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
武则天，是一个颇具历史魅力的名字，是一个似传奇而非传奇的历史名人。她是唐王朝开国功勋武士镬之次女，千古名帝唐太宗之嫔妾，高宗李治之皇后。她在佐执朝政30年后，亲临帝位，自封“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封建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帝。她从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她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历史功绩，昭然史册，诚如宋庆龄先生客观之评价：“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后自造文字更名武曌，谶书谓之“止戈不离身，二目在空中”。唐北都太原文水人。生于武德七年（624年）正月，卒于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生母是武士彟之续妻，陇右士族、隋朝宰相、遂宁公杨达之女。她出生于初唐新贵显宦之家，饱受显赫权势、豪奢生活之薰陶，养就无限的权力欲。然而，汉唐以来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武氏庶族之门第，低微之出身，又使她饱受士风流俗之轻视。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深刻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造就她狂妄地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不达唯我是从之目的决不罢手的坚韧性格；形成她以冷酷手段报复一切，残忍嗜杀的阴暗心里。这些从她参政乃至于“南面称孤”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表现得至为突出，成为她一生功过参差的修养、品德、性格和心里根源。
武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识其可造之才，遂悉教其读书识字，通晓事理，洞察人情世态。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都奠下一定基础，尤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武则天以才貌出众，入选宫中。对此“举家哭泣”，她却劝尉：“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新唐书·则天皇后传》）受封“才人”后，则天行事干练，善解人意，再加上姿色娇艳，颇得太宗欢心，遂赐号“武媚”，习称“媚娘”。时日既久，太宗又发现则天学识尚好，且懂礼仪，便把她从侍奉穿衣的行列，调入御书房侍候文墨。这一变故使武则天能够接触皇家公文，得晓宫廷大事，并能读到许多鲜见的书籍典章。使之眼界顿阔，日渐通晓官场韬略与权术。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26岁的武则天与所有嫔妃，被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即皇帝位后，因侍奉太宗病时，对其极有兴趣，遂经常借故往来于大内与感业寺之间，与则天谋面，最终在两三年后借王皇后与淑妃争宠之隙，重诏则天入宫，晋封为“昭义”。永徽六年（654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斗争中，根基日牢、胜券在握，遂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皇后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商定。当高宗把废黜皇后王氏，欲立武氏之打算向长孙无忌、诸遂良等元勋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反对。他们以武氏出身卑微、曾为先帝嫔妃为由竭力阻挠。而早与武则天同谋的许敬忠以及李义府、李勋（徐世绩）等一班朝中要员，则尽力为之呼号。尤其是李勋一句“立后乃为陛下家事”，终使高宗断然颁诏，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自此，皇家内宫大权，尽落武氏之手。
取得皇后之尊的武则天，并没有停止攫取唐室最高权力的步伐，她的通文史、多权谋、精明机智、诡变不穷之长，得到充分施展，使高宗在宠爱之余，另眼相看。她则趁此机缘，积极参与朝政，“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4年）至显庆四年（659）的5年中，她先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再黜中书门下平章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并罢免朝中诸、长孙追随要员20多人，巩固和扩大了后党势力，扫除了其觊觎朝政、独揽大权之障碍。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因患风眩，目不能久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朝政。武则天也由幕后走上前台，从参政步入执政，史称“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后来，高宗以为大权旁落，图谋收回朝政，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由于机事不密，“谋泄不果”，武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下手为强，诛杀上官仪，制约众朝臣。高宗之举，功亏一篑，胎死腹中。更由于武氏则天，处理政务，弛张有法；断决国事，板眼有章，甚为群臣敬服。不似高宗久诿拖延，使臣下进退维谷。所以，高宗虽厌其难以驾驭，而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于她，索性任其行事，同临“紫宸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并于上元元年（674年）颁诏天下，自号“天皇”，尊武氏“天后”，天下谓之“二对”。此后，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天后掌控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亲临政坛，到天授元年（690年）正武称帝的16年中，她为最终登上皇帝宝座，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在帝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后则不念母子之亲，将其鸩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高宗委李贤以监国之重任，李贤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寻找借口，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天年（683年）高宗卒，李显继位为中宗，武氏则天便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很快废掉中宗，贬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睿宗。而李旦却是昏聩无能之辈，名为帝王，实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时机成熟，遂先借名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太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接着又一手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6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的壮举。在此之前，武氏相继镇压了徐敬业扬州发难，李冲博州、李贞豫州之叛乱，恐怖的斩杀，广泛的株连，使政治上的反对派噤若寒蝉。至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则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山呼万岁声中，登临大室，实现了长期以来梦寐以求之夙愿，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拉开她一生最为辉煌的帷幕。这年，她已是67岁高龄。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的30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与冷酷果敢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14年中，则更充分地表现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的杰出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称帝后的武则天，极为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之人才，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而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馆，储备有才之人。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网罗人才创造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于是乎在她为帝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杰”、“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忠实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武氏也颇为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武周朝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在武周一朝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据史料统计，高宗永徽间全国总户数为380万户，到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渐增至615万户，几乎增长一倍。仅此一例，即可看出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
在抗击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友善相邻诸国等方面，武则天继承和发展了唐太宗的民族怀柔政策和 “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尤对吐蕃、契丹、突厥等周边部族的侵扰、背叛，采取坚决抵抗、讨伐的态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长寿元年（692年），则天采纳西州都督唐休景之建议，积极准备收复被吐蕃国侵占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经过近年的厉兵秣马，御命大将王孝杰出征，终于大破吐蕃，一举收复四镇，复置安西大都护府于龟兹。长安二年（702年），又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设置北庭大都护府，打通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自此安西大都护府与北庭大都护府，分辖天山北南两路（即今南疆、北疆），挫败了吐蕃之锐，维护了唐王朝版图完整和西陲之安宁。
在西败吐蕃，建置两府的过程中，唐东北边陲辽河上游的契丹族日见强盛。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契丹酋长率部发动叛乱，来势凶猛，一时狼烟四起，民不聊生。当时，西部与吐蕃的战事尚未停息；东北又生战乱，面对两线作战的武周政权，何去何从，众臣难以委决。武则天却成竹在胸，果断下令平叛，要将契丹之乱平息于初萌。果然，仅用一年时间便使契丹部族望风而降。之后，武则天又迅速实施安抚政策，命得力文臣配合平叛将帅，以强大的军事压力为后盾，及时对契丹百姓给以抚慰，攻心为上，不追旧恶，使之安心归附。充分地显示出女皇一代风流的政治家风度与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养军护军方面，武氏则天坚持边军屯田，减轻国库负担的政策。天授年间，大将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年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5年，所获“军粮，可支数十年。”正是由于这样，武周政权，军不忧补给，民不受战荒，既巩固了边防，又减轻了长途转运之劳，终使国家长治久安，日渐强盛。
当然，在武则天掌权执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她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她刑讯逼供，滥杀无辜，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她无度选官，致使官僚机构膨胀，必然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她好大喜功，生活奢靡，任意挥霍，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动力；她迷信惑众，滥造寺院，弄得“今之伽蓝，制过宫阙”，使大批良田被侵占，许多不良之徒侧身僧众，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负担和灾难。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有损于她的形象。不过，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用历史的功过来衡量裁定一个历史人物，她的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支流，与其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割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制度，破除门阀观念；重才惜才，不拘一格任用贤才；维护国家统一，积极平叛，反对0；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实施改革等历史功绩相比，难以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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