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华

　　潘文华（1886—1950），号仲三，外号潘鹞子，川军甫系的武德励进会第二任会长，刘湘死后替补成为川军五行中的一人。民国二级陆军上将。
　　历任川军教导师师长兼重庆市长、国民党第7战区23军军长、28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新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
　　少年从军
　　1886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文宫镇农兴村二组（棕树湾）。父名在田，清代秀才，教私塾谋生。生母江氏，生姊妹三人，在他5岁的时候病逝。后父亲迁居文宫镇下街，做小生意维持生活。不久父续娶张氏，生弟昌猷、世英。后又随父迁高桥镇（文宫镇附近），就读私塾，但迫于生活，不久辍学。1896年父病死，家中就剩一个寡妇和5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堂叔潘秀峰见其颖悟过人，资助他再上私塾，年余弃学，投拜族兄潘书堂学习武术。不到一年，另学堪舆。1900年与二叔潘贵成一道上成都，经父友贾金华介绍到华兴街一家衣帽店当学徒。因年纪少，老板只是让他干些杂活和帮师娘带孩子。当时清廷废绿营，建新军，潘文华每天背着小孩跟在新军后面看热闹。当时东教场有许多洋玩意，比如双杠、平衡木、吊环个、木马，他对这些很感兴趣，趁当兵的休息，偷偷上去玩两下。当兵的见他动作纯熟，都感到惊讶，一个班长就劝他干脆吃粮当兵。
　　1902年由贾金华担保，离店从戎，在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相当于混成旅，驻成都东较场）当随从，当时年仅14岁。两年后升为二等兵。不久升为上等兵，在军训中，他在各项器械、枪术、剑术、擒拿格斗、上房越脊等方面，都名列全协前茅。能在两丈余高的城墙上跃下，然后徒手攀上，多次反复，面不改色，由此得“潘鹞子”绰号。四川总督锡良在凤凰山军营召开全省运动大会，潘文华作为军队的代表，在开幕式上表演器械体操，他刚健纯熟的演技，受到锡良赏识，当堂破格委任为牟目队体操助教（牟目，指陆军低级武职），不久，四川开办陆军速成学堂，经四川陆军学堂总办陈宦同意，免试入学，仍兼体操助教。与刘湘、杨森、唐式遵、王缵绪等同窗，在速成学堂加入反满团体，留名写有“炎黄华胄，岂戴胡儿天子”的《金兰谱序》，险抛头颅。
　　1909年9月，陆军速成学校第一班毕业，潘文华随军入藏，任副排长，在巴塘一带作战，生擒头人哈巴龙，升为排长，随部队进藏，在波密战役中，以“功”升任连长。1911年，在西藏江孜率领全连起义，响应辛亥革命。由于英军扶植的藏军不愿起义，与潘率领的义军对敌，义军粮、弹缺乏，孤立无援，潘文华等不得不经印度、缅甸、云南步行返川，在顺庆（南充）李挽澜部下任连长。
　　1913年至1916年间，袁世凯梦想称帝，蔡锷、唐继尧和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在进步党人张澜策动下，潘文华随第三师钟体道师长、李挽澜旅长响应蔡松波号召起义反袁。袁世凯倒台后，潘文华先后升任营长、团长。1918年川滇军阀混战期间，李挽澜在内江同滇军金汉鼎部作战阵亡，潘文华代理旅长职，退驻陕南。1919年钟体道师被刘存厚兼并后，潘文华将全旅从汉中带到进驻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被委任为独立司令。此间，他为解决部队欠珦问题而广种鸦片，收入甚丰。倒熊战役时，刘湘退往陕南途中，钱弹两缺，他以速成同学之谊，以白马八匹托白银1.5万两相赠。这种雪中送炭之情，使得刘湘深为感激。1920年鸦片即将收割川军田颂尧和刘斌为抢夺鸦片烟税，以饥兵就食为名联合杀向通南巴山区，潘文华自度不敌，率队退往川东，投刘湘部，时刘湘为四川陆军总司令，潘被任命为第二军第二旅旅长，不久升为第四师师长。
　　刘湘干将
　　1928年春，因为杨森收留吴佩孚，导致被国民政府免去20军军长职务，他到杨森属下大举活动，使得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光、赖心辉组成四部反杨同盟。虽然这次战役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使得范绍增投靠刘湘。这冬，刘湘和杨森为争夺速成系的领导权而爆发下川东之战，这时，刘湘局促于重庆，巴山、璧山一带，被讥笑为爬壁虎，而杨森除了自己的几个师外，还有李家钰、罗泽洲、赖心辉等相助，一齐杀向重庆。潘文华见刘湘处境极为艰难，乃向刘湘进言：“击溃杨森主力，则李、罗不足惧也，并自告奋勇带兵猛攻在长寿的杨森部主力师杨汉域部，苦战两昼夜，右臂负伤，终于将对方击破。从而为整个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1932年终于爆发四川最大一次内战“二刘之战”，潘文华部约6个旅为南路军西上，迅速占领泸州，突破沱江防线，刘文辉在荣县，威远投入三万以上兵力反击，潘文华的南路军首当其冲，与之激战三日，当刘文辉实施多路突击时，他已经态势突出，有被围歼的危险，便退守老君台，与追击的刘文辉部冷寅东激战五昼夜，官兵战死者达3000余人，终于挡住了敌军的推进。迫使刘文辉罢兵谈和。不但承认他开战以来从刘文辉手中掠取的大片防地的占有权，而且还保留了今后对刘文辉与邓锡侯等发生冲突的干涉权。1933年6月爆发的安川之战中，他第三个突破岷江防线，进占眉山，使得刘文辉部全线崩溃。
　　对抗红军
　　1933年，潘文华任教导师师长，兼任刘湘部预备军总指挥。后来，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川边时，潘文华被刘湘任命为“南岸剿匪总指挥”，两人关起门来密谈，刘湘心情沉重地对潘文华说：“当前形势之严峻，实为前所未经，可以说是本集团危急存亡之秋。川北红军，正谋南下，江西红军，又将进入川境，倘南北合流，后果不堪设想。更令人头痛的是薛柏林（薛岳字柏陵）十万大军尾随朱毛红军之后，一旦进入四川，哪里还有我们立足之处。贵州王家烈的下场，便是我们前车之鉴。问题麻烦在于他们以追击红军为由，名正言顺，我们根本提不同任何反对的藉口。处此危局，只有推诚争取川军各部团结，共图生存。我反复考虑，准备留置五万部队于绥宣一线，交唐式遵率领，与邓、田、杨、李精诚合作，不惜一切代价扼止川北红军于通南巴一隅，无任其南下。另将二十一军主力悉数南调，与朱毛红军周旋。”说到这里，刘湘起身将墙上-拉开，用手比划着对潘文华交待：“涪陵以下，必要时暂且舍给蒋介石，交中央军接防。我军主力集中控制于荣（昌）、隆（昌）间机动位置，固守长江北岸地区。另外以九个旅在舰队和空军配合下负责叙府（宜宾）至江津长江南岸，全权交你指挥。究竟如何运用，就看你有什么设想？”
　　潘文华略为考虑，说是：“沿叙府至江津千里江防，红军作战飘忽不定，无法预料对方主力从何处突破，九个旅兵力实在不敷分配。我准备派得力校级军官赴川黔边各县督饬修筑碉堡，组织地方团队作据险守城准备。另外以三个旅-赤水河左岸渡口，阻止红军进入川境，以免将薛柏陵那股祸水引来。其余部队以泸州为中心，沿重点县城聚集，防备红军窜入川境北渡长江。”
　　刘湘打断他的话说：“我不是问你具体部署，而是要听你原则上的运用。”潘文华知道他已经胸有成竹，便表示：“甫公你有什么安排，尽管吩咐，我保证执行。”
　　刘湘重新坐下，缓缓说：“我们与红军，固然是水火不相容，但目下同为蒋介石所要收拾的对象则一。如果红军真要夺取四川，仅凭南岸九个旅，当然拦他不住。但这次作战，与跟川北红军打硬仗完全不同。倘朱毛红军只是借道他图，我们馨香祷祝，欢送出境，免得把‘瘟神’带进门。因此只要黔北红军不作北渡长江之举，我们就虚与周旋，保全实力，决不对销，唱一台假打戏。当然，戏要演得像，决不能让别人抓住破绽。万一对方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拼死一搏，真打狠打以求生存。我把主力配置于长江北岸荣、隆间，就是准备逼北渡的红军背水与我们决战。届时你率南岸部队配合，击其后路。真打假打的分界，便是红军渡不渡长江，完全要靠你根据具体情况掌握。”
　　潘文华心领神会，受命而去。结果没等红军主力渡江，青杠坡战役一交手，他手下的郭勋祺旅就让朱毛红军知道川军战斗力不低，舍弃了北渡长江的企图，折返贵州境内。
　　1935年冬，为了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他驻节眉山，统一指挥天全、芦山的两个师。但被红军的突然袭击所打败，所部七个旅在后撤途中损失近半，直到刘湘援兵赶到，才在百丈关战役挫败红军的南下企图。
　　防蒋图存
　　1936年，“西安事变”后，潘文华在川康整军会议中晋升为刘湘部第二十三军军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潘奉命代理二十五军团总司令职，出川抗日。在四川各界人士欢送大会上，潘以“胜则生，败则死”为中心的讲话，深受爱国人士欢迎。
　　1937年12月，潘部两个师参加了南京外围的广德保卫战役，曾将日军先头部队击退，缴获汽车20余辆，机枪十多挺，后来日军集中火力猛攻，所部144师师长郭勋祺负伤，147师师长杨启文失踪。部队损失很大。刘湘另一将领唐式遵为了推卸责任，诬告潘文华作战观望，使他得到个撤职留任的处分。
　　1938年1月19日，刘湘病逝，他护送刘湘的灵柩回川，从而结束了短暂的抗战史。刘湘死后，蒋介石迫不及待的发布他的亲信张群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群起反对。只好改任王缵绪为四川省代主席。但这次反对张群主川最激烈的是武德励进会这个组织，这个会是刘湘军中的核心组织，全是营以上骨干军官，刘湘是他的会长，但刘湘死后，领导无人，故该会召集成员，举行大会，推举继任会长，实际上是确定刘湘的继承人。当时王陵基和王缵绪都想当这个会长，潘文华因为在前线遭到蒋介石处分，情绪低沉，处于闭门谢客状态。但大会一开始，刘湘部元老钟体乾站起来发言，建议选一个刘湘生前最信任的人来继承刘的事业。许多人都知道刘湘的遗愿，因此钟体乾话音刚落，便一致推选潘为会长，刘湘的谋主乔毅夫和张斯可并说如有人反对，定是川奸，当共诛之。潘文华就轻而易举的继承了刘湘的宝座。蒋介石见木已成舟，不得不放弃打压他的企图，发布潘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副主任以示拉拢。集团军下辖3个军9个师，编制如下：
　　第28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
　　24军军长刘文辉，副军长陈光藻（刘文辉集团）136师师长唐英、137师师长陈光藻。
　　56军军长郭昌明，（刘湘集团） 163师师长陈兰亭、164师师长彭焕章。
　　95军军长黄隐，副军长刁世才（邓锡侯集团） 126师师长谢无圻、新9师师长杨晒轩。
　　集团军直属。新17师师长刘树成、新18师师长周成虎、新28师非川系部队
　　潘文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他笼络，牢记刘湘的遗训：“蒋介石这个人无论嘴巴说的多甜，决不能信任，只有联合与我利害相同的力量，与之周旋，才有活路。”因此，他在武德励进会第二次紧急会议上提出：“团结川康，支持抗战，联合中共，防蒋图存”的主张。这时潘文华与张秀熟、郭秉义有来往，在重庆与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多次交往。又通过所部中心秘书、地下党员甘树人与党长期保持联系。 1938年5月，周恩来在成都长发街和潘会晤后，周恩来派唐舞园到潘文华部队建立-关系。（有成都电台与延安联系，台长金文彬）、
　　1939年3月，潘文华晋升二级上将，同时被发表为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绥靖署设阆中，所辖56军军长郭昌明、 163师师长陈兰亭、164师师长彭焕章、公署直属新18师师长周成虎。同时任命他的儿子潘清洲为巴山警备司令。批准新建两个团的警备队。蒋还扶植潘的弟弟潘昌猷作四川银行董事长。潘对蒋的用意是清楚的，就是把他支往阆中，免得和邓锡侯和刘文辉等地方势力联成一气。所以，他到阆中驻了一段时间后，规划好大巴山防线就回驻成都。潘文华回成都后，恰逢云南省主席龙云路过成都，他和邓锡侯、刘文辉前往拜访，共同签订了一个川、康、滇三省联防协议，抵制蒋介石的渗透。但王缵绪为了讨好蒋介石，便将此事密电告蒋。潘文华截获密电后，立即约见刘文辉和邓锡侯商量，决定由彭焕章、刘元瑄七师长联名倒王。将王缵绪逐出四川。蒋介石召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三个川军巨头到重庆，好言安抚，并说了一通时局艰难，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共挽危局的话。便提出自兼四川省主席，以贺国光为秘书长代理实际政务的处理方案，潘文华见事已如此，只好同意。
　　蒋兼任省主席之后，为了缓和矛盾，指使孔祥熙和贺国光和他义结金兰，但在军事上，始终对他严加防范，安排祝绍周为他的副手，两个黄埔四期生给他当正副参谋长。他表面敷衍，内心不为所动，对蒋的人员采用保荐升官和送钱的办法先后送走。
　　1944年底，蒋企图以“通敌”罪，阴谋通过杨森、潘文华除掉刘文辉。潘文华不惜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对蒋介石的密令明施暗抗，免却了川康军民可能遭受的一场浩劫。他还由川北圣人张澜监督宣誓，正式加入民盟，成为秘密会员。中共南方局被破坏后，他就通过张澜和中共联络。并长期提供张澜的政治活动经费。
　　彭县起义
　　对潘文华的作为，蒋介石早有不满，抗日胜利后，遭蒋撤消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及其子潘清洲巴山警备司令等职的打击报复，只继任五十六军军长职。其后，经过程潜活动，另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将其四个师驻防黔江、酉阳、秀山及湘西边境。剿灭了巨匪彭金镛和瞿白垓。
　　1946年国共和谈，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潘文华见到了毛泽东。蒋介石派特务进行捣乱，潘派人暗中保护毛泽东。其后，潘任西南行政副长官时，潘一直未接受过蒋介石的指挥。这期间与共产党的联系更为密切。西康省电台、阆中电台与延安电台互通情报。
　　1947年底，-第二次整编部队，56军被整编为56师，由他儿子潘清洲为师长，移防宜昌，但不久所部就被分割使用，他能指挥的只是警卫团而已。他大为不满，称病回到四川，被发表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处于有职无权阶段。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蒋介石政权已经呈现土崩瓦解之状况，潘文华之子潘清洲趁机在洪湖搜罗旧部，编成一个师，编号235师，自任师长，从夔门开回四川。此时国民党败局已定，潘为求出路，派人与民革联系。9月，潘的老部下郭勋祺自武汉返回，力劝他在重庆起义，他以力量太小，未付诸行动。11月中旬，他到了成都会合刘文辉和邓锡侯，并和中共临工部负责人吕振修联系上。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和胡宗南30万溃兵聚集成都，空气骤然紧张。
　　蒋介石费劲心机，拉拢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均被三人搪塞过去。蒋认定三人不肯卖命，便胁迫三人家属飞台湾当人质，并赠送飞机票。三人干脆出走成都。12月9日，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的身份起义，潘文华和邓锡侯以西南行政副长官的身份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95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长冷寅东亦宣布起义。此外，参与起义的还有陈克非、喻孟群、刘兆藜诸部。起义后，党中央任命潘文华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1950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潘文华向志愿军捐献寒衣款二千万元（当时币值）。潘文华一生爱国爱民，敬老尊贤，宽厚信守，热爱桑梓，重视教育，关怀青少年。至今人们赞颂不已，记忆犹新。
　　因病逝世
　　惜于1950年11月12日病逝于成都，终年64岁。中央人民政府发来唁电，遗体覆盖国旗，殡葬于成都武侯祠。墓地在今成都市正则会计师学院内，保存完好。（遗言葬于刘湘墓旁。当时刘湘陵园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潘墓距刘墓直线距离仅30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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