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

　　邓发，又名邓元钊，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城西石塘村(现为邓发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只受过小学教育。1921年，邓发为家庭生活所迫，到广州当杂工，后在香港太古船坞和外国轮船上当工人，参加了海员工会。
　　1925年，邓发参加了威震中外的省港大-，任-委员会纠察队队长，宣传队小队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邓发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工作队队长，负责支援北伐战争的工作。1927年，政治风云突变，连续发生“四一二”、“四一五”-政变，在上海、广州等地，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革命武装被解除。这时，邓发住在省港-委员会宣传部，机智地避开敌人的搜捕，留在广州担任广东油业工会中共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继续在-的险恶环境中斗争。同年12月，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任第五区工人赤卫队副指挥。起义失败后，他奉命离开广州，经云浮到了香港，任太古船坞党支部书记、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主持建立市委特科工作，开展对敌斗争。
　　邓发经常冒着香港警探搜捕和叛徒特务跟踪的危险，负责领导香港的党组织坚持革命斗争。为了保卫党组织的机密，他指挥处死叛徒。一次，一个叛徒在香港九龙油麻地跟上了他。他非常镇定、机智，设法与这个叛徒周旋，把叛徒引到九龙塘铁桥下狠揍一顿后，从裤袋里拿出一根甘蔗头，假装手枪，把叛徒吓得拔脚飞跑。又有一次，党的一个地下秘密印刷厂被叛徒告密遭到破坏，邓发巧妙地设圈套，把英国警察头头引到茶楼打死，使港英当局大受震动。
　　1928年秋，邓发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并被选为香港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同年冬，他担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29年，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香港市委书记，长期坚持白区秘密地下斗争。1930年夏，他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组织会议，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后因江西省委遭破坏，返回上海。
　　1930年秋，党在香港铜锣湾篱园的一个印刷机关遭到破坏。邓发前去检查工作，不幸被香港警方逮捕，并遭毒打。他凭着自己的斗争经验和敏捷的思维，沉着地对付敌人的审讯。他以攻为守，假装刚从云浮到港探亲的“乡下仔”，故意用云浮土话问警方：“为何逮捕我?”当警方质问他认得邓发吗?他镇静地反问：“邓发是谁?”在狱中，他又机智地将情况送出狱外。因为没有暴露身份，经组织营救，由他五哥出面托老板将邓发保释出狱。
　　出狱后，组织上安排邓发养伤。他却不顾自己身体的伤痛，稍事休息两天后就去工作。他带着焦虑的神情，坚定而又意味深长地对同志们说：“组织遭破坏，如果我们不抓紧工作，还会有更多的同志付出血的代价。我的身子硬，吐点血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这样，邓发带着伤痛，继续领导地下党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同敌人坚持斗争。由于出色的工作，引起敌人的恐惧，把他列为通缉对象，悬赏五万元捉拿他。
　　1930年9月下旬，邓发作为地方代表出席了党的六次三中全会，并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根据党中央与中央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央苏维会)的决定，将赣南、闽西、东江苏区划为闽粤赣特区。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闽粤赣特区的领导，决定派新增选的中央委员邓发前去主持工作。党中央交给邓发的任务是：“使闽粤赣苏区打成一片，停止冒进政策，有阵地地向东江开展。”
　　同年10月，邓发与李富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从上海到达东江根据地的大南山，主持召开中共闽粤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成立了中共闽粤赣特区委员会，同时成立闽粤赣边区军事委员会、红军闽粤赣军区司令部，邓发任特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但由于东江、闽西苏区尚未连成一片，交通阻隔，12月上旬，邓发又由大南山到闽西根据地的中心龙岩。不久，他领导召开了闽粤赣苏区-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大南山会议的继续。闽粤赣苏区-表大会贯彻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总结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与教训，并决定在敌人发动“围剿”的形势下，“以闽西作为阵地，巩固闽粤赣苏维埃向外发展，首先冲破敌人的包围进攻，使之成为苏维埃中央巩固的后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使这块根据地损失很大。1931年4月，邓发被补选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同年7月，他调入中央革0据地，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邓发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他把保卫党中央安全的工作担负起来，但执行了“左”倾错误方针，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这时，中央机关编成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和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第二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军委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教导师及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有一万余人。李维汉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为张经武)，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原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成军委纵队。1935年1月改称为中央纵队，邓发任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长征途中，邓发继续负责保卫局的工作，负责侦破反动派的破坏活动，保卫中央机关和-们的安全。当中央红军进入广西苗族地区后，由于反动派的破坏，红军驻地屡次失火，把苗族同胞的住房，甚至整个村子烧成灰烬。这不仅威胁着红军的安全，而且在政治上给红军造成损失。一天，队伍在龙坪镇宿营，深夜12时，在周恩来住地后面燃起了大火。邓发马上赶到现场，组织保卫局的同志进行侦破，当夜查出了三个坏家伙，经审讯证实，他们是被反动派收买，施用放火毒计，有意诬陷“红军放火杀人”，破坏红军和群众的关系。翌日，保卫局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揭穿敌人放火的罪恶阴谋，并宣传了红军的政策。老乡们明白了-，气愤极了，齐声要求严惩纵火者。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邓发参加了会议。他拥护对“左”倾军事领导人的批评，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高吉村)举行扩大会议，邓发在会上积极揭露、批评张国焘0党、0红军的错误，维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了扩大会议，邓发出席了会议。11月下旬，工农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使陕北、陕甘、关中根据地连接成一片，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邓发任粮食部部长，开始担负起新的重任。
　　1936年6月，邓发被党中央派赴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新疆是中国共产党通往苏联的惟一通道。当时，新疆在军阀盛世才的严控下，禁止内地人与新疆联系，要进入新疆十分困难。为了能顺利进入新疆，邓发有意识地结识了一个要赴新疆演出的戏班子，为戏班子当杂役，在沙漠、戈壁中骑着骆驼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他又几经周折，才到了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邓发到莫斯科后，刻苦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常去工人夜校讲演，也曾到列宁学院讲授中国工人运动课程。
　　1937年7月，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9月底，邓发奉命由莫斯科回到新疆迪化。他化名方林，接替中央驻新疆代表-的工作。10月，在南梁(今乌鲁木齐市胜利二巷一号)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只称南梁第三招待所)，邓发既是-表，又是八路军驻新疆代表。
　　中共驻新疆的领导机关既受中共中央领导，又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对外则以八路军驻新疆代表的身份与盛世才保持联系，以保证抗日后方和保障国际交通线的畅通。
　　邓发在新疆还代表党中央领导西路军总支队(新兵营)工作，并领导在新疆各地各部门工作的党员干部执行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新兵营”是-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时，为团结盛世才，由西路军左支队整编而成的总支队。邓发接替-的工作后，抓了总支队学习各种军事科学技术工作。他根据中央指示，派人(从总支队选出25人，延安派来19人)于1938年2月28日正式成立新疆航空队，分别学习航空飞行和航空机械。邓发指示他们：“一、加紧学习技术；二、严守纪律；三、在群众中不作任何党的工作，不发展组织。”为加强新兵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邓发每周给排以上干部讲授两次政治课，讲党的建设，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以统一思想。他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干部。
　　在此期间，邓发认真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应盛世才要求，于1938年1月从“新兵营”调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同时调汪小川(化名黄孝青)任新疆日报副社长；3月，又从“新兵营”抽调潘同(化名潘柏南)任和田警备司令。12月，他向盛世才建议，为防止帝国主义者渗透破坏，保卫边疆，应在新疆西部的进出关口蒲犁边卡成立边卡大队，并从“新兵营”调胡鉴任边卡大队大队长。他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团结文化、妇女、商人等界及青年学生、各族人民支援抗日战争。邓发积极组织青年学文化、学科学等等。当时新疆学校寥若晨星，除迪化外，只有伊犁一所中学。在邓发领导下，通过民族文化联合会，在各地建立学校，派干部加强学校的领导工作。他还通过民族文化联合会，开展新戏剧、新歌曲运动，深受青年们的欢迎。一次，盛世才派他的老婆带一批人到督办公署学歌，邓发趁此机会派党的干部进去。他曾对当时在迪化的-代表李光(即滕代远)说：“不懂乐理，不会乐谱没关系，大胆工作，只讲歌词、教唱就行。”李光按邓发的要求，身穿战士制服，足登草鞋，乘坐盛世才派来的小汽车到督办公署去教唱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件事引起了当地老百姓的强烈反响，他们说：“八路军”有人才，-士都被督办公署请去当教官了!
　　邓发有长期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考虑问题全面，办事干练、精明。1938年夏，中共中央组织部调高登榜、曹建培等人到新疆工作。他们一到迪化，督办公署发给每人一张表，要他们在三天内填好。邓发对他们说：“表还是要填，要送给盛世才，他看表后才能给你们分配工作。”高登榜填写化名高玉成，陕西延安人。邓发说：“你是延安人，人人都知道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你是从红区来的，盛世才怎能接收呢?”邓发对着挂在墙壁上的地图思忖，建议高登榜将籍贯改填为离西安较近的蓝田。这样，这一关就闯过去了。
　　1939年冬，邓发奉命调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3年3月，中央精简机构后，他担任由工青妇合并的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全党职工、青年和妇女工作。
　　1939年8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暂别太行山，返回延安，和邓发同住在一个窑洞里。他和邓小平私交甚笃，同时，在工作之余，便一心一意帮助邓小平找一个妻子。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里，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同时举行婚礼。在聚餐会上，李富春和邓发弄了一瓶白水充作酒，才使得邓小平免于一醉。
　　1940年3月，在苏联经历了多年磨难之后的陈郁回到延安。中央决定派陈郁参加“七大”预备班的学习。陈郁来到中央党校，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邓发，心情激动万分。陈郁也是海员出身，早在1922年的海员-中，他们就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后来爆发的省港大-和广州起义中，他们都肩负重任。广州起义失败后，根据党的指示，他们先后离开了广州。邓发战斗在广州、香港、闽粤赣革0据地，经历了艰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陈郁却到苏联，他们天各一方，音讯全无。如今能相见于革命圣地延安，怎能叫人不感到激动!他们各自简略地谈了别后的情况。邓发关切的问陈郁：“是一个人回来的吗?”陈郁默默地点了点头。邓发望着陈郁并告诉他：刘达潮、何潮等老战友为了参加党的七大，现在也已经到了延安。陈郁听到后十分高兴，希望快点和他们见面。
　　晚上，海员-时的战友们欢聚一堂。为了庆贺这次难得的见面，邓发从老乡那里买了一条狗。狗肉被广东人视为食中佳品。邓发以狗肉款待战友，以表示自己对战友的深情。当邓发举杯为陈郁回到祖国而干杯，陈郁听到“祖国”两字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他们共同举杯，“为中国革命的早日胜利而干杯!”
　　1942年的盛夏，在延安被董老(董必武)称为岭南“英雄”的陈郁和楚中“佳丽”的袁溥之结婚了。月下老人是李富春和蔡畅。邓发自我推荐，充当主婚人兼厨师，里里外外一把手。由他操办的婚礼虽俭仆，却十分热闹，喜气洋洋。
　　1945年4月22日，各解放区工会的代表-于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推选邓发为筹备委员会主任。4月23日至6月1日，邓发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他当选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常务委员。七大后，他继续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11日，他告别延安，经重庆赴巴黎，肩负党和解放区80万职工的重托，作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的成员，同朱学范先生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在大会发言。他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要求改变自己地位和争取职工权利的意志，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支持。会上，邓发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在巴黎期间他广泛地宣传了中共七大路线及“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介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和英勇斗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6年1月23日，邓发和朱学范经由菲律宾马尼拉飞抵上海。1月26日，他们同机飞回重庆。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从重庆飞返延安的途中，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邓发等不幸遇难。
　　18日，邓发、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黄齐生等烈士遗体由晋绥边区空运到延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及延安各界代表与群众万余人接灵，由朱德、刘少奇护送入殓。
　　19日，延安召开追悼大会，三万人隆重悼祭遇难烈士。
　　重庆也举行了悼念活动，周恩来在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活动的同一天，为《新华日报》写文章，指出：“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
　　毛泽东指出：“他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是党和人民对邓发的怀念和评价。
　　(杨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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