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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兰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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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兰珍(1908—1949),又名潘若云,潘云仙,生于江苏省通州余西镇大悲殿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小陈独秀29岁。以其忠贞的爱情、豪侠的气质,伴随陈独秀走过其最后十年的人生之路。
  悲惨童年潘兰珍四岁那年,紧依长江下游北岸的南通在一场风暴之后成了一片汪洋,灾民也便象汪洋一般四处漫流。其父在1911年也带着全家逃荒至上海,在浦东谋生。上海码头上,他做搬运工、做挑夫,帮旅客搬运行李货物,后来又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装卸工,以拼卖苦力维持全家生计,但还是捉襟见肘。其母在操持家务之余无奈带着她出外捡破烂、拾煤渣。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潘兰珍渐渐长大了,她过早地承受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成了父母的得力助手。
  在她七八岁时,家里又添了弟弟和妹妹,清贫的生活日渐困顿。这样又煎熬到10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便去一家纺织厂做了包身工。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已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屈辱的生活,超负荷的劳动,使潘兰珍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也更加速了她的成熟,十七八岁时她己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朴素的衣着掩遮不住青春的光彩。
  不幸遭遇不想,这份天然的美丽却给他带来了人为的灾难。工厂里的一些流氓工头狼群般地整天纠缠着她,特别是在上夜班时,她更是心惊肉跳,无处藏身。其中一个工头,表面上大骂那些欺侮潘兰珍的流氓是狼群,对她表示极度关心,大献殷勤,并强行做她的“保护者”,但实质上为了达到一个独占的目的。几次夜闯潘兰珍住处威胁强迫遭拒后,他便在上班时寻故找茬,责罚打骂,受尽了屈辱,一个孤苦无助的弱女子终于在软硬兼施下屈服了。在衣冠禽兽的挟迫下与其同居并生下一子,不久夭折。
  在与虎狼相伴中,潘兰珍经受了非打即骂的非人的折磨,孩子的夭亡更使她雪上加霜,他为了抛弃她,常常以无端的暴力让她“心死”,每次潘兰珍都在那种“重刑”下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肉体的折磨,精神的刺激,使她终于在忍耐的极限上决定永远离开这个恶魔。她逃离了虎口,孤苦伶仃地隐居在上海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后楼的亭子里。
  与陈独秀相识1930年,潘兰珍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做工,住在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一个亭子间里。也许是缘分,陈独秀被国民党悬赏三万大洋通缉,也躲到贫民窟里来了。
  陈独秀当时用的是化名,每日深居简出……潘兰珍比陈小29岁,她怎么会爱上这个身处困境的老头呢?兰珍苦难深重,四岁即随父母逃荒到沪。父亲在一家烟草公司当装卸工,母亲拾废品。后来又有了弟弟、妹妹,全家生活无着,兰珍便去当童工,受尽了工头恶霸的-。看到这位邻居先生虽潦倒,但识字明理,平等待人,且具有爱心,兰珍感到很是“幸会”。当时陈独秀教兰珍识字,她进步很快。他们同居两年,兰珍估计自己不会生育了,就抱养了一个女儿,陈独秀为其取名凤仙,姓潘。一次兰珍送孩子回南通,恰在这时,陈独秀被捕了。
  潘兰珍回到上海,听说她的先生被抓走,且是共党要犯,名字叫陈独秀,其惊骇可想而知……陈独秀被捕,舆论界震惊,极右分子呼吁国民党中央将他“立即处决”。陈独秀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可是,他在由沪至宁的火车上,还能呼呼酣睡,一时传为佳话。“不可能再见到兰珍了。”陈独秀当时这样想。因为自己是临刑的要犯,而且对她隐瞒了身份,甚至连真名字也没有告诉她。她年纪轻轻,还会来找我这个在押的老头吗?但是,兰珍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好人,而且爱情的力量推动她毫不犹豫地奔赴南京,来到老虎桥监狱。兰珍的到来,出乎陈独秀意料。他非常感动,但只能说:“你快回去,好歹上海还有工作。你想想,我在监狱里还能给你什么呢?”陈独秀的学生段锡朋暂叫兰珍住到他家。兰珍看到监狱对陈独秀颇为宽大,来访者都可接见,就决定克服困难,留下来照顾他的生活。她说:“段家是大官(教育部次长),住在那里不方便。”遂在监狱旁租了间房子,自力更生,洗涮缝补,做点零工,维持生计。潘兰珍的主要心思是就近到监狱照顾陈独秀。兰珍的这一决定,让陈独秀深感意外。
  狱中生活“陈案”震动全国。一些人或感念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或钦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尊重他的人格,纷纷进行营救工作。如蔡元培、柳亚子、翁文灏、林语堂、胡适、蒋梦麟、杨杏佛……都以不同的方式争取对陈独秀公开审理,反对暗箱操作及按军法从事。对这些人,兰珍并不熟悉,但是对“国母”宋庆龄她是耳熟能详的。宋庆龄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兰珍记得在上海,初和陈独秀恋爱时,他说:“我们的年纪差别太大了。”她还举出孙中山、宋庆龄的例子来,辩解说:“年纪是次要的。”开庭时,陈独秀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演说,他丝毫没有争取从宽处理的打算,而是抓紧机会进行一次政治斗争。他居然为自己建立共产党、要解放工农、要推翻反动政府的正义性作辩解。章士钊大律师义务为他辩护,说了许多争取从轻处理的话。陈独秀立即说:“这话不代表我。”他以刚烈的性格,演出了审判史上罕见的一幕。
  陈独秀被判刑13年,后减为8年。漫长的牢狱生活开始了,兰珍一直守护在附近,三天两头去照顾他的生活。她是自由的,跑腿、采购和进行联络都是她的事情。来看望陈独秀的朋友很多,兰珍因此也大开眼界。胡适和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胡适不止一次从北平来宁,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
  另外,陈独秀还有大量的诗作,兰珍为之收拾文稿,整理书籍,常伴左右。上面对陈的看管有“从宽”的指示,陈独秀和兰珍也常把客人送来的吃的东西,分赠给看管人员。所以,他享有特殊的待遇,住一个单间,十多平方米,有床和书桌,伙食是两菜一汤。陈独秀感到最大的快乐是读书,他认真研读马恩、托洛茨基的著作和经济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常常通宵达旦。朋友们来,可以在牢里开怀畅叙。画家刘海粟来,陈独秀说:“你伟大,居然敢画裸体模特。”刘说:“你是更伟大了……”一次,监狱长忽有所闻,不对陈当面批评,而是提审陈的难友濮德志,嘱其转告陈:“居然和兰珍在牢房里有‘房事’行为。传出去我们也要坐牢了。”陈闻言大怒,说:“孔子曰:‘食色,性也。’这是人性。我不是人吗!?”1938年初,日机轰炸南京,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他对兰珍说:“南京是敌人轰炸的重点,你快回南通家里去!”兰珍说:“我怎么能走,死就死在一块儿吧。”日寇兵临城下,蒋介石想放陈独秀出去,要求他写一书面检查,他坚决拒绝。胡适出使美国,临行时致函蒋氏,吁请释放陈独秀。这给了蒋一个台阶,蒋也送胡一个人情。还不仅如此——陈独秀出狱后,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宴请。他们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发言:“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颠沛流离南京危急,陈独秀和兰珍便西去武汉。船过安庆,他没有下船,不免感叹、悲伤,那是他的故乡。原配夫人是因父母之命结合,生了三子二女。两个儿子因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杀害,长女前去收尸,不允,在上海暴病身亡。夫人在悲苦之中煎熬,直至去世。
  第二次婚姻是和妻子的妹妹结合,两人个性不和,又分手了。念及往事,陈对家人深有歉疚之情,这使他更加珍爱兰珍,好发脾气的他,从未对兰珍发过脾气。
  陈独秀树大招风,各色人等不断来访,还有国民党特务监视,他深感武汉乃是非之地。加之日机不断轰炸,他们在友人的帮助下,西去重庆后又上溯90公里到达四川江津县。故乡安庆失守,儿子松年(陈前妻的三儿子)带祖母、妻子及孩子也-到四川。那时一家六口住在一起,养母已失明。独秀至孝,亲侍汤药,亲手喂饭。兰珍更是孝敬如母,每日不厌其烦地为婆母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揉腰。她不断受到婆母的夸奖。一家人挤住在一起,难免会有矛盾,兰珍总是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无米下锅,兰珍当了自己的戒指和耳环,并不告诉家人。
  陈独秀历尽人生坎坷,晚年尤其不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潘兰珍这位年轻的妻子陪伴。松年回忆说:“她(指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了。她平时少言寡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都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生。”不久,儿子、儿媳分别到学校去教书,陈独秀一家也离开了江津县城这个有大量难民涌入的嘈杂之地,到了山村鹤山坪——一个四周高山耸立、人迹罕至的地方。没有想到,陈独秀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人们注目的地方。鹤山坪杨氏山庄,是当地豪门。庄主在外地工作,得知陈独秀到了他们那儿,便立即通知家人腾出最好的房子妥为接待。
  晚年,在陈独秀和病魔的斗争中,兰珍终日相伴。陈独秀亡故于1942年5月27日,享年63岁。他给潘兰珍的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遵照陈独秀的遗言,潘兰珍在四川一农场劳动四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一小学校食堂工作。她和养女小凤仙曾在南通、上海团聚。1949年春潘兰珍因患子宫癌,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
  刚正不阿1932年10月的一天,潘兰珍带着女儿回到南通县余西老家。没想到她回家没几天,即在当月15日夜里,陈独秀被捕了。当潘兰珍回到上海住地,得知自己丈夫李先生被抓走了,一下子惊呆了。她父亲正好从街上买回一张10月20日的报纸,打开一看,头版头条写着“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刊载着陈独秀的一幅照片。潘兰珍一看照片,几乎晕倒在地。她口中喃喃地唠叨着:“李先生,你这个李老头,原来你是陈独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把报纸都浸湿了一大半。思来想去,她决定去南京看望陈独秀。
  潘兰珍就打点行装去了南京,一边在南京租屋揽活赚钱,一边抽时间陪伴和服侍陈独秀。陈独秀在南京一共坐了五年大牢,潘兰珍便给他送了五年牢饭。当时可是谈“共”色变的时代啊,当时的潘兰珍有一万个明哲保身的理由,她和陈独秀一刀两断乘机远遁,估计是没一个人会责怪她的,但是潘兰珍没有!狱中的陈独秀也在为潘兰珍忧虑,潘兰珍成了他委托狱外事务的重要内容。陈独秀曾将此事委托给老友高语罕。
  陈独秀在被拘半个月后,曾要高语罕再到他们的住处寻找潘兰珍的财物,1932年11月30日,他致函对高语罕说:“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他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在得知道潘兰珍待托付养女之后要来监狱探视时,陈独秀则于1932年12月13日致高语罕的信中让他转告潘兰珍:“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还曾向高语罕询问潘兰珍的态度时说:“她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有怨言否?”有无怨言又有什么重要的呢?重要的是潘兰珍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陈独秀。
  1942年5月,陈独秀在江津瞑目长辞了,陈独秀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兰珍一直谨守着此遗言走完人生的旅程。陈独秀在潘兰珍心里,永远有着一处无法替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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