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纯
忠君爱民多义行
李之纯初任主薄，擢度支判官，出为江西转运使。时有御史周尹弹劾广西提点刑狱许彦先受贿。朝廷御令李之纯前往调查此案。李之纯经过深入调查，摸清了实情。原来这一事件是由一个曾在许家当侍女的人一句话引起的。李之纯认为仅仅凭着仆人的一句话就弹劾朝廷命官，不足为凭，因此未予立案。不久，李之纯被擢为成都路转运使。
成都路地少人稠，粮食不能自给，每年靠官府减价发售官米6000石，供应民食。言官上奏，认为这虽然给百姓带来了一定好处，却损害了国家利益，应予免除。皇帝下诏，令朝臣们讨论这件事情。李之纯尖锐地指出:成都老百姓仰仗皇恩浩荡，依靠这些粮米已经生活了百余年，今天凭什么要剥夺他们的饭碗?经过一番争论，皇帝还是听从了李之纯等人的意见，依旧例行事。
在成都路，李之纯任期届满，因其政绩颇佳，朝廷特命继续留任。
李之纯回朝任职。皇帝诏见李之纯，并宽语抚慰:“爱卿，几年前你本该回京复命，但朕不想更换命臣，为的是让你这样忠于朝廷、有所作为的大吏在地方任职，使边远地区保持靖宁，五谷丰登，民心安顺，以昭彰朝廷的绥远之意，爱卿你可知晓朕之心意?”皇帝一席言，令李之纯感激涕零。
宋元祐元年(1086年)，加龙图阁直学士衔，除职沧州。后诏还任户部侍郎。时由苏轼为之撰修任职诰书(译文):保护国家，就像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样，靠药品来滋补，还不如颐养血气；驾御黎民，就像驾御马匹，用鞭子抽打，不如让它们拉轻车。所以，用兴利来使民富，不如省事让民自富；用广求的办法，使国家丰裕，不如靠节俭的措施，让国家自然丰盛。我将上述主意，颁发给仕、农、工、商，希望共同照此志向行施。因你龙图阁直学士李之纯，在知事沧州期间，经屡次政绩考核，都以循良著称，虽然配备有主持者，但对钱粮的出纳，还是不吝气力，事必亲躬，理应受到超越等级的提升。几乎无虚受之议的话，责承你服从我的训词，借以满足公议为是也!
未几，又改集贤殿编撰，再出任河北都转运使。旋以宝文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府起火，烧得府廨一空，李之纯仅以身免。不久，以直学士衔再知成都府。
宝贵文化遗产《大慈寺画记》
李之纯要到苏辙的家乡成都任知府，苏辙对他寄予期望，建议他“民习礼义，易与为善，难与为非”。言下之意，就是要让他教育、引导当地人们学习礼仪等道德规范，这样人们就容易去做好事，而不容易去做坏事。
宋廷实行以文治国的方针，把尊师重道作为自己的文化理念。其尊师重道的主要内容是以崇儒为中心，儒、佛、道并存。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政策，拓宽了以文治国方略的实施范围，为其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历届成都知府对孔庙的修缮和为先贤兴建祠堂，就是宋廷尊师重道文化政策在地方上的具体落实。李之纯在担任成都太守的两年中，他在恪尽职守、秉公处理政事的同时，还在努力完成多年来积淀于胸的一桩大事。他虽系朝廷命官，但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史学家。在成都的数年间里，他被秀丽巍峨的巴蜀山水所陶醉，为当地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所吸引，闲暇之时徜徉于其中，常常为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优秀文化击掌。
宋神宗年间，李之纯在成都前后做官九年(后任成都太守)，多次到大慈寺观壁画，待其离开成都时，“而未见者犹大半”。
李之纯在他的《大慈寺画记》中言:“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他深知这些唐壁画的价值，命令侍从会同该寺僧官逐一清数统计，造册保存，以传后世。“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绅雕塑者不与焉。像位繁密，金彩华缛，何庄严显饰之如是……。”这是李之纯留给川蜀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但更为关键的是，大慈寺之所以“大”不仅仅是它的规模，还在于寺之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该寺的讲学风气绵延不断。如悟达国师升座讲学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人们称赞云:“方今海内龙象，非师而谁?”可见大慈寺在当时已成为蜀中的佛学研究中心，并且寺内还按类别分为超悟、宣梵、严净三院，“使学禅者居超悟，学律者居宣梵，学讲者居严净”。其中超悟院“创建禅宇凡为屋千楹，且阐龙宫具藏贝叶，规模恢敞，气象雄峙。”形成这一盛况，与李之纯一贯重儒兴教的做法不无关系。
同时，李之纯在成都周公礼殿的东面，为仁宗庆历兴学的建议者范仲淹修建了祠堂。“元佑戊辰，宝文阁直学士李公尹蜀，诚于应物，乐于为善，凡可以成法者皆欲举之。客有告曰:‘蜀有学自文公始，本朝郡邑有学自范文正公始。……愿正公祠，使天下为善者劝。’李公乐其请，命成之于礼殿之东，与石室对峙焉。”
受党祸牵连宦途多舛
李之纯与苏轼、苏辙兄弟交厚，在政见上俱属于“后党”；在文化上惺惺相惜，经常在一起切磋词句，互有唱酬。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丞相文彦博向皇帝表奏李之纯、楚建中等人，建议堪以重用。他对李之纯评价甚高:“中散大夫、直龙图阁、知沧州李之纯，累任转运使，忠厚淳正，颇有时誉。”
诏还，晋宝文阁侍制，授太仆卿，再擢户部尚书，三迁御史中丞。辗转数任，皆以善治仁厚吏称。
李之纯为人耿直，做事不喜声张。他为国家兴旺、百姓福祉计，向皇帝建言:朝廷有事下达六部，不应由胥吏专处，若各部大臣无时间过问，应令各司官员根据分工，提出意见，禀告后再作决定，以便使下情上达，避免胥吏舞弊弄权。他还奏言:贤明的大臣们和衷共济辅弼朝廷，那么天下的百姓就能和睦共处，百业兴盛。齐心协力甄辨好坏，把不好的东西转化为好的东西，是每一位臣子应尽的职责。现在一些观望的人，看到国家法令规章执行不力，朝廷稍有一些不睦，就会乱加评论，四处传播，这不利于国家安定兴旺，朝臣们不可以不谨慎行事。皇帝称善。
李之纯识大体，知大义，性情耿直，公私分明，不拘小节。元祐七年(1092)，皇帝亲祀南郊，苏轼为卤薄使，引导圣驾进入太庙。几近太庙，忽见几辆赭黄色、青蓝色顶盖的犊车吵吵闹闹地争抢道路，竟不避皇帝仪仗。苏轼差人前去问询，才知是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苏轼对李之纯厉言道:“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以不闻之!”李之纯垂首不敢言。于是苏轼在车中请奏，诏李之纯昭整肃仪卫。
元祐八年(1093年)二月，李之纯又上《论边帅屡易疏》:“臣伏以西戎未附，边鄙用兵，守土之臣不宜屡易，必须假以岁月，况帅臣总握中权，指授规画，日久而后士心信服；料敌折冲，立威制胜，日久而后敌心知畏。未有岁月浅近，施设尚疏，而可立武也。近者庆、渭二帅，召还移替，皆为成资。若以护边有功，犹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备敌亡状，岂当免过而优迁?欲望精选才臣，付以阃外，应机制变，得以专行；明示三载考绩之限，非以功进，非以罪黜，更不先期除代。庶几边事整备，而戎人款服。”
李之纯赤心为国，忠于职事，深得朝廷重视。时御史董敦逸连上四状言，弹劾苏辙；黄庆基连上三状弹劾苏轼，言苏轼在任中书舍人时，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诋毁朝廷；而苏辙以名器私赠友亲，相与表里以紊朝政。丞相吕大防、御史中丞李之纯等人于朝堂之上，言之凿凿，极力为二苏申辩，指责董敦逸、黄庆基挟私以害忠良。于是，经廷议斥董敦逸、黄庆基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李之纯及御史杨畏、来之邵等人又言二人诬陷忠良，其责罚太轻。由是朝廷贬斥董敦逸知临江军，黄庆基知南康军。
因李之纯身患疾病，改任工部尚书。绍圣中，御史刘拯劾李之纯阿附苏辙，降职单州太守。旋卒，年75岁。留有奏议5卷，文集20卷。
因受“党祸”牵连，李之纯仕途多舛，曾被列入“后党”名单，屡受责难和破孩。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十二日，宋哲宗驾崩，宋徽宗赵佶继位，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共同处分军国重事，先后召回并重用一批被贬逐的守旧派大臣担任朝廷要职，并追复已故的守旧派重要人物官职，被时人称为“小元祐”。范纯仁、李之纯、吕陶、杨畏、苏轼、苏辙等25人恢复职位，或调回内地。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韩忠彦等人又奏言:“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复，不有追复，孰慰幽魂?”于是，五月二十二日，下令给予已故的元祐党人文彦博、吕大防、司马光、范祖禹、李之纯、高士英、孙升等33人，追认恢复官职与封号。
文史学俱有成就
李之纯在文学、史学等方面俱卓有成就。在北宋的文学革新中，他和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人一样，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他强调文章的内容重于形式，反对内容浮浅、单薄而又空泛，提倡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李之纯的各种体裁的文章，大都写得简洁明畅而又丰满生动。
李之纯因与后唐宰相李愚是隔朝的同乡，又有大体相同的经历，故作《真味堂》诗一首:
问渠真味苦作传，不着盐梅也自全。
鼋鼎大夫徒染指，曲车公子漫流涎。
胸中已有五千卷，徽外更听三两弦。
此区清馋何所嗜，宦途嚼蜡已有年。
李之纯一生交游甚广。与苏轼、苏辙昆仲及“苏门弟子”黄庭坚等人关系密切，多有诗词文赋唱酬。与冯山、沈遘、元绛、王安国、吕陶、范祖禹等朝中重臣多有文字交。与理学家程颐等交厚，如祠部郎中、赠太师冯山的《安岳集》中，有赠李之纯宝文二首，对其为人为官赞誉甚高。
其一:
平生玉帐耻论兵，劝学儒风已自成。
惟有爱民常惨怛，况曾廉俗旧澄清。
直将经济为仁术，不假中和助政声。
从此回翔归柄用，更推忠厚福群生。
其二:
邂逅当年最见知，台光云雾阻重披。
忽闻颍上还朝日，正是漳滨养病时。
剑外江山愁别远，天边鸿鹄望归期。
西南遗爱情何限，千载羊公堕泪碑。
李之纯淳厚、博学，门徒甚广，著名学者王从之乃其一。他逝后，王从之以诗歌之、颂之，对尊师为人、为文、为官甚为感佩。
李之纯晚年曾回故里无棣祭奠祖灵，并建李氏书斋《真味堂》。清康熙六年《海丰县志》、民国十四年《无棣县志》及《山东通志》皆有载:真味堂在海丰县。抗战前夕，《真味堂》之匾额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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