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兰珍

　　潘兰珍（1908—1949），又名潘若云，潘云仙，生于江苏省通州余西镇大悲殿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小陈独秀29岁。以其忠贞的爱情、豪侠的气质，伴随陈独秀走过其最后十年的人生之路。
　　悲惨童年潘兰珍四岁那年，紧依长江下游北岸的南通在一场风暴之后成了一片汪洋，灾民也便象汪洋一般四处漫流。其父在1911年也带着全家逃荒至上海，在浦东谋生。上海码头上，他做搬运工、做挑夫，帮旅客搬运行李货物，后来又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装卸工，以拼卖苦力维持全家生计，但还是捉襟见肘。其母在操持家务之余无奈带着她出外捡破烂、拾煤渣。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潘兰珍渐渐长大了，她过早地承受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成了父母的得力助手。
　　在她七八岁时，家里又添了弟弟和妹妹，清贫的生活日渐困顿。这样又煎熬到10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便去一家纺织厂做了包身工。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已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屈辱的生活，超负荷的劳动，使潘兰珍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也更加速了她的成熟，十七八岁时她己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朴素的衣着掩遮不住青春的光彩。
　　不幸遭遇不想，这份天然的美丽却给他带来了人为的灾难。工厂里的一些流氓工头狼群般地整天纠缠着她，特别是在上夜班时，她更是心惊肉跳，无处藏身。其中一个工头，表面上大骂那些欺侮潘兰珍的流氓是狼群，对她表示极度关心，大献殷勤，并强行做她的“保护者”，但实质上为了达到一个独占的目的。几次夜闯潘兰珍住处威胁强迫遭拒后，他便在上班时寻故找茬，责罚打骂，受尽了屈辱，一个孤苦无助的弱女子终于在软硬兼施下屈服了。在衣冠禽兽的挟迫下与其同居并生下一子，不久夭折。
　　在与虎狼相伴中，潘兰珍经受了非打即骂的非人的折磨，孩子的夭亡更使她雪上加霜，他为了抛弃她，常常以无端的暴力让她“心死”，每次潘兰珍都在那种“重刑”下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肉体的折磨，精神的刺激，使她终于在忍耐的极限上决定永远离开这个恶魔。她逃离了虎口，孤苦伶仃地隐居在上海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后楼的亭子里。
　　与陈独秀相识1930年，潘兰珍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做工，住在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一个亭子间里。也许是缘分，陈独秀被国民党悬赏三万大洋通缉，也躲到贫民窟里来了。
　　陈独秀当时用的是化名，每日深居简出……潘兰珍比陈小29岁，她怎么会爱上这个身处困境的老头呢？兰珍苦难深重，四岁即随父母逃荒到沪。父亲在一家烟草公司当装卸工，母亲拾废品。后来又有了弟弟、妹妹，全家生活无着，兰珍便去当童工，受尽了工头恶霸的-。看到这位邻居先生虽潦倒，但识字明理，平等待人，且具有爱心，兰珍感到很是“幸会”。当时陈独秀教兰珍识字，她进步很快。他们同居两年，兰珍估计自己不会生育了，就抱养了一个女儿，陈独秀为其取名凤仙，姓潘。一次兰珍送孩子回南通，恰在这时，陈独秀被捕了。
　　潘兰珍回到上海，听说她的先生被抓走，且是共党要犯，名字叫陈独秀，其惊骇可想而知……陈独秀被捕，舆论界震惊，极右分子呼吁国民党中央将他“立即处决”。陈独秀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可是，他在由沪至宁的火车上，还能呼呼酣睡，一时传为佳话。“不可能再见到兰珍了。”陈独秀当时这样想。因为自己是临刑的要犯，而且对她隐瞒了身份，甚至连真名字也没有告诉她。她年纪轻轻，还会来找我这个在押的老头吗？但是，兰珍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好人，而且爱情的力量推动她毫不犹豫地奔赴南京，来到老虎桥监狱。兰珍的到来，出乎陈独秀意料。他非常感动，但只能说：“你快回去，好歹上海还有工作。你想想，我在监狱里还能给你什么呢？”陈独秀的学生段锡朋暂叫兰珍住到他家。兰珍看到监狱对陈独秀颇为宽大，来访者都可接见，就决定克服困难，留下来照顾他的生活。她说：“段家是大官（教育部次长），住在那里不方便。”遂在监狱旁租了间房子，自力更生，洗涮缝补，做点零工，维持生计。潘兰珍的主要心思是就近到监狱照顾陈独秀。兰珍的这一决定，让陈独秀深感意外。
　　狱中生活“陈案”震动全国。一些人或感念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或钦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尊重他的人格，纷纷进行营救工作。如蔡元培、柳亚子、翁文灏、林语堂、胡适、蒋梦麟、杨杏佛……都以不同的方式争取对陈独秀公开审理，反对暗箱操作及按军法从事。对这些人，兰珍并不熟悉，但是对“国母”宋庆龄她是耳熟能详的。宋庆龄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兰珍记得在上海，初和陈独秀恋爱时，他说：“我们的年纪差别太大了。”她还举出孙中山、宋庆龄的例子来，辩解说：“年纪是次要的。”开庭时，陈独秀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演说，他丝毫没有争取从宽处理的打算，而是抓紧机会进行一次政治斗争。他居然为自己建立共产党、要解放工农、要推翻反动政府的正义性作辩解。章士钊大律师义务为他辩护，说了许多争取从轻处理的话。陈独秀立即说：“这话不代表我。”他以刚烈的性格，演出了审判史上罕见的一幕。
　　陈独秀被判刑13年，后减为8年。漫长的牢狱生活开始了，兰珍一直守护在附近，三天两头去照顾他的生活。她是自由的，跑腿、采购和进行联络都是她的事情。来看望陈独秀的朋友很多，兰珍因此也大开眼界。胡适和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胡适不止一次从北平来宁，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
　　另外，陈独秀还有大量的诗作，兰珍为之收拾文稿，整理书籍，常伴左右。上面对陈的看管有“从宽”的指示，陈独秀和兰珍也常把客人送来的吃的东西，分赠给看管人员。所以，他享有特殊的待遇，住一个单间，十多平方米，有床和书桌，伙食是两菜一汤。陈独秀感到最大的快乐是读书，他认真研读马恩、托洛茨基的著作和经济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常常通宵达旦。朋友们来，可以在牢里开怀畅叙。画家刘海粟来，陈独秀说：“你伟大，居然敢画裸体模特。”刘说：“你是更伟大了……”一次，监狱长忽有所闻，不对陈当面批评，而是提审陈的难友濮德志，嘱其转告陈：“居然和兰珍在牢房里有‘房事’行为。传出去我们也要坐牢了。”陈闻言大怒，说：“孔子曰：‘食色，性也。’这是人性。我不是人吗！？”1938年初，日机轰炸南京，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他对兰珍说：“南京是敌人轰炸的重点，你快回南通家里去！”兰珍说：“我怎么能走，死就死在一块儿吧。”日寇兵临城下，蒋介石想放陈独秀出去，要求他写一书面检查，他坚决拒绝。胡适出使美国，临行时致函蒋氏，吁请释放陈独秀。这给了蒋一个台阶，蒋也送胡一个人情。还不仅如此——陈独秀出狱后，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宴请。他们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发言：“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颠沛流离南京危急，陈独秀和兰珍便西去武汉。船过安庆，他没有下船，不免感叹、悲伤，那是他的故乡。原配夫人是因父母之命结合，生了三子二女。两个儿子因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杀害，长女前去收尸，不允，在上海暴病身亡。夫人在悲苦之中煎熬，直至去世。
　　第二次婚姻是和妻子的妹妹结合，两人个性不和，又分手了。念及往事，陈对家人深有歉疚之情，这使他更加珍爱兰珍，好发脾气的他，从未对兰珍发过脾气。
　　陈独秀树大招风，各色人等不断来访，还有国民党特务监视，他深感武汉乃是非之地。加之日机不断轰炸，他们在友人的帮助下，西去重庆后又上溯90公里到达四川江津县。故乡安庆失守，儿子松年（陈前妻的三儿子）带祖母、妻子及孩子也-到四川。那时一家六口住在一起，养母已失明。独秀至孝，亲侍汤药，亲手喂饭。兰珍更是孝敬如母，每日不厌其烦地为婆母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揉腰。她不断受到婆母的夸奖。一家人挤住在一起，难免会有矛盾，兰珍总是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无米下锅，兰珍当了自己的戒指和耳环，并不告诉家人。
　　陈独秀历尽人生坎坷，晚年尤其不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潘兰珍这位年轻的妻子陪伴。松年回忆说：“她（指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了。她平时少言寡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都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生。”不久，儿子、儿媳分别到学校去教书，陈独秀一家也离开了江津县城这个有大量难民涌入的嘈杂之地，到了山村鹤山坪——一个四周高山耸立、人迹罕至的地方。没有想到，陈独秀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人们注目的地方。鹤山坪杨氏山庄，是当地豪门。庄主在外地工作，得知陈独秀到了他们那儿，便立即通知家人腾出最好的房子妥为接待。
　　晚年，在陈独秀和病魔的斗争中，兰珍终日相伴。陈独秀亡故于1942年5月27日，享年63岁。他给潘兰珍的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遵照陈独秀的遗言，潘兰珍在四川一农场劳动四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一小学校食堂工作。她和养女小凤仙曾在南通、上海团聚。1949年春潘兰珍因患子宫癌，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
　　刚正不阿1932年10月的一天，潘兰珍带着女儿回到南通县余西老家。没想到她回家没几天，即在当月15日夜里，陈独秀被捕了。当潘兰珍回到上海住地，得知自己丈夫李先生被抓走了，一下子惊呆了。她父亲正好从街上买回一张10月20日的报纸，打开一看，头版头条写着“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刊载着陈独秀的一幅照片。潘兰珍一看照片，几乎晕倒在地。她口中喃喃地唠叨着：“李先生，你这个李老头，原来你是陈独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把报纸都浸湿了一大半。思来想去，她决定去南京看望陈独秀。
　　潘兰珍就打点行装去了南京，一边在南京租屋揽活赚钱，一边抽时间陪伴和服侍陈独秀。陈独秀在南京一共坐了五年大牢，潘兰珍便给他送了五年牢饭。当时可是谈“共”色变的时代啊，当时的潘兰珍有一万个明哲保身的理由，她和陈独秀一刀两断乘机远遁，估计是没一个人会责怪她的，但是潘兰珍没有！狱中的陈独秀也在为潘兰珍忧虑，潘兰珍成了他委托狱外事务的重要内容。陈独秀曾将此事委托给老友高语罕。
　　陈独秀在被拘半个月后，曾要高语罕再到他们的住处寻找潘兰珍的财物，1932年11月30日，他致函对高语罕说：“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他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在得知道潘兰珍待托付养女之后要来监狱探视时，陈独秀则于1932年12月13日致高语罕的信中让他转告潘兰珍：“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还曾向高语罕询问潘兰珍的态度时说：“她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有怨言否？”有无怨言又有什么重要的呢？重要的是潘兰珍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陈独秀。
　　1942年5月，陈独秀在江津瞑目长辞了，陈独秀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兰珍一直谨守着此遗言走完人生的旅程。陈独秀在潘兰珍心里，永远有着一处无法替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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