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杲
弃承仕道，宜从出家
宗杲俗姓奚，出生在一个祖上为官，但已“家道日微”的小康家庭。自幼聪敏好学， 12岁就送入乡校学习儒家及诸子百家学说，家庭对他寄于厚望，希望能继承家风，步入仕途。
北宋时社会上学佛之风十分浓厚，宗杲的母亲就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受家庭和社会的习染，宗杲从小就表现出对佛教的特殊爱好和兴趣。距乡校不远有一座颇有影响的寺院惠云禅院，香火鼎盛，宗杲时常去院中聆听慧齐法师讲经说法。一日，宗杲在校与同学抛砚嬉闹，不想失手误伤了先生，先生一怒之下将他赶出了学堂，于是，他就干脆放弃继承家业和仕途之道来到禅院拜慧齐为师，专心向佛，17岁那年断然遁入空门。同年，便以灵根早具、慧性颖出而被授以具足戒，从而成为丛林中的一名比丘僧。
求学游方，遍访名师
出家以后，宗杲以极大的热情游弋于佛学的海洋之中。“虽在村院，常买诸家语录看，更喜云门睦州说话”。他喜欢阅读禅宗语录，尤其对禅宗五家之一的云门宗的语录更加兴趣。不久，宗杲又往景德寺怀江法师处求学，怀江见其气质不俗，兼之勤奋好学，便以终身所学尽倾于他，对宗杲佛学观的形成起到了较大影响。在怀江指点下宗杲游学禅宗曹洞门下，依从“曹洞诸老宿”，两年后完全掌握了曹洞宗的理论，并以其“智辩聪敏”，深为“曹洞诸老宿”赞赏，曾执意挽留加入曹洞法系，宗杲思前想后觉得要大彻大悟还得继续求师学法，于是婉言谢绝。后来到江西南昌泐潭山宝峰寺，投身于湛堂文准禅师门下学习黄龙禅法。前后六年的隐遁修行，使他的“定慧”功力日渐深厚，年仅29岁的宗杲业已成为饱览佛典、精通佛法的佛门僧侣。
政和六年（1116）按照老师文准临终时的嘱咐，宗杲又开始了四方参学。几经周折，政和七年四月，宗杲在京都天宁寺拜克勤为师，学习杨岐禅法。在这位佛学大师的悉心传授下，宗杲在佛学、参究公案诸方面都获得相当的长进与提高。一天，宗杲偶然听到克勤在禅室问众僧“有句无句如藤倚树”之语，遂急忙趋前探问“师傅曾就此话问过五祖法师，那么五祖法师是如何回答的呢?”克勤笑而不语，宗杲再问，克勤答曰：“五祖法师答道，有‘有句’便有‘无句’，无‘有句’便无‘无句’”。宗杲听罢沉思片刻，豁然醒悟，大喊一声：“我懂了”。克勤又举了一些例子来验证，宗杲均一一给予0回答。克勤喜出望外，认为他根利慧坚功底深厚是可以托付之人。一个月后，遂撰写《临济正宗记》一文交给他，让他掌管寺院记室工作，并命宗杲为僧众居士讲经说法。据史书记载，此刻宗杲“握手中竹篦，以验学者，名振丛林，誉闻京师。”此时的宗杲，犹如一块璞玉浑金，经过怀江、文准、克勤等法师的悉心打磨后，已经开始闪现熠熠光辉。
弘扬佛法，倡导“看话禅”
宗杲觉悟不久，克勤便因年老体弱回四川去了。当时正值金兵入侵，北宋灭亡，宋室南移，宗杲也告别师门，随之离京南下。此时的宗杲正是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学有功底。他抱着广布佛法的宏愿，一方面寻访名师继续求学问道，另一方面也不断接受邀请到一些寺院讲经论道，开始了一生的传教-事业。几年间，他先后到过苏州的虎丘、安徽的九华、江西的云居以及湖南、福建、浙江等地，足迹所至，声誉鹊起，慕名者纷纷前来问学请教，宗杲均悉心讲说，诲人不倦，使杨岐法系一路南扬。南下途中，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痛苦和绝望，在宗杲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为了宽解他们心灵上的重荷，给他们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宗杲开始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进一步把佛教推向社会，找出一种既能让禅僧尽快达到见性成佛的境界，又能让士大夫和广大平民百姓都容易修习简捷易行的好方法。经过长时间慎密的思考，宗杲决心从革除时下禅僧参禅日益公式化、繁密化等弊端开始，在总结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开创出一条新路。
大约在绍兴元年，宗杲在江西云居山古云门庵创立了“看话禅”。所谓“看话禅”，也称为“看话头”，这是禅宗信徒们在追求大彻大悟，对于古代禅师所讲公案中的某些机缘语句进行内省式参究的一种方式。此种参习方式经宗杲大力提倡，在南宋年间极为流行，对整个佛教丛林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绍兴七年，应南宋丞相、抗金大将张俊之请，出任临安（今杭州）径山住持。宗杲到达径山后，先整宗风，大力倡导临济宗杨歧派的宗旨，然后大讲其主倡的“看话禅”，一时门庭若市。据史料记载：当时“释子学人争相投其门下”，聚集在他身边的僧众弟子达一千七百余人，不少达官贵人经常登山问道，有的还在山上建有居所，方便经常交谈理论，“于时士大夫争与之游”。“宗杲则以传道解惑为已任，点化众人，乐此不疲”。从此宗风大振，号称临济再兴。在这期间宋钦宗曾赐号“佛日禅师”。一时世内居士、世外僧众无不敬仰，被后世丛林尊称为临济宗杨歧派六世宗师。
提倡忠义，爱国爱教
中国佛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贯具有入世向上的特点的，这种入世向上精神，除表现在提倡忠义、反对-外，更重要的还表现在爱国爱教上面。在宋代丛林中具有这种爱国思想的僧人是不多的，而宗杲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宗杲认为，佛教徒也应同忠义之士一样，具有爱教、忠君、爱国的思想。他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则体同”，认为，佛家的觉悟（菩提心）应该与忠君爱国的觉悟（义）相结合。宗杲还指出：“忠与孝也是一致，只有集忠孝于一身才能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他认为，只要是一切遵照圣人的要求去做，身体力行去忠君孝亲，也就达到了佛门修行的极高境界。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因此宗杲与当时坚决主张抗金反对议和的南宋礼部待郎张九成等人都有很好的交情，他们对积极抗战有着共同的认识，尤其反对议和-的秦桧。有一次在与张九成论及时事和国家政局时曾即席作偈云：“神臂弓一发，透过千重甲。仔细拈来看，当甚臭皮囊。”把反对议和主张抗金的岳飞、韩世忠、张九成等人比作“神臂弓”，把曲膝投降主张议和的秦桧比作“臭皮囊”。秦桧得知后，将张九成定罪贬黜，宗杲以“坐议朝廷”罪名毁了衣牒、夺了居寺资格，流放衡州（今衡阳）。传说，宗杲抵衡州前夕，太守及市民都梦见定光佛入城，“从之者万余人，当时訇然以为定光佛降世矣。”秦桧闻知后更加嫉恨，又把宗杲充军到广东梅州，但这并没有使宗杲放弃对佛法的追求，更没有放弃反对议和的主张。在流放充军的十五年间，他始终坚持为身边的参禅僧人讲说公案语录，为求道学佛之人论述抗御外敌、振兴国家的主张，为保佑国家平安、丛林安宁而以心向佛、默默祷告，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来弘扬佛法，为国效力。
鞠躬尽瘁，功德千秋
宗杲遇赦后，先后曾住育王山和径山，此时宗杲已是享誉禅宗界的泰斗。绍兴三十二年，宗杲已是74岁高龄的老人了，且体弱多病，但仍以接待求道之人为己任，日无虚闲。宋孝宗为褒奖宗杲对国家对佛教作出的卓越贡献又赐其“大慧禅师”称号。
抗金战事依然继续，但宗杲却悄悄走到他生命的尽头。隆兴元年七月下旬，宗杲复又得病，他已预感到是佛祖在召唤自己了，遂与众僧嘱托了后事。八月九日，宗杲忽然对身旁人说：“我明天就要归寂佛国了”，第二天凌晨，他从容起身焚香沐浴后即给孝宗皇帝和张俊等几位好友写了书信。写完，他最后一次看了看围立在侧的信徒诚惶诚恐而又悲戚万端的面容，摆了摆头，欣然提笔在纸上写下：“生也只凭么，死也只凭么，有偈与无偈，是什么热?”书毕面露微笑，趺坐而逝，时年75岁。
宗杲不但辩才纵横而文才也是出类拨萃。宋朝学者祖琇撰写的《僧宝正续传》中对宗杲作了如下评论：“凡中夏有祖以来，彻法源，具总持，比肩列祖，世不乏人。至于悟门广大，肆乐说无碍，辩才浩乎沛然如大慧师，得非间世欤。” 宗杲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正法眼藏》、《指源集》、《宗门武库》、《辩正邪说》等佛学文集。
宗杲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代宗师，其主要的贡献，是他倡导和完善了“看话禅”，进一步把禅推向了社会；主张释儒融合，并且能把自己的宗教实践与忠君爱国的世俗理想紧密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这种创新和结合，才使得南宋以后的禅宗盛势不衰，至今仍是中国佛教的主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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