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朐县古称骈邑,其始源自周朝春秋时期。“骈邑”一词始见于孔子《论语·宪问》篇中,其文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其中“伯氏骈邑”即指今山东省临朐县。当时属周朝春秋时期,惟有“骈邑”之称,尚无“临朐”之谓。
周朝建立之后,武王以公、侯、伯、子、男五爵之差封国八百有余,其中大国十二,山东半岛便有齐、鲁两国:齐国都于营丘(今临淄),鲁国都于邹邑(今邹城)。《续山东考古录》和《中国地名大词典》均载:西周时期,“临朐为周纪骈邑。”为纪国所辖。其故址在今临朐城东南约30里处。纪国包括今寿光、潍坊、昌邑、昌乐、临朐、青州、临淄东部和莱芜东北部。其中临朐当时称缾邑,隶属于纪国。
《潍坊历史地图集》标注:纪国缾邑在今临朐盘阳西。由于盘阳之北里许有一山,孤耸圆秀,状如古代陶制瓦缾(瓶),故名宝缾(瓶)山。纪国于此设邑,何以名为“缾邑”?盖因此山名之故。所以细究“缾、郱、骈”三字之中,“缾”字带“缶”部,“缶”乃古代陶制瓦器之属,与“宝缾山”之“缾”字吻合,故作此断;商周时期的缾邑,乃是根据“宝缾山”而命名,其字当写“缾邑”,或许是“邑以缾名”,颇为不雅,史家文人又在书面上借用了“郱”字,郱者,“阝”属邑部,多指建筑物。商周时期颇多带“阝”部的地名用字,如郓、邹、郚、鄑、鄄、邠均为城邑名称。缾邑从商、周时代定址建立,到“齐师迁纪”之前,共四百多年时间,虽邑址大小有限制规定,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言,各类人等无不聚居此地,尤其是商贾贸易,店铺林立,定使缾邑房舍相连,俨如都会,所以缾邑转化为郱邑,证明当时郱邑建筑颇具规模。
据《史记·齐世家》记载:由于齐“哀公时,纪侯谮于周;周烹哀公”于鼎,以致齐、纪两国结下世仇。《春秋》云:“鲁庄公元年(公元前693年),齐师迁纪郱、鄑、郚、。”郱者,即郱邑,在临朐;鄑者,即鄑邑,在昌邑瓦城;郚者,即鄌郚在今昌乐鄌郚镇。齐国军队迁驻郱、鄑、郚三邑则成齐国疆土,于是齐王委派伯氏大夫来此赴任,治理郱邑。由于纪国的郱邑已在齐师伐纪的战争中被夷为废墟,伯氏赴任伊始,只好重建邑治,遂先址于弥河之左、朐山东北,时在公元前693年之后。由于城邑位于朐山东北,故名:“骈邑”。这是因为:战国中期以前,中原地区只有独辕车,驾车之马皆用二、四偶数,因为只有偶数才能使辕上之“衡”受力“均衡”。后来双臂车出现,专以套牛载重,故谓之大车;而兵车、田车、乘车则谓之小车。大车之双臂叫辕,小车之独臂叫輈。由于车輈后部连接舆下车轮之轴,前端则连接一横木,即衡。衡之两端分别有句曲夹贴马颈的缺月形驾马车轭,名曰:軥,读作qu,而朐的本意即是车轭,所以朐、軥音意相通,朐山南北两峰相连,自东北望之,犹如古代马车上的衡下双軥(朐),故名朐山。盖因朐字含意即是车軥之故。
当伯氏大夫在朐山东北选址建邑后,继称缾邑则远离缾山,名不副实;遂以朐山之谓,喻称此邑犹如骈驾之舆,此山为天然车朐,故名骈邑也。《汉书·地理志》注曰:“临朐山有伯氏骈邑。”《青州府志》云:“《水经注》巨洋水又经临朐县故城东,古伯氏骈邑也。”即为确证。由于骈邑地处弥河东岸,每逢雨季大水,骈邑常为水漫,遂更置骈邑于弥河之西高处。
数千年后,骈邑故址几经沧桑之变,惟剩瓦砾残迹。因年代久远,史无记载以致后人无从查考。对此,清光绪《临朐县志·古迹》记载:“今城东三里窦家洼北有一地,土人相沿呼为古城。去朐山里许,未知是其迹否。然今县治在元魏时为昌国,相距才二、三里,击柝相闻有太逼之嫌,其时虽疆域破碎,置县繁多,似亦不应迫狭若此。”可见清光绪《临朐县志》考证了此古城遗迹,但却难下结论属何城邑,同时又记载:“临朐故城见《水经注》、《通志》,在县东南二里。《府志》同。今无迹。”由此来看,临朐古城的前身是骈邑,而骈邑的原址就在今县邑东南二里,恰与朐山东北古城遗迹相吻合印证。如果“骈邑”不是处朐山东北或西南,不是藉山形如古车之朐(軥),何以名“骈邑”?骈者,双马并驾;双马并驾,则必有衡;有衡则必有軥(朐)也。朐山两峰如衡下两軥,呈西北—东南方向排列;既然“如軥之衡”为西北—东南向,那么与“衡”垂直相交的“车輈”自然是西南—东北方向,由此也决定了“车舆”(邑址)方位必在朐山东北或西南。从朐山东北有古城遗迹而西南则无文物现状推断,此即骈邑故城无疑。后因弥水泛滥,骈邑被迫西迁至今临朐城里公安局以北到北城墙、民主路以东到东城墙处。根据周制;小邑城墙边长不过30余雉。三十余雉即900余尺。周代一尺约合今之23公分。故邑城边长约在210多米,相当于现在67市亩地。
综上所述,缾邑在西周成王册封纪国之前便已存在,以其位邻宝缾山麓,故名缾(píng)邑;此邑存世400余年,建筑规模颇为宏大,故春秋初期又演称郱(bing)邑。公元前693年,齐师伐纪国,郱邑则于战火中夷为废墟,地域归齐。齐王委派伯氏大夫为治宰,伯氏遂离开缾邑原址30余里,择址于朐山东北建立宰邑;因临近朐山,似乘骈驾,故名骈邑;以其位处弥水边,常为水患,故而西迁河西高处,重建骈邑,称谓依旧。后为管仲夺取,另委治宰,而伯氏心服无怨。战国时期,因骈邑方位变化,难符骈驾之实,故以临近朐山谓之朐邑。
古之典籍所载“周纪骈邑”实则有误,应为“周纪缾邑”或“周纪郱邑”,其址位处宝缾山下,故不能滥用“骈”字;而“伯氏骈邑”,位处朐山东北,远离缾山,故不能写作“伯氏缾邑”或“伯氏郱邑”。盖因三字时代有异,含义不同。西周时期称“缾(píng)邑”,春秋初期称“郱bing邑”,春秋中后期称“骈bian邑”战国时期则称“朐邑”。
本来小国之邑微不足道,皆因《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评论管仲伯氏骈邑,故以圣人一言而使小邑名传千载。临朐古代称谓甚多,惟“骈邑”流传既久且广,盖因汉后独尊儒学,普及《论语》之故。由于年代久远,语音转化,古代“骈bian邑”,现代汉语则读“骈(pián)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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