时它也代表了口头记忆变成历史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给清朝带来12位皇帝的这棵“神树”曾经是清朝自身的一个象征。据传，1863年枝繁叶茂的大“神树”被大风连根拔掉，巨大的树枝将永陵启运殿的屋顶都压坏了。紫禁城的同治皇帝感到此事不吉利，为了保住清朝的“气数”，他急忙命令两位大臣赶往东北，用木敦子撑住神树。然而，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神树的“天根”最终还是抵挡不住天意，连根烂掉了。若干年之后，神树旁边又长出了一棵小榆树，名曰“配榆”。人们原以为这棵配榆会给清朝带来新的生机，而正如风水师所预言的那样，这棵小树也渐渐地枯萎，大清帝国到了第12代便谢下了那长长的历史帷幕。

半个多世纪以后，“神树”再次被吹入了生命的气息，曾经被人遗忘的永陵重新开始受世人的瞩目。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下展开的辛亥革命，将满族等同于清王朝，满族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逐步好转，文革后随着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1985年全国第一个满族自治县于辽宁省新宾县诞生了。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制定了大规模的旅游开发计划，当时利用的主要是包括永陵、赫图阿拉城（1616年努尔哈赤为后金所建的都城）在内的清前史资源。永陵文物管理所“为了满足广大满族人民的愿望”，在启运殿又栽了一棵榆树，名曰“瑞榆”。

如果说“神树”曾经是清朝命运的象征的话，那么这棵新的“瑞榆”便可谓是当代满族命运的象征了，如今，它正亭亭玉立地在矗立在永陵启运殿的后山坡之上。

清永陵于1963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三、永陵和赫图阿拉城的风水努尔哈赤（或其祖父）授天意将先祖遗骨葬于永陵，从风水角度来看，永陵自然是一个山青水秀，“王气葱郁”的吉壤。

精通风水的同行朋友说，这里左有青龙之首，右有白虎之尾，前方是龙山（烟囱山），这些山距永陵都是12里。位于后方的坐山有12个山头，陵宫恰好位于其中。前方的龙须水（苏子河）流经此地长度正好也是12里。12这个数字象征着清朝12代皇帝，而永陵的风水地势所有的数据都与12相吻合。

清永陵前方有朝山——鸡鸣山（又称凤凰山），玉带河宛如一条玉带缠绕永陵，二道河、错草河、苏子河三条河流形成“三水入库”（“库”意为“墓”）之势。

朋友不无感慨地说：“这个绝妙的地形非人间风水师所能及，此乃天意啊！”

传说中的神圣性与风水地势中的神秘性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契合。

努尔哈赤当年建立后金政权时，首先设都城于赫图阿拉，故此地又称后金第一都。据民间传说，努尔哈赤最初在离赫图阿拉几公里远的费阿拉城建了一座城堡，但是在那里每天都发生一些不顺心的事，努尔哈赤找来一位风水先生，问其缘由。风水先生道：“罕王爷，您每天仔细听听，看有没有鸡叫声，如果有，那便是您应该去的地方。”

一天早上，从鸡冠山的北边果然传来了响彻云霄的鸡鸣声，努尔哈赤相信了风水先生的话，带着家人和官兵到达此地，重新修建都城，此地即赫图阿拉城。后来，努尔哈赤统一了周围其它女真部落，并于1616年创建了后金政权。

关于赫图阿拉的好风水还有另一个传说。

有一天，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到赫图阿拉的一个村民家借宿，恰巧有两个道士也在那里。道士们对主人的盛情款待感激不尽，便向他们道出了一个秘密：“此乃非寻常之地。城北两个莲花池为神龙二目，八月十五莲花盛开之时，你可将祖先遗骨掷于莲花之上，花瓣即会闭合，如此，你的后人便会成为天下之王。”塔克世听罢此言，赶在那个村民之前将自己祖先遗骨投掷于莲花之上。只见满池的莲花含羞般地收起那鲜美的花瓣。村民来迟了一步，就这样，好风水被塔克世抢走了。努尔哈赤后来成为后金国的大汗，就是因为其父塔克世占了好风水。

后金第一都——赫图阿拉城的选址，是风水先生所预言的结果，清朝之前身后金国创建的必然性也由风水得到了证实。于是，清王朝的正统性在赫图阿拉城又一次找到了有力的依据。关于努尔哈赤祖先遗骨埋葬的故事有很多版本，而在此重要的是这些传说所具有的隐喻性效果。

风水先生提到的“神龙二目”（两潭荷花池）于日俄战争期间遭到俄军大炮的轰击，导致莲花池决堤，池水流出城外。1999年“恢复”赫图阿拉城时，首先恢复了“神龙二目”，以确保赫图阿拉的好风水。

四、赫图阿拉城内的“神龙二目”

饶有兴趣的是，赫图阿拉城的复原工程自始至终有一位风水先生参与其中。手拿堪舆古籍和罗盘，在建筑工地上四处奔忙的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赫图阿拉城原来是一个普通村庄，村子里原来有81座大小庙祠分散于村庄各个角落。施工开始后，全村居民搬迁异地，整个村庄一夜间被夷为平地，这些庙自然也不能幸免。据说，此后，工地上经常发生事故，比如，卡车出故障、经常有很多人出现头晕目眩现象等等。风水先生认为这是原来住在庙里的胡仙（狐狸）、黄仙（黄鼠狼）、长仙（蛇）、蟒仙等在作祟，于是，经头领批准，在城内一个角落修建了一座“万神庙”，以便安置那些无家可归、四处游荡的神灵。

赫图阿拉城是新宾满族自治县利用满族的历史和文化开发旅游的重要一环。民俗知识在“传统文化”名义下开展的旅游开发中，获得了重要的位置。

在这里，风水实践由日常的生活实践转为创造传统文化的实践，通常被禁止的各种“迷信活动”在这个特殊的空间获得了合法性。

由此可见，标榜“传统文化”的观光地，有时是允许暂时脱离国家意识形态的非日常空间。

五、風水力量种种

长白山为东北最高的山脉，龙气旺盛。中国历史上的金朝、清朝就是兴发于这里。清永陵为长白山来龙，一路绵延上百公里，层层簇拥，最后在苏子河畔形成一个有十二个山包，长约数公里的龙脉，在龙脉的东部结一龙穴宝地。努尔哈赤的祖坟清永陵就位于这里。

永陵背靠启运山，前朝烟筒山，左边青龙蜿蜒，右边凤山翔舞，堂局苏子河如玉带环抱，清顺治朝钦天监杜如予评为“天下第一福地”，风水绝佳。

在考察参观中，有幸与风水师同行，结合工作人员解说，了解和目睹清永陵启运山龙脉，从西部的龙头到东部的龙尾大大小小的山峰总共12座，与清朝有12帝相吻合。这里左有青龙之首，右有白虎之尾，前方是龙山（烟囱山），这些山距永陵都是12里。位于后方的坐山有12个山头，陵宫恰好位于其中。前方的龙须水（苏子河）流经此地长度正好也是12里。12这个数字象征着清朝12代皇帝，而永陵的风水地势所有的数据都与12相吻合。

清永陵前方有朝山——鸡鸣山（又称凤凰山），玉带河宛如一条玉带缠绕永陵，二道河、错草河、苏子河三条河流形成“三水入库”（“库”意为“墓”）之势。令人不无感慨地说：“这个绝妙的地形非人间风水师所能及，此乃天意啊！”

在风水界有种说法，人死后一旦火化，就没什么风水灵力了。通过清永陵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火化后的骨灰，还是有很大的风水力量的，不可轻视。

关于神树，乾隆皇帝曾有题词。该神树后来于同治二年七月十三日，被一场暴风骤雨刮倒。后人就在原神树的位置新栽榆树一棵。

后人把这些加以形象的说明，说山峰高的对应的皇帝在位时间就长，山峰低的对应的皇帝在位时间就短，山头高低代表了各代的兴旺程度，回顾清朝历史，居然一一对应。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冥冥宇宙之中的一种无形的必然，请诸位朋友评说。

今天，满族被定位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成员之一。在“传统文化复兴”之风盛行之际，很少有过关于何为满族传统文化的真正讨论。

不管其构成如何复杂，清朝作为“异族王朝”装点了中国帝国史的最后一个篇章，这个“异族”指的当然是“满族”。对于将自身认同诉诸于王朝历史的满族而言，他们的传统文化恰恰是他们的“源自历史的文化”。而对于地方政府和满族精英而言，再现辉煌的王朝史可能比恢复正在消失（经常是不得不在地下活动）的萨满教要重要得多。

其实，从某种意义说，满族已超越“少数民族”的框架，作为清王朝谱系承继者的身份出现，而王朝的正统性，就是意味着满族谱系的正统性，天命说与风水说，作为其有效依据深深地刻印在满族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