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另一种端午（古代“凶日”“恶日”）

端午，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传统主要大节之一。隋唐统一全国后由南方发展为全国性节日。端午节流传至今的民间习俗，主要有吃粽子、赛龙舟等。端午节的起源，大多数认为与战国时代楚国屈原有关。屈原忠心爱国，但受谗被贬流放，最后自沉江中。老百姓听说后纷纷赶来营救，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老百姓为了屈原遗体不被水中蛟龙所食，投江粽子，这就是吃粽子的起源。其实，吃粽子和赛龙舟在以前就已存在，只是人们的追思和寄托，把它们联系了起来。这是闻一多先生等考证过的。

在现代，端午节是一个“有吃有玩”的美好节日，但是在古代却是个不吉不利的“凶日”。认为五月是毒月，五月五日是恶日。恶到什么程度？有诸多不宜，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不宜是，认为连端午出生的孩子都不能要，因为以后会克死父母。例如战国时代的四君子之一孟尝君，宋徽宗赵佶，也都不得不寄养府(宫)外，宋徽宗登基后甚至改了生日(十月十日)。再如东晋大将王镇恶，也是因为生于端午“恶日”，祖父才给他起名“镇恶”的。

当然，端午恶月、恶日的原因，也不是古人凭空想出来的。主要是因为端午五月(阳历六月)，接近夏至(有些年端午就在夏至)，中午时太阳在天空位置最高，几近天中(因此端午也称“天中节”)，阳光热辣，气温猛升。且南方气候潮湿，因此细菌、蚊蝇孳生，疫病开始流行，用古人说法就是“五毒俱出”(五毒指毒蛇、蜈蚣、蜘蛛、壁虎和蝎子)，“戾气”致病、死亡者増多的缘故。例如据现今气象资料，屈原沉江附近的长沙，端午所在的六月平均气温，已从五月的21.6℃(晚春)，猛升至六月的25.9℃，接近当地盛夏。

因此端午古习俗中除追思纪念、吃粽赛龙舟外的另一主要内容，便是防瘟、避疫和祛毒。下举几例。例如《大戴礼·夏小正》中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以沐浴”。后来南北朝《荆楚岁时记》中说，“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宋代苏轼《浣溪沙·端午》中也有，“明朝端午浴芳兰”等。当然，此处“兰”非兰花，而是菊科佩兰，后来还有蒲、艾等有消毒、杀虫作用的芳香植物，对天热引起的皮肤病等十分有效。

但是古人端午最普遍的习俗，还是挂艾草、菖蒲等，用红纸绑成一束，插或挂在门上。此外还有在身上挂香囊的习俗。香囊也是利用佩兰、艾草、白芷等的香气，通过口鼻吸入，达到通经络，去病强身，消毒避疫的作用。这就是《荆楚岁时记》中说的，“悬于户上，可禳毒气”。据《旧唐书》卷五记载，当初马嵬坡唐玄宗被迫赐死杨贵妃，返京后念旧情改葬，但挖开坟墓后发现，尸体、衣物等已经腐烂，只有香囊完好。

此外，古代还有饮雄黄酒(酒中加入微量雄黄)的习俗， “饮了雄黄酒，疾病都远走”。其实雄黄的主要成分是硫化砷，是有毒的，所以现代已不饮。但雄黄酒有杀菌驱虫的功效，古代曾用来治皮肤病。不能饮酒的小孩，多在他们耳鼻、手心点涂雄黄酒，额头画王字，像涂碘酒一样，虫豸不咬。此外，雄黄酒还常洒在墙角旮旯，起到消毒作用，蚊蝇不生，蛇虫不至。古代还饮菖蒲酒，《本草纲目》记载，“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甚至有些帝皇把它列为“御膳时令香醪”。因此有些地方还把五月称为“蒲月”。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古代端午节的“恶月、恶日”，实际上乃是我们古人防病、防疫、防毒的医药卫生节(所以端午节有些地方又称“天医节”“卫生节”)；再如赛龙舟实际上也是古人的一个体育节，以增强体质与不利气象环境做斗争。

视端午为恶月恶日的习俗，也并非是从远古就开始的，而大体始于汉代。因为汉代开始盛行“阴阳、五行学说”。五月和端午都靠近夏至，阳气最盛，人们认为不符合阴阳平衡的正常状态，而且阴气开始出现，阳气开始衰微，因此人们心怀恐惧。《礼记·月令》中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因此视为恶月恶日就不难理解。还有学者认为，“汉魏以后社会通行数序记月日的体制，于是人们在自然节气之外，另择时日作为人文节日，以表达人们的情感和信仰”。五月初五的端午是继正月初一春节后出现的第一个人文节日，三月初三、七月初七、九月初九都是以后才出现的。因为五月初五最近夏至，因此从六朝以后夏至节俗逐渐移至端午也是自然的事。

最后，说两件与端午有关的事，唐人殷尧藩曾有过一首《同州端午》，其中前两句是“鹤发垂肩尺许长，离家三十五端阳”，就是说他离家了三十五年。

最近，在我经过了近八十一个端阳时，突然发作了左膝盖痛，走路一瘸一拐的，拍片诊断为退行性骨关节炎。特别怕冷，至今还穿毛裤。使我体会到民谚“吃了端午粽，再把棉衣送”的正确性。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