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俗社

　　秦腔是我国北方古老剧种之一，被尊称为“中国戏剧鼻祖”，其唱腔精犷、豪放，需气运丹田，神聚于一方能发声，故唱秦腔不叫“唱”，而称做“吼”。曾有一河南人，携豫剧来陕，与西安一碎娃打赌，论秦豫长短，河南人吼几声秦腔后，脖子不能直起，故留下“来陕西我好不惶，唱秦腔把我的脖颈唱成歪歪”的笑话。

　　秦腔须生慷慨激昂，昊角编者绵韵悠长，丑角则生倔愣、生、昊、净、丑声调分明，各有千秋，充分体现了秦地秦人的性格特征。

　　曾在这里，不知上演过多少出秦腔戏，每当谈起西安易俗社，我都会想起一个人，那就是高培支老先生，按辈分我应该称他太爷爷，由于时间久远，未曾谋面，只有在一些老人的叙述中了解这位戏曲大师，易俗社社长的一些事情了。

　　在日军入侵，国难当头的1937年底，西安易俗社在北京、西安连续上演了《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宣扬抗敌爱国的优秀秦腔剧作，却遭到日寇及汉奸的疯狂报复。空袭古城的日军飞机，在汉奸的信号弹“引导”下，将多颗炸弹“定向”投到易俗社。剧场屋顶被炸翻，剧社5名职工及家属不幸遇难！

　　易俗社所有演职人员，在进步人士、戏剧家高培支、封至模等先生带领下，团结一心，以舞台为阵地，以戏剧为刀枪，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精忠报国”抗日大戏，在唤起民众，团结抗战中树起了一面鲜艳旗帜！

　　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易俗社全体演职人员丝毫没有畏惧和退缩。大家怀着悲愤的心情送葬了轰炸中遇难的员工后，在社长高培支领导下，又投入到紧张的抗日救亡宣传中。“剧场被炸毁，西安市内人心很乱。剧社决定排戏不停，抗日宣传不停。因此，剧社每天给我们发10个馍背上，来到城外的南郊观音庙村（现文艺路附近）的防空洞里，继续排练了一批新编的抗日剧目。在此国难当头时，易俗社一些新老知识分子更是心忧国难，创作情绪被极大激发。此时，尽管环境非常艰难，但他们却接连创作了许多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剧本，其中有冯杰三的《投笔从戎》郝心田的《平民革命》等。尤其以樊仰山的《长江会战》《血战永济》《湘北大捷》《民族魂》《牧童艳遇》等最为有名，被称为抗战五部曲。”

　　西安事变后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告成，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酝酿成立战地记者团和战地剧团到前线去宣传演出。1937年7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著名作家丁玲任主任，成员大都是抗大的学生。

　　1938年3月初，战地服务团奉命由山西前线来到西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西安抗敌救援会的协助下，住在莲湖公园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演出地点特意选定在易俗社内。

　　“在交涉租借易俗社剧场演出时，时任社长的高培支由于对战地服务团了解不多，因此先答应收取少量的租费。但当看到服务团的同志们，积极上街张贴抗日标语和宣传抗日的戏报，演戏时又座无虚席，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高社长因此颇受感动。尤其是看到服务团在开场演出时，除演员、乐队外，领导和其他人员都参加服务工作，如检票、对号、打杂全包下来。这一切，使高培支对服务团的认识起了根本变化。

　　他在易俗社的社员会上，多次要求大家以服务团为‘梨园楷模’，学习他们的吃苦精神。并经常对易俗社其他同人感慨地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的军队！’随后，易俗社演员与战地服务团演员们很快打成一片。演出期间，易俗社演员们与战地服务团配合默契，并积极帮助排练、化装、赠戏衣和饰演配角。服务团演秦腔时，有的演员生了病，易俗社演员肖国华立即顶替上演。临别时，高培支果断决定，免收服务团应交的700元场租费。后来当服务团离开西安时，易俗社还特意送给了战地服务团全套生、旦、净、丑行头，资助抗日宣传工作。后来听说，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套完整的秦腔行头。1985年，丁玲来西安时，还特别惦记着高培支和易俗社，并专程来到易俗社，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当年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