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名门“张家四姐妹”的传奇人生(2)

合肥名门张家的四姐妹，生于1907年至1914年之间，她们的祖父张树声因帮助清廷平定叛军立下赫赫战功而获“勇敢巴图鲁”的称号，官至两广总督、直隶总督、直隶按察使。她们的父母分别是安徽、扬州的大家族。四姐妹成年后分别嫁给了上海昆剧名角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小说家沈从文和德国汉学家傅汉思。在四姐妹共同经历的这个世纪中，内外战争频繁，社会规范和习俗变化巨大，通过四姐妹不同的人生故事，让人又一次重温关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鲜活历史，以及那些过往的社会风情和人事。

兆和

四姐妹中的三妹兆和，因为嫁给了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在四姐妹中最出名。但兆和却对名声在外似乎很不习惯，常常显得沉默寡言。

兆和年满19岁后，吸引了众多男性的眼光，他们都对她满怀仰慕之情。对此，不止是兆和自己十分意外，就是她的姐姐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家里，从未有人注意到她的姿容丰采。她的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

在兆和的记忆中，自己早年的长相和姐妹们所描绘的差不多。她喜欢在傍晚和爸爸一起出去散步，和姊妹们一起读经书，每天“大字写两张，小字抄一张”。看门的老头从自己的碗里分给她一些糙米饭，她也吃得津津有味。没有人娇宠她，也没有人会为她心痛流泪。母亲很爱她，但是母亲太忙，没有太多时间管她，她会让兆和呆在自己房间里，在盆里放一串糖葫芦给兆和，让她自个儿玩。凶巴巴的家庭教师于先生拿着木尺打她的手心时，她不哭，姐姐允和欺负她的时候，她也不埋怨。她不在意独自解决问题，情愿保持沉默。

即使在调皮捣蛋的时候，兆和也喜欢单独行动，悄悄策划。在家里，她是有名的“小捣蛋”。她用自己的小凳子把一个泥娃娃砸得粉碎，又赤手空拳地将一个布娃娃撕成碎布。最后，父母给她买来一个橡皮娃娃，心想这一次她总破坏不了了，结果兆和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针线盒里找了把剪刀，只一刀就干净利落地剪掉了娃娃的头。

所有这些加起来，造成了兆和有些古怪的性情。兆和内心顽固、喜欢沉思。看起来她很执拗，但是也有慷慨宽容的一面。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希望在学校能表现优秀，干出一番事业。她自觉在家里无足轻重，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她也不觉得自己受了亏待，从未心怀不满。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沈从文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极大关注，他的文学创作饱受赞誉。1930年的某日，沈从文认识兆和没多久，就忍不住向她倾吐了自己的心声。当时兆和是中国公学的大二学生，她的答复是自己正专注学业，不需要什么男朋友。

连续三年，沈从文不断写信给兆和，他们先是同处于一个城市，他从城市的另一端写给她，然后他到了北京，从那里写给她，随后发信地点又变成了青岛这个“海滨城市”。

1931年6月，沈从文在写给兆和的信中说：“我求你，以后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我看你同月亮一样。……是的，我感谢我的幸运，但仍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当他几乎把所有的话都快说完时，兆和来到了这个海滨城市，然后他们结婚了。

兆和婚后的生活说不上快乐或不快乐，她常常失望。但是，她不会因为不能“征服”丈夫而觉得“幻灭”，也没有“对主妇职务的厌倦”。她更不担心“惊讶”的感觉渐渐“被日常生活在腐蚀，越来越少”。兆和关心的是实际问题：诸如丈夫的消费习惯，她怎样才能用那么一点收入度日。正是与沈从文的夫妻生活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而且这种转变来得何等的迅速。

兆和在张家姐妹中最为朴素，她远离那些奢侈浮华的事物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因为她相信简朴是美好的，而自力更生是体贴的行为——因为能够减轻他人的负担。在写给丈夫的家书中，兆和提到：沈从文寄到北平的信都用“快信”未免“可惜”，她说，事实上平信往往比快信到得更早些。

现实生活中，沈从文在某些方面从来赶不上妻子。婚姻使他们双方更加独立，不肯受对方的影响。1937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很多共同的朋友，他们也分享对书籍的兴趣，但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共同点。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后，沈从文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离开北京，兆和与两个儿子都没有同行。沈从文在北平登上火车时，并不知道终点将在何处，他也不知道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

在分离期间，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很多信，沈从文给她的信则少得多。当时兆和27岁，但是已经觉得“什么都无兴味，人老了”。她最担心的还是沈从文，担心他是否会在漫长旅途中受冻挨饿，是否会成为同行者的负担。

结婚以后，沈从文创作了大量作品，他把自己对兆和的认识写入了短篇小说《主妇》里。1936年，他的《湘行散记》出版，该书以两年前他在返乡之旅中写给兆和的信为素材写成，他自己对此书相当满意。在这些信中，沈从文称呼兆和“三三”，因为她是张家的三女儿。她称自己“二哥”，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

兆和很关心沈从文的写作，关注他是否全力以赴，会不会停下手中的笔。“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她告诉他。她觉得机智的“短文”会毁掉作家的天赋才华。她认为这些短文是“琐琐外表的事情”，不希望丈夫把精力用在写作这样的东西上。她对从文说：“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适。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了。”

直到1938年8月，兆和才带着两个儿子龙龙和虎虎，辗转三个多月，抵达昆明和沈从文重聚。1939年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昆明。兆和带着孩子们迁居到郊区小县城呈贡。她决定搬到此处，是因为当地有一所为难童开办的学校，她可以在那里当老师。

此时沈从文有很多不太顺心的事。他在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南联合大学里任教，但是他知道学校里的一些教员因自己只有小学学历而强烈反对他担任这份工作。

在此之外，沈从文还能感受到来自兆和的压力。在一封信中，兆和曾指出沈从文对于语助词“常用错”，然后她就从最近沈从文给她的信中举出一个错误的例子，并给出正确用法的例句。

兆和喜欢编辑丈夫的作品，她承认沈从文很怕她读自己的稿子，因为她“没法子不动手改”。他会说：“你把我的风格搞没了。等你弄完，这些文章就不是沈从文的了！”

沈从文相信女性的眼光和勇敢、正直的品性一样，有着救人的力量。兆和则不敢苟同这种看法。他们的不同源自于不同的信仰。兆和的家庭使她受到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帮助她塑造了对正直操守的坚持和信念。而沈从文的信仰，也许是来自他敏感的心灵，也许是极端的热情和天真，他早年的游历，湘西的风景和刚烈的地方性格。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一看到妻子的目光，他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而兆和觉得，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她也会和他一样感到慌乱不安，而且沈从文也不像他自己想的那样微不足道。

在沈从文眼中，妻子品德高尚，充满生命意志，这已足以造就她的伟大。她所关心的职业和独立，并不会影响到他对她的评价。“主妇”在他的世界中就是皇后和女神，他在她身边总是会有些心绪不宁。

1945年，抗战结束了，沈从文比家人早半年回到北平，北京大学聘请他为中国文学教授。这一时期，沈从文重新开始收藏文物，“这时他家里除漆盒书籍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趁着妻子还没有回来，他买了大量东西。

战争末期，兆和又成了沈从文的“缪思”。在与兆和共同经历战争，生养了两个孩子之后，他文字背后的爱意更多了，而且现在他承认妻子的笑容就是笑容，不是别有含义。他称她为“一种奇迹”，说她在“朴素”的背景下，创造了“光彩鲜丽”的场景。沈从文迫不及待地要重新开始，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那样写作，他感受到了写作的冲动。

但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阻扰了他。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两篇批评他的文章非常严厉，一篇称他为“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从文，他说自己即使“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放下”。

接着，北大的学生开始在校内贴他的大字报。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更大，因为其中有些学生是他教过的，而且还相当欣赏他们。秋季开学时，1949年冬，北大取消了沈从文的课程。他的新职务是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这份工作既有用又安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人们终于忘记了沈从文，这也正是他所想要的。

兆和一直鼓励沈从文重新开始写作，他反问道：“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促使我重新拿起已经放下的笔？”沈从文脱离文学世界已经很久了，与之同时，兆和反倒成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当沈从文外出接受再教育或因公出差时，他们通过信件激烈地争论一些文学艺术问题。有好些年，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因，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她觉得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他不敢出声。

其实，沈从文并非完全停止写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写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书。他还发表文章，谈论建筑、装饰艺术和民间艺术，并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当他定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恰当的题材，同时不受到别的拘束时，他就还是跟以往一样写作。但在1949年之后，他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兆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他还是可以向她倾诉一切，不论她是否能够了解，或是否同情。

他们的数次分居，有时也是出于自愿，这并不会太多地影响到他们的婚姻或带给他们过多痛苦。一起吃顿饭、写封信，有的时候会比分享同一空间更让他们亲密。张兆和与沈从文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独立世界中。他们或许会用同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需要，但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东西却是完全不同的。

1995年，在沈从文过世后七年，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的通信。在《后记》中，她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