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山石经及云居寺(3)

房山石经的镌刻和储藏，历史久远，与其同时建造的云居寺，历史也可谓漫长。刻经需要寺，寺因刻经而更兴旺发达，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关于云居寺的始建时间，许多人认为是静琬刻经时所建，其实不然。据辽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石经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载：“案诸传记并起寺碑，原其此寺始自北齐(公元550—577年)，迄至隋代，有幽州智泉寺沙门智苑，……发心磨莹贞石镌造大藏经，以备法灭。”可知云居寺始建于北齐。再参照“涿鹿山石经堂者，始自北齐”的记载，以及北齐时邺都佛教、佛学、刻经盛况，云居寺和华严堂均始于北齐的说法是可信的，只是具体建造情况难考。

关于唐临《冥报记》所载静琬修建云居寺的故事，剔除其穿凿附会部分，利用其合理的材料，则可证明静琬当时在选中了石经山和原有洞穴，发愿刻经久贮的同时，确实还扩建了云居寺，正如《冥报记》中所言：“苑尝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寝屋，而念木瓦难办，恐分费经物，故未能起作。……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苑乃使匠择其木，邑里喜悦而共助造堂宇，顷之毕成，皆如其志焉。”这应是云居寺的第一次扩建而不是始建。从其有佛堂、食堂、寝室，能满足役匠既多的要求，用料又达数千根等判断，当时扩建的规模还是不小的。其后在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题刻中，就首次出现了“云居”二字。

9世纪中期，云居寺又再次扩建。何筹撰《大唐云居寺故事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曰：“大德……曾于本院，别起道□(坛)，请高行数人，转藏经七遍。……大和九祀(公元835年)秋下旬有三日示疾，归寂于本寺东院。”

辽代，在穆宗耶律璟的积极支持下，云居寺又得到一次大规模的修建和扩建。寺内“题记”载：“皇朝应历十四载(公元964年)，寺主苾蒭[bi chu 必除](即比丘)谦讽完葺一寺，结邑千人。请右补阙琅玡王公作碑，其文称最，或传于竹帛，或记于肺腑，或诵在口者众矣。”“和尚则历纲维、典寺事，见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补政绍隆，迭有次序。以坛物毕萃于十方，故建库房一座，五间六架；以庖人可供于四众，故建……。”可知谦讽和尚数十年间，先后主持建造了佛殿、讲堂、经房及附属建筑物等，大小共计67间有余。可惜的是，“因兵火遂至伤缺”。因此，出现了“补缺子诸行宫都部署判官都官员外郎赐紫金鱼袋教(即王政子王教)，念先人遗迹，出俸钱再修”之事。

到了金代，云居寺再次修建、改建。据《谦公法师灵塔铭》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有兹院大众、本里坛信以施。……施者重修廊宇，别建僧庵，西序东厨，焕然顶新。”

元明时期，云居寺只有一些小型修缮活动。《游小西天记》载：“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二月中旬，际遇□□大石窝开塘取石，督工之暇，观其殿像倾废，故发诚心，佣工重建，复将□□□置于内，加以粉地，绘画其上，如此焕然一新，将见神有所依，人有所仰……。”

综观历代记载，云居寺从始建至1940年前后被日本侵略军全部焚毁，至少有五次大的修建和扩建。现已在云居寺废墟上建立文物库房，对塔及石经进行保管整理。

与房山云居寺塔同时或前后修建的各类塔，从唐至辽代大约有10余座，形成了当地著名的塔群。至今尚存的有七座，最早的一座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王璬〔jiao皎〕造石浮图，最晚的一座为辽天庆八年(公元1114年)建造的小型八角石塔。

目前在云居寺的北侧尚存一座辽塔，其四隅分别建有精美的小石塔，建筑年代分别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可见北塔塔基应是唐代遗迹。现存正中北塔将楼阁式、覆缽式二者结合为一，形制较异。有人认为再将四隅小塔统一起来观察，则是金刚宝塔的雏型，可备一说。云居寺各塔中，多数塔身都有浮图或题记，是研究石经山和云居寺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