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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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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子休先生名炯,字子休,别号霁园。是清末民初成都“五老七贤”之一。1861年生于四川省华阳县——今天的成都华阳,1936年病逝。他青年时期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仕途蹭蹬,并不得志。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教、学和一”的生活,直到老衰病逝。这五十来年中,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教人的一生。孔夫子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放在他的身上是当之无愧的。
  林子休生活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时代,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洗礼”,特别是受“宋儒”理学影响很深;但又对明末“三先生”和颜元、吕留良等人的学说和为人衷心仰慕,所以养成他坚毅的精神,强烈的正义感;同时也使他和时代脱节,被陷入时代的冲突和洄流中而不能自拔。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是林子休的好友。政变前夕,他曾打电报给杨、刘二人,提醒他们注意,哪知电报还没有到达,“六君子”已经在北京菜市口身首异处了。他得到这个消息,愤激地对亲友们说:“这一刀砍下去的不是他们的头颅,而是满清的国脉啊!”
  此话一点不错,戊戌政变宣告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此路不通,而后资产阶级革命就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浪潮,终于在十三年后彻底埋藏了清王朝。之前,徐子休曾写了一篇题为《古今有女娲否》的文章,对那位“圣母皇太后”进行了无情的讨伐和鞭笞。这,在如天如父的-君主统治的背景之下,可算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举动了哦!果然,“老佛爷”赫然震怒,下诏抓这个大逆不道的叛贼,他在好友的掩护下,逃避到陕西,才得幸免。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孙中山在日本再次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将军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第二年进军四川。当时袁世凯派在四川的军政长官是成武将军陈宦——袁的心腹之一,袁依之为“南天柱石”——鉴于当时的情势,想要对抗“护国军”犹如以卵击石,有所不能;但要背离袁皇帝,又有所不敢,因而心怀疑虑,左右为难。当时成都某些社会团体曾派出代表向陈宦-,希望他不要为虎作伥,同“护国军”妥协,站在反袁阵营一边,哪知这位陈将军一时发作,将其中一人“就地正法”,而且宣布以儆效尤。这时的徐子休不计个人安危,不顾亲友劝阻,毅然给陈宦写信,辨明是非,指陈利害。后来陈宦终于宣布脱离袁世凯而独立,除了大背景的因素外,徐子休先生的陈词应该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二陈汤”也成了袁皇帝的催命符。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四川军阀有人高唱“川人治川”的调子,意图割据四川,0国家。徐子休发表了题为《异哉,所谓川人之治川也》的文章,指出:四川乃中国之四川,非四川人之四川,凡中国人均得而治之,非四川人所得而私云。此文一出,京、沪各报都加以转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祖国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徐子休先生毕竟是一位与时代脱了节的人,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仍然要坚持“尊孔读经”。不单举之于口,而且见之于行。他在成都创办“孔圣堂”,广招生徒,实践“尊孔读经”的理想。这所学堂后来嬗变为“大成中学”时,在课程中仍然设置有“读经”一项;校门上仍然高悬着“孔圣堂”的匾额;在校园内仍然保存了供奉孔子的“大成殿”,每逢农历朔望和孔子的诞辰,全校师生齐聚殿上,在“至圣先师”和“四配”位前恭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不能不说是新时代成都的一种难得的奇观!
下一名人:林山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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