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曾固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原教育部顾问陈曾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七时四十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陈曾固同志，一九零七年生于贵州省安顺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后因动荡战乱沦为城市贫民。早在家乡读中学时，他就受到“五四”运动进步思想的影响，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在当地参与和组织学生救国联合会，上街演讲，号召群众开展反帝救国斗争。一九二六年，陈曾固同志在安顺中学毕业后，步行近一月，行程一千六百多里到重庆，又几经辗转到达“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平(今北京)，考上北平朝阳大学经济系。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系统地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想的熏陶，思想发生了突变，从此定上了革命道路。一九二九年，他参加了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北方文化总同盟”，一九三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社会科学家联盟”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北方文化总同盟”书记。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夏，陈曾固同志先后任中共北平东区区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代理市委书记等职。他在极其艰险困难的环境下，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北平地下党的斗争，为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为北平地下党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九三三年七月，由于内奸告密，陈曾固同志被捕，被反动派判处无期徒刑，作为“重要政治犯”关押进南京国民党监狱。狱中四年，陈曾固同志惨遭种种酷刑，深受皮肉之苦，虽不满三十岁而头发全白。他坚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保守了党的重要秘密，并同陶铸等同志一起积极参与和领导了狱中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曾固同志被我党营救出狱，同年冬到达延安。先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在党中央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李富春等同志领导下，先后任中央组织部干训班总支书记、主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和中央机关直属党委书记。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言传身教，为我党培养训练了一大批年轻干部，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输送了人才，做出了贡献。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秋，陈曾固同志被党中央派到延安中央医院负责整风后期甄别工作。他目睹康生等人在整风后期搞扩大化的错误，果断地进行纠正，使一批受到不应有的怀疑、甚至被捕关押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问题逐一甄别澄清，恢复名誉和工作。这些同志后来大都成为开创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专家和领导者。一九四五年四月，陈曾固同志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四六年，陈曾固同志调往东北，先后任辽西和辽吉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协助陶铸同志在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开展土地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地区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九四九年以后，陈曾固同志被调往西南工作，曾担任过武汉市委副书记。一九五零年到达贵州，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第一副主席，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贵州偏僻落后，加之国民党残匪的破坏和骚扰，疮庚满目，百废待举。陈曾固同志怀着对家乡人民的热爱之情，胜利地参与指挥了剿灭残匪的斗争，又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使各族人民的生活迅速得到安定相恢复，为贵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四年底，陈曾固同志调到教育部任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一九五六年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党的“八大”代表，并出席了“八大”。陈曾固同志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忠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为发展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他曾率我国教育界的第一个代表团出国考察，吸取他国之经验，为我所用。他分管中小学教育，强调实事求是，注重教育质量；他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多次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热情扶植民族教育；他还分管过计划财务工作，千方百计地把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到最急需的地方，强调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当时写下的不少关于中小学教育、普及教育和扫盲教育的专题报告和文件，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和效益。
　　一九六零年春，陈曾固同志调甘肃工作，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陈曾固同志一到甘肃便深入到最穷的区、县，组织领导抢救灾民的工作。他通宵达旦地走村串户，忘我地工作，直到累倒在天水偏僻穷困的山区之中。由于病情严重，不得不由军区派直升飞机把他从此沟里接出来，送往兰州抢救。陈曾固同志就是这样在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生活工作在人民之中。他是人民的好儿子，他时刻想着人民，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十几年后，当陈曾固同志遭受“文革”这场浩劫，被软禁在天水的时候，许多不知姓名的干部、群众，冒着受株连、遭破孩的危险，偷偷地看望和帮助他，这使他百感交集，直到病逝前都难以忘怀。
　　“文革”期间，他披打成“叛徒”，开除党籍，受到残酷破孩，被关押十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他身陷囹圄而不屈服，托人带出监狱的纸条上坚定地写着“被捕了，我没有完”。“-”的爪牙逼迫他供认所谓陶铸同志叛变的材料，他宁死不屈，同“-”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地斗争。粉碎“-”后，陈曾固同志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工作。一九七九年以后，先后担任教育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委员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经历了“文革”这场灾难，尽管他本人被折磨的身心憔悴，弱不胜衣；他的家庭也倍受磨难，且难以弥补；但是他没有怨言，他关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将国家补发给他的工资拿出一万元作为党费上交给党和国家。他的晚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后来又股骨颈骨折，不能行走。即使在这时，他仍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全国政协的活动，他都尽量去参加，或让人把文件取回家看。他常常坐着轮椅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他是一位组织观念和党性很强的老党员、老同志。
　　陈曾固同志，在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历尽艰辛，百折不挠，任何-不能使他屈服，任何困难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他无愧为久经考验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坚持原则，一身正气，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是非分明，刚直不阿；他最讲实事求是，一贯注重少说多做，反对夸夸其谈，好大喜功，对“左”的一套更是深恶痛绝，陈云同志在东北时期曾评价陈曾固同志，说曾固同志“亦老亦实”，此确非过誉；他为人直率，没有官气，关心和爱护干部，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感受到他表面虽然严肃，而他的心却是火热的。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能上能下，顾全大局，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庸俗的东西；他生活简朴，对亲属于女要求严格，从不搞特殊化。他始终保持了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一生，是饱受磨难，历经坎坷的一生，是坚信党，坚信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陈曾固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在党的十三大精神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陈曾固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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